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資料: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增長。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會議，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的定律，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面對這樣屈辱的局面，從5月4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後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新青年》中一針見血的點破了這次事件的原因，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製而改變，於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佔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並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撫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

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1918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

　　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不合法條件。但結果，北洋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4月30日還是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三)通電各省於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製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衝進曹宅，並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出面控制事態，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的一副對聯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1919年5月7日，長沙各學校學生舉行“五七”國恥紀念遊行，遊行隊伍被張敬堯派軍警強行解散。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向*、何叔衡等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並商討恢復和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問題。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五四”發生以後，作為點燃五四之火的大總統徐世昌也與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在總統府密議，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

　　 1919年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

　　 1919年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湖南長沙的第一師范、湘雅醫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等二十個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

　　 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余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