而這案子之所以難破， 主要原因是報案晚了。爹媽是開早餐店的， 每天凌晨四點起床乾活， 店面是前店後住家， 孩子就放在後面的嬰兒床裡， 店裡還有兩個小工，如果孩子哭鬧了， 誰有空誰去看一眼。但事發那天，孩子出奇的老實， 沒哭沒鬧， 就沒人想起來進裡屋去看一眼。等到九點忙到能歇口氣了， 當媽的進屋給孩子喂奶才發現孩子不見了。嬰兒床上還留了張字條， 寫著“不想孩子出事， 別報警”。

　　老實巴交的父母被字條上的警告嚇著了， 還真就沒報警。到中午十二點半，有通電話打到爸爸的手機上，索要三十萬贖金，具體交付地點，需等對方確認這夫妻倆的確沒報警再給。這通電話令夫妻倆備受煎熬，又想報警，又怕孩子找不回來。左右為難之中，一拖就拖到了第二天晚上九點，綁匪又打來電話，告訴他們，買一張去往合肥的火車票，隨身帶上三十萬現金，上了火車等電話，讓從哪往出扔錢，就從哪往出扔。

　　當爹的忙說手頭沒那麽多現金，得給自己留時間籌錢。哪知對方冷冷一笑，說，我知道你中彩/票了，獎金有四十多萬，交完稅絕對夠三十萬。一聽這個，當爹的宛如醍醐灌頂，心想這絕對是自己認識的人乾的，不然外人誰能知道他中獎了？當機立斷，掛上綁匪的電話就報了警。

　　此時距離尋找失蹤兒童的黃金二十四小時已過了許久，且現場已經被破壞，警方在取證和人員摸排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事主按綁匪說的辦，買車票上車，再沿途安排警力設置追蹤點。然而火車剛過省界，綁匪給當爹的發了條信息，讓他在下一站下車，再買一張去杭州的火車票。

　　這一下就打亂了警方的布局，布控是按著去合肥的路線布的，臨時抽調警力再往去杭州的線上布，根本來不及。彼時跟在事主身邊的是陳飛和付立新，得到消息，陳飛讓事主下車後告訴對方，今天沒有往杭州去的票了，看明天的行不行，拖延時間好調配警力布控。

　　誰承想那邊居然沒中計，告訴事主下了車打一黑車奔杭州。陳飛和付立新當即作出判斷——綁匪準備讓事主在高速上“拋貨”，下車後立刻征用了一輛在火車站趴活的黑車，假扮司機載著事主上了路。

　　他們這一路緊趕慢趕，綁匪也沒閑著，一會給事主發一條消息問到哪了。為了給警方爭取時間，陳飛沒讓事主按實際情況說，每次報地名都報至少半小時前經過的休息區。這樣一來，綁匪在計算他們的路程時會有至少半小時的路程差，只要對方報出來“拋貨”地點，來得及調派警力。

　　這次綁匪終於上套了，告知事主，過白家河收費站後十五公裡處靠邊停車，把錢往高速路外扔。付立新立刻通知指揮部調取相關路段的情況，發現那是一處橋梁區，路基距離河面有二十多米的高度，且周邊沒有車道，只能是人過去守著，車過不去。不過警方的車過不去，綁匪的自然也過不去，到時候就比誰腿長了。

　　到了指定的位置，事主把錢扔進了乾枯的河道裡。河道周圍布控了二十人嚴陣以待，就等綁匪露頭。結果從日出等到日落，那個裝有三十萬現金的旅行包始終無人光顧。綁匪那邊也沒動靜了，給事主急得是坐立不安，每隔兩三分鍾就得問陳飛和付立新他們一句“我家寶寶找回來了沒啊？”。

　　然而警方溜溜守了一天一夜，綁匪都沒來拿贖金，也再無丁點消息。正當陳飛他們倍感焦頭爛額之時，付立新突然接到指揮中心的消息，說他老婆打電話找不著他，隻好去找領導了。付立新手機一直是靜音狀態，這會才發現老婆給他打了幾十個電話都沒接。把電話給老婆回過去，就聽那邊撕心裂肺的——“你死哪去了？！咱兒子丟了！”。

　　緊跟著上面決定把重案組整個撤出來幫他找孩子，嬰兒失蹤案由省廳刑偵總隊派來的人接手。五天后，付嘉逸的屍體從入海口打撈了上來。毫無疑問的，付立新倍受打擊，整整一年都沒人在單位裡見過他。等他再次出現在工位旁，同事們驚訝的發現，年僅四十出頭的人已是滿頭花白。而那個失蹤的嬰兒也宛如石沉大海，再沒有了消息，幾經轉手，裝了滿滿一箱的卷宗最終到了懸案組的檔案架上。

　　卷宗上記錄，警方把丟孩子的夫妻能想到的，知道中獎的人翻來覆去的摸了好多遍，沒人有作案嫌疑。而他們想不到的，比如彩/票店老板，老板的朋友，以及彩/票店的熟客也都摸了個遍。根據當時現場的判斷，孩子是綁匪從臥室的窗戶被偷走的。店面位於一樓，窗外的防盜網螺絲被卸了，推拉門式的窗戶完全可以讓成年人自由進出。

　　而由於早餐店開業的時間非常早，警方推測孩子是在開業不久後就被偷走的，在案發時周圍沒有行人路過，自然也沒有目擊者。路邊監控倒是拍到了幾輛在那個時間點經過的車輛，逐一摸排，然而司機都沒有嫌疑。

　　紙條是手寫的，追蹤不到打印機數據，指紋也刷不出來。結合其頻繁變換交錢地點的做法，當時警方判斷這個綁匪有一定的反偵察意識，且膽大心細，很可能有前科，於是海量摸排了全市范圍內的前科人員，同樣沒找到有作案時間的人。總而言之，能查的都已經查了，不能查的想辦法也查了，就是鎖不定這個偷孩子的人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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