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彤城，嘗試治療我自己。但是我失敗了，我和“他”一樣，都是殺人犯，“他”不是別人，‘他’犯過的罪行，也是我所犯的罪行。

　　原諒我的懦弱，我不敢面對警察，更不敢請求謙城人民的寬恕。但我保證，‘恨心殺手’將不再存在，再也不會有人會因為‘恨心殺手’而死。

　　因為，我會殺死他。”

　　視頻的末尾，邱輝面對攝像頭跪下。後面是一段靜止的畫面，他跪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身後是白茫茫的大雪。

　　整個謙城警界，沒有一人想到“恨心殺人”系列案竟然以這樣的方式“自產自銷”了。視頻已經播完很久，龔獻還坐在桌邊，雙眼一眨不眨地盯著顯示屏。

　　花崇在他肩上拍了拍，向走廊上走去。

　　自始至終，他都保持著冷靜。七年前的案子和現在的兩起案子看似已經偵破，但還有許多細節需要謙城警方去一點一點核實。

　　而這些命案背後的悲劇，讓他分毫感覺不到重案偵破後的輕松。

　　當年是哪些人在寰橋鎮作惡？被他們傷害的孩子有的靠著自己和家庭走了出來，有的卻和家庭一起深陷泥潭，蕭歡跳樓自殺，屈笛被困在孤獨的世界中，而余俊在經歷了一個無助且迷茫的少年時代後，走入一段新的人生，余俊至今在為被害兒童發聲，可令人唏噓的是，他的發聲卻讓他死在了受害者父親的屠刀下。

　　付軍河犯了罪不假，可悲劇的始作俑者卻還逍遙法外，沒有受到任何應有的懲罰。

　　同樣，邱輝也是受害者。傷害他的人也沒有受到法律的製裁。

　　理性來講，花崇清楚，因為無法取證，警方無法將二十年前傷害余俊、屈笛的人緝拿歸案。寰橋鎮民警當年面對的困局，依舊是謙城警方，乃至特別行動隊面臨的困局。

　　這樣的理性讓花崇深深感到無力。

　　走廊上暫時沒有別人經過，花崇停下腳步，輕輕靠在牆上，疲憊地閉上眼，不由得想，二十年前如果余俊和屈笛沒有被傷害，他們的人生，以及他們的家庭是不是就是另一番景象？

　　答案是肯定的。

　　折磨重案刑警的，從來不是沉重的破案壓力，以及由此而來的超負荷工作，而是當你偵破了一起命案，卻發現命案背後藏著一群無法被法律製裁的人，發現當初的受害者成為加害者。

　　走廊的另一端傳來拖拉的腳步聲。

　　花崇睜開眼，看見兩名警員正帶著屈笛走過來。

　　付軍河承認殺死余俊和胡彤，交待了大量細節，但屈笛和張蕊芬作為重要相關者，也必須接受問詢。

　　屈笛仿佛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正在好奇地張望，走走停停，而兩名警員沉默地等著他。

　　從花崇身邊經過時，他看向花崇，竟是“嘿嘿”笑了兩聲。

　　花崇腦海中忽然浮現出付軍河在審訊室裡的樣子，還有那一把嘶啞的聲音，“我認罪，但是請求你們不要告訴屈笛真相。這是我身為父親，能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第62章 孽愛（20）

　　案情已經明朗，但付軍河與“恨心殺手”背後的黑霧卻不是一天兩天能夠驅散。兒童性侵，尤其是鄉鎮地區的兒童性侵，需要的不僅是警方的努力。

　　特別行動隊尚未離開謙城，汪小春卻要回去了。離開之前，他來到市局，想見花崇一面。

　　“余俊不在了，我回去之後，就把舞蹈工作室解散掉。”與第一次面對花崇時相比，汪小春顯得更加平靜，“我和余阿姨商量過了，余俊留下的錢，還有工作室剩下的錢全部由我打理，作為兒童侵害受害者的心理輔導基金。”

　　說到這裡，汪小春的聲音輕輕顫抖，眼尾泛紅。他揚起臉，望著天花板，用力吸了口氣，才繼續道：“社會在進步，像我和余俊，還有屈笛這樣的受害者應該越來越少。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想，如果當初余俊他們能夠說出來，坦然面對這種事，周圍再多一點寬容，少一點議論，悲劇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花崇輕輕歎息。汪小春說的，又何嘗不是他，還有特別行動隊、謙城警方思考過的事？當年有罪的並不是余俊和屈笛，而是傷害他們的成年人，可是因為害怕被議論，張蕊芬和付軍河不讓他們說出來，甚至還對他們灌輸“你們也有錯”這樣的觀點。

　　他們有什麽錯？

　　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無辜受害者！

　　“我和余俊經歷過一樣的事，他的一切迷茫，我都感同身受。如果倒回去，我也許還是沒有辦法勇敢說出來。”汪小春說：“因為那時候的我，只是一個弱小的孩子。”

　　“但現在我長大了，我有力量去幫助那些弱小的孩子。”汪小春的眼中閃爍著淚光，“我想余俊也一定想幫助那些孩子，否則他也不會一次次在直播裡呼籲粉絲關注兒童侵害。他這人其實很矛盾，開個幫助孩子們的帳戶還要用我的名字。他心裡還是有陰影，他驕傲又自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曾經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吧。”

　　花崇點頭。驕傲又自卑，這的確是余俊的真實寫照。

　　“那麽他想做的事，就由我來繼續做吧。”汪小春抹掉眼角的淚水，“基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旨在為受害者提供心理援助。將來有能力的話，還要協助警方將加害者繩之以法。”

　　最後，汪小春站起來，“謝謝你們找到了殺害余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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