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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王》第41章 國公聖明(四)
  沒多久,富弼便帶著幾個隨從,將幾本厚厚的裝訂在一起的書冊,搬到了趙昕面前。每一本都有一尺厚,重的連成年人都需要雙手才能捧得起來。

  但這是正常的!

  趙昕揮了揮手,劉永年馬上上前,為他服務起來,將這些書,搬到這位幼年國公面前,然後幫他翻開。

  於是,一張張貼在書冊之中的印紙便映入眼簾。

  大宋有制度,所有官府文書及其檔案用紙,都必須用印紙。

  而印紙有兩種。

  其一就是趙昕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略微呈黃色的紙張,是由審官院督造,采取了防偽並做了記號的紙張。

  主要用途就是用來發放給諸路有司長官,並由其再發放給其下屬諸官,用來記錄這些官員在任期間的政績、功過、在任時間與請假時間,然後再由本路轉運使、提舉常平公事、提點刑獄公事畫押簽署,最終交朝廷進行考核、定殿最。

  另外一種,則是由皇帝命中書下發,由少府將作監督造的印紙,名曰禦前印紙。

  這種紙則是發放給諸路知州、通判等京朝官的。

  讓他們自行記錄今年判了多少案子,收了多少稅,幹了什麽事情,境內情況如何,平反了多少冤案,百姓都反應了些什麽……諸如此類。

  寫完這些東西後,可不是就這麽算了的。

  這些官員得拿去給和他同為京朝官的同僚看,然後一起簽字畫押,確認沒有遺漏與問題,最終在這個官員任滿離任之時,帶回朝堂,交由皇帝禦覽。

  而在大宋,無論是發給一般官員的印紙還是京朝官們的禦前印紙,都是非常嚴肅的法律文件。

  是與官員本人的告身、扎書相為裡表,作為其磨勘、轉官的憑證。

  其重要性,甚至比官印還高。

  官印丟了可以申請重鑄一個,印紙、告身、扎書丟了,基本上就是丟官了。

  除非是皇親國戚或者手眼通天的人物,否則,銓曹四院才懶得為一個區區選人、京官,來耗費人力物力,給他重做一份。

  你就在一邊等著吧。

  反正,大宋闕官那麽多,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而在印紙下面,也貼著一張宣紙。

  這叫腳色,其上記錄的是官員的年紀、出生地、父祖三代人的情況以及是否曾經犯罪,是否曾經貪贓枉法、瀆職濫權。

  可以說,大宋王朝的文官制度,基本已經發展到了古典封建時代文官制度所能達到的巔峰。

  腳色、印紙、告身、扎書,就像羅網一樣,無所不覽,將官員的過去現在未來,記錄的明明白白,仔仔細細。

  趙昕看著面前的這些貼紙與貼紙上的文字,不動聲色,直到看了好一會兒,感覺眼睛都有些累了,才扭頭對富弼問道:“三色人的名單在那裡?”

  富弼聞言,微微一楞,頗為詫異,但還是立刻上前,將一本被壓在所有書冊下的封面都發黃了的書冊拿到了趙昕面前。

  大宋官員,都是有出身的。

  譬如說進士就分五等,有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此外科舉還有明經、諸科、九經、周易之分,更有一個恩典性質的特奏名進士。

  還有國家功臣之後,依製蔭補為官,這叫奏補出身。

  以上這些都是清流正途,在官場是不會被人拿有色眼鏡審視的。

  是士大夫地主們的自己人。

  但有些人就不一樣了。

  譬如說,

宗室子弟們的女婿,因為是趙官家的親戚,按製要給官當,但因為這些家夥不是靠能力和科舉為官,而是靠女人做官,所以他們叫裙帶頭官。  此外皇后、太后、貴妃的姻親,因為蔭恩特旨為官,也被排斥在清流之外,被稱為捧香,捧誰的香?宮裡面的太后皇后啊!

  但不管是裙帶頭還是捧香,基本上很少和正統文官在一個賽道上比賽。

  所以,文官們也就平時吐槽一二,真的見面了,捧臭腳的多的是!

  真正讓清流正途們看不起和瞧不起的,叫‘三色人’。

  也就是胥吏年勞,做事勤勉,按製授官的;響應國家和皇帝號召,捐錢捐糧,納粟為官的以及其他緣故、途徑為官的。

  這三種人,要麽是粗鄙胥吏,要麽是有錢的暴發戶,要麽是不知道哪個犄角疙瘩冒出來的二愣子。

  正統文官們看到他們就頭疼、鄙夷,要不是大宋制度壓著,祖宗成法在,恐怕想將這三色人一腳踢出官場的不知道有多少。

  自然,‘三色人’在磨勘轉官時,遇到的難度和險阻,遠遠大於其他出身。

  旁的不提,銓曹四院隨便一個小官,隨便找個借口,就可以讓一個三色人一輩子的辛苦付諸東流。

  於是,大宋的官場上,埋葬了不知道多少草莽英雄的野心與壯志。

  好在,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無論是上天還是國家,都總會留下一扇窗戶給有心人。

  在大宋,三色人並非永遠會受歧視,也並非沒有機會擺脫自己的三色人出身。

  因為國家還規定了一項特別措施:舉遺逸。

  依照制度,國家三京通判以上或者帶館職的地方重臣以及正府、樞府、三衙的有司主官,可以向皇帝推薦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通過科舉途徑為官的乾吏良才。

  皇帝若接受推薦,就可以下特旨恩典超遷他的官職,並將其直接列入京官。

  如太宗開寶五年,接受翰林學士韓丕的推薦,超遷提拔了萬適、楊璞、田詰等人。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更是直接超遷了河中府的劉選為大理寺評選。

  只是,大宋立國百年,三京通判和學士們換了不知道多少,願意拿著自己的名譽和前途,向皇帝舉遺逸的大臣,一直都非常少,每年都沒有幾個。

  如今還在位的重臣,也就一個章得象,一個杜衍而已。

  當年章得象為刑部曹和大理寺丞時,向章獻明肅太后先後舉薦了十幾個胥吏出身的乾吏,皆超遷為京官,如今這些人裡甚至有做到了路提刑官的。

  而杜衍知江陵府的時候,也推薦了好幾個地方上的小官,其推薦的人裡,現在已經有人做到了大理寺的司曹主官。

  另一個,范仲淹其實也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他是被他的老上司時任江淮製置發運副使張倫親自向朝堂力薦的,所以范仲淹才能在當年就轉為京官,並立刻得除知興化縣。

  這是皇帝特旨超遷的結果!

  心裡想著這些事情,趙昕的眼睛,在劉永年翻動的書冊中掃視著。

  很快,他就找到自己想找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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