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景的縣城開車進山，要走近三四個小時的山路，彎彎繞繞的盤山路狹窄而陡峭，連續的上坡彎道讓許多自駕者都不敢輕易進山，更沒有專門的公交客運進出，余霆本想租一輛車進山，但租車行的老板聽說他要去沸水塘，要他格外交5萬塊的車輛保損金。

　　余霆哪有那麽多錢，租車行的老板看他可憐，於是給他支了個招。由於沸水塘的土壤盛產土豆和水稻，她建議讓余霆去菜市場找拉土豆或水稻的拖拉機，只要給個合理的價錢，司機都願意載他一程。

　　於是余霆就坐著拖拉機進了山。

　　安居樂業——這是余霆對這個村子的第一印象。

　　這裡除了村治安管理站、村衛生站和村小學，別的地方幾乎看不到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是個老齡化嚴重的小社會。

　　村治安管理站是一間兩層的紅磚青瓦房，門口的招牌有些傾斜，站長的電話只有十位數，最後一個數字剝落了，但從常年風吹日曬的痕跡來看，那個數字應該是“0”。

　　余霆拎著他的行李包站在村治安管理站門前，正鬱悶山裡手機信號差的時候，就迎面碰到了負責接待他的小蔡站長。

　　蔡遼今年27歲，是這個治安站的站長，留著標準的平頭，帶著一副稍顯斯文的眼鏡，顯得清秀又青澀，他穿著工整的藍色警服恭恭敬敬地朝余霆敬了個禮。

　　余霆還在想站長怎麽會這麽年輕，只是一杯茶的功夫，他就基本了解這個站的建構了。

　　原來這個站裡一共就只有五名民警駐站，因為整個村莊也就一千來口人，最大的案子就是一些簡單民事糾紛，調解調解也就過去了。

　　小蔡是個性格含蓄的人，總是露出靦腆的神色，情不自禁去推鼻梁上那副眼鏡。

　　余霆還誇他的眼鏡款式新穎。

　　可惜那副眼鏡並沒有存活多久。二人在去往陳彪家中的時候，正巧趕上成家的大兒子和二女兒拖家帶口地回來爭遺產，兩家人大打出手，小蔡不幸被卷入戰爭，那副眼鏡壯烈犧牲了。

　　等兩家人開著自己的小轎車離開村子，六旬的陳父穿著露腳趾的破洞膠鞋，叼著煙杆坐在門檻上抽著悶煙一言不發，陳母開始坐在院子裡失聲痛哭。余霆和小蔡輪番上陣開導都不見成效，二人隻好拎著板凳坐到牆角。

　　“他們這樣鬧多久了？”余霆理了理被扯爛的袖口。

　　小蔡則提了提發青的嘴角，壓低嗓門：“大半個月了，他家的兒女隔三差五就要回來鬧上一鬧，兩個老人家很可憐。”

　　余霆大概是了解糾紛的起源，但具體的詳情也是從小蔡這裡得知的，原本京西善建預計賠償給陳家四百五十萬，大兒子因一直在承擔二老的生活開支，所以想要拿到其中的三百五十萬，這麽一來，二女兒又不幹了，二老便揚言要將這筆錢捐出去，才有了這隔三差五的“兒女奪嫡”。

　　這就是一樁典型的家庭糾紛，本來因為陳彪的案子，二老就經常受到治安站民警的騷擾，余霆以為二老會很排斥他們，沒想到陳母在知道治安站暫時還沒有床位給余霆的時候，主動邀請余霆住在了他們家。

　　余霆就這樣住在陳彪曾經住過的房裡，和陳彪的女兒一個房間。

　　陳彪有女兒這件事令余霆十分震驚，之前的所有卷宗上並沒有提到過陳彪有一個八歲的私生女。

　　但回頭一想，大概是黎縱不想讓他知道。

　　余霆來到山裡的第三天夜裡，他生平第一次聽見了大山的暴雨。

　　余霆躺在木質高梯床的下鋪，枕著手臂，聽著窗外的風雨呼呼作響，山林在狂風中起伏呼嘯，傾盆的大雨聲十分催眠。

　　他會在這裡待多久？沒人告訴他。

　　黎縱現在總該滿意了，他這個危險人物終於被踢走了，在這個一下雨連信號都收不到的大山裡，余霆再也觸及不到他的任何情報。

　　這就是一個臥底堅持留在公安系統的宿命嗎？

　　被安置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治安站裡，拿著微薄的薪水，提前養老等死。

　　“哥哥？”一個扎著雙馬尾的小腦袋從上鋪探出頭來，“哥哥你是不是睡著了？”

　　余霆睜開眼，看著上方黑漆漆的小腦袋：“沒有呀，圓圓為什麽還不睡啊？”

　　小圓圓有些悶悶不樂：“老黃牛生了一隻小牛，小牛還沒有名字，我想給它取個名字。”

　　余霆溫聲道：“那你想到好聽的名字了嗎？”

　　小腦瓜搖了搖：“我想不出來，哥哥，你可以幫我想一個嗎？”

　　余霆想了想，說：“那就叫它黎縱吧。”

　　小圓圓聽得最多的名字就是阿花、大黃、牛牛，這個名字既陌生又新鮮，小圓圓很喜歡，第二天一早還拿了小本子叫余霆教她怎麽寫。

　　大山裡的清晨，空氣有些涼颼颼的。

　　二老一大早就帶著老黃牛去田裡乾活了，余霆在蜂窩煤爐上給小圓圓煮了簡單的雞蛋面條，小姑娘趴在方木桌上，一邊挑著面條，一條歪歪扭扭地寫著黎字。

　　余霆坐在桌旁看著他，滿眼溫柔，他真的難以想象，這麽乖巧聰明的孩子有一個做毒毒的爸爸：“圓圓。”

　　小圓圓吸著面條看過來，圓嘟嘟的小臉上沾了顆蔥花。

　　余霆端著下巴問她：“圓圓想不想爸爸？”

　　小姑娘好像對爸爸這個詞很陌生，但還是點了點頭：“爸爸不回家，奶奶說爸爸可能永遠都不會回家了，可是別人的爸爸都會回家，我的爸爸好像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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