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年間
盧植忤逆董卓,惹來殺身之禍,蔡邕和彭伯為何要為盧植求情?彭伯與盧植的交情在史書上沒有記載,而蔡邕和盧植則是有交情的記載。
當年(178年),蔡邕被判流放並州朔方郡時,只有盧植上書為其求情;所以這次盧植得罪董卓,蔡邕則為盧植求情,亦是報恩。
范書《盧植傳》:(盧)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董)卓,故往請植事。
這裡要討論的重點,是范書《蔡邕傳》中的一個讓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按照本傳行文順序,蔡邕似乎是從避難的吳地直接被董卓征入朝廷的。這可能嗎?
這個問題,應該有前輩史家注意到過,但考據涉入不深。
據聞現代台灣學者施之勉做《後漢書集解補》為此做了考據,可惜我無緣拜讀,所以還是自己來動手吧。
按照中平元年(184年)三月,黨錮解除時,大批獲罪的士人均返回原籍(如張儉是返回原籍隱居),或者入朝為官(如劉表入大將軍府)。以蔡邕才學出眾,天下聞名,不應例外,范書《蔡邕傳》卻隻字不提,違背常理。
《袁紀·卷24》則提到一件事,說朱儁率軍攻打宛城黃巾時,蔡邕是以議郎的身份隨軍;再有宛城久攻不破,於是朱儁登高觀察城內動靜,胸有成竹的回頭對蔡邕說出對策。
《袁紀·卷24》:(朱)儁登土山望之,顧謂(蔡)邕曰。
周天遊對此作注:不及蔡邕。且邕傳亦不載此事,疑其有誤。
同樣的故事情節,到了范書《朱儁傳》,則是“(朱)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這裡,范曄認為袁宏寫錯了,應是張超,而不是蔡邕;范曄也未寫蔡邕此時在朱儁的軍中。
另外在范書《邊讓傳》中也提到一件事——蔡邕向大將軍何進推薦提拔邊讓。
范書《邊讓傳》:議郎蔡邕深敬之(邊讓),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
邊讓是在中平年間(184-189年)被大將軍何進征入大將軍府的,這則史料似乎可以證明:蔡邕在中平年間(184-189年)有入朝擔任議郎。——此事先存疑。
其次,從《蔡中郎文集》、《全後漢文》(69-80卷)中輯錄的蔡邕所作的文章、碑文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中平年間(184-189年)病故的朝廷高官、親屬、名士的碑文,竟然多為蔡邕所做。
如:中平元年(184年)逝世的橋玄、袁隗夫人馬氏;中平二年(185年)逝世的劉寬、楊賜、范冉;中平三年(186年)逝世的陳寔。
范書《橋玄傳》載橋玄於光和六年(183年)去世,而碑文兩篇並載為中平元年(184年)去世。
袁隗在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被董卓殺害,蔡邕為袁氏親屬做碑文必然不會晚於此時;再有橋玄和陳寔都是豫州人,豫州有參與反董(豫州刺史孔伷屯兵潁川郡),所以說,蔡邕也不可能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到豫州為橋玄、陳寔作碑文。
以此推測:這些碑文雖然有可能是在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至初平元年(190年)二月之間(加上一個閏十二月,共七個月時間)所做,但更多可能是在中平年間(184-189年)所做。
那麽以《邊讓傳》的“議郎”和這些碑文證據,能否證明蔡邕在中平年間已入朝為官呢?
