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面的話江起雲沒怎麽聽進去，她看向坐在一排側列的秦方明，對方隻端肅坐著認真聆聽，似乎並不為此時的舊人迎新人感到悵然。

　　“好了，多的我就不說了，大隊隊長的交接工作還未完成，盧峻同志尚未正式就任，參加本次會議，是旁聽，也是提前和大家熟悉熟悉。”

　　“就這樣，開始吧。”楊孝向江起雲使了一個眼神後，走下台，坐在一排正中。

　　江起雲上台打開投影，調出匯報PPT後，拆下麥克風舉到面前，開始匯報：“根據現場勘查、調查訪問和屍體檢驗情況分析，2022年7月30日13時左右，犯罪嫌疑人以交易新型毒品死藤水為借口，將被害人章邦約往城南茯苓社區危樓拆遷區域外圍胡同。

　　嫌疑人於21時15分左右，使用現場的一塊紅磚打擊被害人頭部，將其暴力製服後裝入硬款長型手提箱包，接著乘坐出租車到達北濱一路中段。

　　嫌疑人到達案發現場後，脫去死者全身衣物，用麻繩結合特殊登山結的方式捆綁住死者雙手以及雙腳，之後喚醒死者並強迫對方吸食了大量的死藤水。

　　嫌疑人割去了被害人大部分舌體後，從下肢往上，在被害人體表留下共計七十八道切、刺創傷，致命傷為頸部的開放性傷口，直接導致被害人失血性休克死亡。”

　　“根據法醫推測，整個虐殺時間，至少持續四十分鍾。”

　　江起雲切換出拍攝的橋柱面血花紋照片，“被害人死亡後，嫌疑人用其鮮血在橋柱面留下標記符號，形狀類似曼珠沙華花，之後帶走死者手機步行離開現場，消失方向為北濱大橋以南。”

　　江起雲放下電子操控筆，看向虞歸晚：“關於嫌疑人作案時間可以確定為30日晚23時左右，作案工具包括紅磚、兩段粗麻繩、一款硬製長型手提箱包、一柄短式銳器。

　　嫌人作案動機和案件性質由我隊犯罪心理側寫師虞歸晚來做詳解。”

　　虞歸晚頷首，走上台，聲音清冽有力：“從嫌犯作案地點、作案時段以及作案手段和過程來看，嫌疑人具備以下特點。”

　　“一，有準備，有預謀，案件性質為組織型預謀性的殺人案件。

　　二、能徒手拎動一百一十斤重量的被害人，青壯年、身體力量較強。

　　三、案發時胸前掛著相機，使用特殊登山結控制被害人，可能為戶外活動愛好者或相關從業者。

　　四、熟悉城南老城區交通地理環境，本市人或長居北濱的人，日常活動范圍即城南老城區。

　　五、常出入晚間娛樂性場所，與被害人交易毒品的買家有過接觸。”

　　“作案動機呢？”旁聽的新大隊隊長盧峻出聲問道。

　　虞歸晚的思緒被打斷了，眉頭輕皺片刻又舒緩開，她回道：“基於複合型人格障礙的現實動機。”

　　盧峻皺眉，似是對如此抽象的回答有所不滿，但他也並未再多問。

　　虞歸晚繼續講述自己的推論：“從嫌犯的作案手法可以看出他身上存在較為顯著的雙重人格障礙，即表演型人格障礙和與之緊密關聯的反社會人格障礙，有研究表明有三分之二的表演型人格都符合反社會人格的定義標準。”

　　虞歸晚看台下部分人面色漸惑，進一步解釋：“簡單來說，這是一起劇場型犯罪，該概念是由社會評論家赤塚行雄在1984年率先提出的。

　　含義為以社會為舞台，犯罪者為主角，警察為配角，新聞媒體和社會群眾為觀眾（注1），此類犯罪人大多存在挑戰公權力及引起大眾注意的強烈心理需求。”

　　“這種心理需求背後其實代表的是犯罪人強烈匱乏的被認同感，以及自卑心理，這也能說明為什麽嫌犯要將最終的案發現場選在大橋下，乾涸的河床上。

　　如果他想要向社會和民眾展示他的表演成果，他可以選擇更能引起轟動的地點，比如廣場，而若他不想讓人發現，即應在殺害被害人後拋屍至隱秘地點。

　　但他選擇了大橋之下作為殺害被害人的場地，這其實是一種折中化的處理，他不夠自信到敢在更為暴露的地點作案，又希望作案結束後有人能盡快發現被害人屍體，事後，又將案件信息作案手法披露上網，引來社會大眾的關注。”

　　“至於反社會人格障礙多來源於年少時期發展的品行障礙和越軌行為，缺少及時乾預和心理矯治導致內心逐漸對犯罪合理化，犯罪心理取代正常的認知和行為模式，慢慢主導個人心理，並發展為對主流社會文化、道德、法律規范體系的敵對情緒。”

　　楊孝發問：“是和畫皮案犯馮丹青類似的變態人格罪犯嗎？”

　　虞歸晚沉默了，眉頭也漸漸聚攏，這正是她拿不定的地方，變態人格一定兼具各類人格障礙，但人格障礙不代表一定會發展出變態人格並走向犯罪。

　　而她猶疑不定的地方，正是無法說服自己在這起案子中感受到的詭異悖點。

　　如果是變態人格，他的犯罪心理犯罪手段早已升級進化，又怎會如此死板的在各種細節上複刻初犯案件，即使是為紀念，也會在形式上有所“美化”。

　　秦方明開口道：“小虞繼續講吧，先把你的分析說完。”

　　虞歸晚點點頭，繼續：“在一些具有複雜的犯罪行為的犯罪人身上，他們所體現的人格障礙往往是交匯融合的，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不僅僅只靠其中一種人格障礙作為犯罪的內在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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