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已近九點的時候，那個代號琴酒的年輕男人推開了實驗室的門。他在門口放了往日用的灰色餐盤，裡面有一塊煎得鮮嫩的牛排、一碟殷紅的車厘子，另有一支酒和一個高腳杯。放下時那男人極其鮮有地笑了一聲，說：“Sherry， 吃吧。”

　　宮野志保在這時突然地抬起了眼皮，直勾勾地盯著來人，問：“誰是Sherry？”

　　“喏。”一頭銀發的男人朝著餐盤裡的那支酒努了努嘴，“它是Sherry。”

　　宮野志保狠狠地看他，他又說，“把它喝掉，你就是Sherry。”

　　宮野志保在父親與母親死亡的那一夜成為雪莉。

　　她喝掉了那支酒，男人噙著笑鎖上實驗室的門的時候她才嗚咽著哭了。

　　她向喉中灌入那支酒的時候看見人類細弱的生命被自然和命運摧折，她的身體輕極了，她細碎的哭聲沒入窗外呼嘯著的風雨裡像洶湧海面上的一朵浮浪。

　　事實上那是她第一次喝酒，在一個太輕年紀，把那支叫雪莉的酒一滴不剩地灌入肚腸。也是在那個夜裡，她第一次知道了偏頭痛是什麽滋味，她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使勁地撞在牆上，一下一下的，撞到白色的牆面上現了血色，狠到把她滿頭滿腦的混沌都撞了出去，她在一陣又一陣無法形容的疼痛裡清醒異常。

　　甚至能讓她顫巍巍地從牆邊站起，摸索著找出了電視遙控器，黑暗裡一片光乍然亮了，她承受不住似的抬手捂上了眼睛。而後聽見了日賣電視台的晚間新聞，失蹤多日的科學家宮野厚司與其妻子宮野艾蓮娜的屍體在東京一個秘密地下實驗室被發現，疑似因實驗事故死亡。太過簡短的新聞，用時不過十秒。

　　她終於放下了覆在雙眼上的右手，死死盯著牆上那片突兀的光。

　　下一則新聞是村山富市接替相羽田孜就任日本新首相的消息，新聞主播不無諷刺地感歎距上次權力交接也不過兩月的時間，宮野志保才模糊地想起是有這麽回事，只是她在這裡過著不知朝夕的日子，很難對時間有什麽概念和記憶。

　　她於是定睛看向屏幕右上角的日期，1994年6月30日。

　　她不是個有儀式感的人，只是覺得自己似乎是該記住這個日子。在這一天，宮野志保成為了雪莉。在這一天，宮野志保失去了她的父親母親，而姐姐不知所蹤。

　　在這一天，她是個孤家寡人了。

　　[3]

　　中學生這半大不小的年紀，介於兒童和青年之間的尷尬時段，最容易滋生些什麽叛逆因子。

　　人們給這個時段起了個非常不學術的名字，叫“青春期”，好像人只要還擁有青春，就做什麽都對似的。

　　毛利蘭的青春期來得快去得也快，原因是她身邊有太多個叛逆出了花樣的人，與他們相比，她那點活動的心思簡直安分得不值一提。

　　首屈一指的人自然是工藤新一。那個遊竄在各個命案現場的少年讓他身邊的所有人頭疼，而最頭疼的那個還要數毛利蘭。

　　毛利蘭從來不是個柔弱的人，在工藤新一相識的女孩子裡，沒有一個膽子大得過她的。他放心地帶著她從這個屍體走往那個屍體，是她自小鮮少露出怕的樣子。

　　毛利蘭慣常是堅硬而蓬勃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她永遠是站在最前面的那個，鈴木園子視她作救命稻草，她便順水推舟做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不是不知道怕，她只是有另一棵稻草。

　　她的那棵稻草並非尋常人物，他自己知道，毛利蘭也知道。他只是不知道，毛利蘭衝在最前是因為他跑得最快，沒有人天生勇敢，可為了追上他，她就必須勇敢。

　　少年人那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喜歡，像藏在羽絨服針縫裡的鴨羽，露一個頭將出不出的樣子，看客都看得心急，恨不得越俎代庖伸手替人拔出來，可若碰上了運氣不好的，它就隻得永遠埋著。

　　毛利蘭的運氣說不上好，但在這麽個年紀，誰都不知道往後的事，就也說不上不好。她只是想著，若日子就這樣一成不變地過下去，等到2006年，到他們都懂事了的年紀，總該等到了吧？

　　十年。她想，十年。現在是1996年，我就等他到2006年。

　　少年人都是以十作計數單位的，這是青春給的資本。他們有足夠的自信去設想往後的十年、二十年，總以為好花常開好景常在，這一刻在身側的人，將來也永遠沒有分道而行的一天。

　　他們走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到該背道的岔路口時，毛利蘭問工藤新一：“十年後的你會在做什麽呢？”

　　工藤新一笑了，很是得意的樣子，說：“到那時候，我已經是日本最偉大的名偵探了吧。”

　　[4]

　　第一顆APTX4869樣品製成的時候，殺死她父母的組織解除了對宮野志保的監禁。

　　別誤會，這並不意味著她就此獲得了自由，只是她的活動范圍較之以往寬泛了些，可以帶著追蹤器在東京的街道上遊走。可惜的是她與外面世界的人並無什麽交遊，出門放風也不能給她什麽群居動物的自我身份認可，於是在大多時候她還是一個人呆在從前屬於她父親的實驗室裡，極其偶爾的時候看一檔電視節目以打發無聊。

　　叫琴酒的銀發男人又來了，叫她：“Sherry。”

　　她微微側過身子，並不直視他，琴酒知道她在聽，就繼續說：“組織打算讓你去美國進修，簽證已經替你辦好，就在這兩天。你如果有什麽需要安排打點的，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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