其實不然,
我覺得蔡邕本文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證據。譬如:蔡邕在其奏章《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中寫道:流離藏竄,十有二年。 見《全後漢文·卷71》及《蔡中郎文集·卷8》,後簡稱“表相國章”。
雖然這段文字之前有脫文,但仍然可以判斷出是蔡邕說自己流亡在外有十二年之久。以蔡邕獲罪於光和元年(178年)推算,到中平六年(189年)確實有十二年(虛歲)。足以證明蔡邕在184-189年間並未入朝。
所以,綜合判斷,最合理的情形應該是:蔡邕在中平年間(184-189年)就已經重返雒陽及中原地區政治圈(寫碑文之類),但沒有入朝為官。
范書《邊讓傳》中的議郎身份,可能是脫“故”字,因為蔡邕獲罪流放之前的官職就是“議郎”,而到了中平年間,蔡邕應該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進推薦邊讓的。
入朝附董
范書《蔡邕傳》說董卓進京後,征辟蔡邕入朝,蔡邕“稱疾不就”,董卓又“切敕州郡舉(蔡)邕詣府”,如此看來,董卓進京時,蔡邕確實是在老家,並不在朝廷。
回到“董卓欲殺盧植”這個話題上來,我們知道,“盧植抗辯”之時為八月三十日,以范書《蔡邕傳》的記載,當天蔡邕根本就不在朝廷啊,所以說:“董卓欲殺盧植”和“蔡邕求情”絕不是同一天發生的事情。
有人會質疑:會不會是范書《蔡邕傳》寫錯了?或許是:董卓進京時,蔡邕確實是在朝廷為官的呢?
我們再來看《表相國章》,蔡邕自稱“新來入朝”,以此可印證,范書《蔡邕傳》並未寫錯:董卓進京時,蔡邕確實不在朝廷為官。
董卓擔任司空的時間段是中平六年(189年),約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之後改任太尉。范書《蔡邕傳》說“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
可見,董卓為司空時(約八月二十九日),便開展開府並征辟名士入府的工作(蔡邕不過是其一),但是沒人瞧得起他。
等到九月一日,劉協登基;此後,才有地方上的名士陸續入朝為官,蔡邕也應是此時入朝。
以范書《蔡邕傳》載,說蔡邕入董卓的司空府任某曹祭酒。此後,蔡邕便得到了董卓的“火箭提拔”,著名的“三月之間,周歷三台”就是發生在此時。最早出現這句話就是蔡邕自己寫的《表相國章》,被范曄錄入蔡邕本傳之中。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
范書《蔡邕傳》:(蔡)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
范書《蔡邕傳》說是“三日之間”,當誤,《後漢書集解》有考據,本文從略。
第一,十一月一日,董卓升為相國,反推蔡邕的《表相國章》當在十月份所做。以蔡邕不過九月入朝,至十月時僅兩個月,可見“三月”為虛數。
第二,“三台”是指尚書台、禦史台、謁者台,以范書《蔡邕傳》的“舉高第,補侍禦史,又轉持書禦史,遷尚書。”來看,顯然蔡邕的履歷並未經歷謁者台,再有《百官志三》載有“符節台”,蔡邕也未經歷,所以盧弼在《三國志集解·董卓傳》中質疑道:然伯喈(蔡邕)未授謁者,何以便有三台之稱?
范書《袁紹傳》李賢注引《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台,禦史為憲台,謁者為外台, 是謂“三台”。
蔡邕在自己所做的《表相國章》中也只是說“上臣高第,補侍禦史,轉治書禦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學,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台,光榮昭顯。”也沒有說明白是哪“三台”;在《巴郡太守謝表》(見於《全後漢文·卷71》)中也提到自己“周旋三台”,實在是一筆糊塗帳。
以現有史料看來,我以為:“二月之中,充歷二台”才是靠譜的說法。
范書《蔡邕傳》載蔡邕在“周歷三台”後,“遷(益州)巴郡太守,複留為侍中”。
蔡邕在《巴郡太守謝表》中寫道:當我知道五府(相國、太傅+三公府)舉薦我出任巴郡太守時,其實我是拒絕的。
無獨有偶,時任尚書郎的許靖也被舉薦為巴郡太守,許靖也是拒絕,因為大家都不想去益州那個偏遠的地方。
此奏章還提到了“今月丁醜”這個時間點,以歷法推算,有丁醜日的日期為“九月四日、十一月五日、閏十二月六日”。九月四日首先被排除(蔡邕於九月才入朝),後兩個時間點均在董卓任相國(十一月一日)之後。
最後總結一下這一段時間:
八月底,董卓開司空府,征辟蔡邕。
九月,蔡邕入朝,補侍禦史,為盧植求情。轉持書禦史,遷尚書。
十月,蔡邕為董卓稱相國造勢上書。
十一月(或閏十二月),蔡邕遷巴郡太守,辭讓,留為侍中。
PS:引用前輩所作。也是我前傳刪除的史料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