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到手術室急救，我們從兩點忙到六點，終於穩住病人情況，但還是處於危重。

　　人住進了ICU，一個小時後，沒心跳了。

　　死亡，是醫院每天都會發生的事。

　　按道理早該習以為常，可看見顯示屏那條筆直的心率線，還是覺得無比難受。

　　腦中反覆確認自己的手術步驟和數據，強迫症般一個一個複盤。

　　都沒有問題，可為什麽……

　　這種無能為力的挫敗感，像藤蔓般抓住我。

　　我熟悉這種感覺，每年都有那麽幾次。

　　ICU的黃主任拍我肩膀：“大齡病患本來各項指征已經臨近危險值，他們術後風險遠高於其他人，這是個大概率事件，安主任別自責了。”

　　說話間，不遠處傳來哭嚎。

　　望見那些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家屬，我移開視線不忍再看。

　　值班護士走過來，遞給黃主任一個文件夾：“主任，五張死亡病例報告卡要簽字。”

　　黃主任接過文件夾，一邊確認記錄一邊問：“家屬簽死亡告知書了嗎？”

　　“有一個還沒……”護士扭頭看著哭成一團的那些人，“他們情緒不穩定，我等會兒再找他們。”

　　“那你盡快處理。”黃主任合上文件夾，遞給護士後又交代，“注意態度，做好心理疏導。”

　　護士點頭，抱著夾子離開。

　　這數值比我科室的多幾倍，我忍不住問：“今天走了五個？”

　　“正常范圍內的死亡率，你看……”

　　黃主任指著病房，又有兩位病危患者被推進來，他們的家屬被攔在外面，滿臉恢敗卻又希冀地朝裡面張望。

　　“這裡病床急缺，五個空床位，估計過不了兩個小時就佔完了。”

　　說話間，玻璃外家屬開始和護士胡鬧，對方指著護士鼻子，威脅要告醫院醫療不當。

　　我和黃主任對此都習以為常。

　　病患活著，所有家屬對醫生畢恭畢敬，等病患死後，有些家屬變臉之快，宛若醫生是他們的殺父仇人，指著鼻子罵都算輕的，還有拿刀威脅的。

　　良好的醫患關系，我們對此已經不抱任何期待。

　　聽見許多傷醫的案件，不乏身邊的事例，漸漸寒了心。

　　張伯有次對我提起，說學院好幾個教授專門在課程裡加了自我保護的小節，就是害怕耗費大量精力財力培養的醫學生，最後莫名其妙被醫治的病患給廢了。

　　我規培的時候試圖勸過失控的家屬，有次差點被誤傷，被帶教老師吼了一頓，之後也算長了教訓，學會冷眼旁觀，再也沒有出過頭。

　　我告訴手下的學生，要全心全意地醫治病患，但也要全力保護自己。

　　生命受到威脅時逃跑，不是懦夫的行為。

　　陷入危險時大喊大叫，也不代表著不文明。

　　作為醫生，只有完完整整的活著，才能夠救更多的人。

　　後來，我有些理解這些鬧事人的所作所為。

　　把親人逝去的悲痛轉移成對我們的痛恨，或許這樣，他們心中的內疚感才會輕些。

　　砰——，擱在走廊的大花盆倒了。

　　那些家屬還在繼續推搡，黃主任見外面動靜太大，讓醫助去喊保安。

　　他的臉上看不出情緒，語氣也十分平靜：“安主任，其實我很想不通，人人都知道醫院可以治病救人，卻意識不到這裡也是要死人的地方，為什麽呢？”

　　我不知如何搭這句話：“總得給看病的人希望吧。”

　　“希望？”黃主任像是聽了個笑話，語氣嘲諷，“安主任你知道嗎，ICU每次的統計結果，家屬的放棄率都高於病人死亡率。”

　　這個數據我是第一次聽說，之前只知道ICU花錢如流水，可能最後還是熬著時間等死。

　　一位中年人進來找黃主任，彎腰向他道謝，說孩子情況穩定了，今天晚上從ICU轉到特護病房，謝謝一直以來醫護們的照顧。

　　黃主任笑著說應該的，神情中藏著一絲可惜。

　　我聽見特護病房時，已經猜到七八分，等人走後問他：“變成植物人了？”

　　“對，18歲的孩子，上學遇到車禍，在醫院外就發生了心臟停搏。”

　　聽完黃主任描述，我也覺得惋惜。

　　按照以往病例統計，這種情況能恢復意識的不超過5%，概率太低。

　　外面保安已經強行分開鬧事的家屬，黃主任這才坐下，轉著椅子面向我，說：“搶救的時候勸過他們放棄，就算強行救回來也是個植物人，相當於社會性死亡了，但沒用，他們不聽。”

　　我感歎道：“植物人的家屬不都如此麽，他們清楚這樣不算活著，可只要那人存在，即使毫無意識，對他們也是個慰藉。”

　　“要是我，寧願直接死了。”黃主任看著監護儀器，頭也沒抬，那筆劃著備忘本，“安主任，你會做什麽選擇？毫無知覺的當個呼吸生物，還是有尊嚴的終止生命？”

　　我右手下意識握拳，又緩緩松開。

　　這個問題，我曾考慮過。

　　當時我毫不猶疑，選擇了後者。

　　而現在，恐怕只有在降臨的那一刻，我才會知道自己的答案。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對選擇的態度變得無所謂。

　　可能因為，太多次想要的和得到的不是同一個，漸漸就失去爭取的勇氣，也沒有了非它不可的偏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