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女孩子開始魂不守舍之後，徐遷開始有點同情女孩子。徐遷走過來用法語說了一句“我們都是好人”，女孩子開始相信徐遷起來，索性像一個尾巴一樣一直跟在徐遷身邊。她覺得這些人之中這個徐遷最穩重，又會一些法語應該是一個文明人為了她自身安全她決定跟著徐遷。為了不讓徐遷嫌棄自己，女孩子開始和徐遷討論一些革命上的問題。為了不讓徐遷發怒，女孩子盡可能地和徐遷求同存異討論問題。女孩子仗著自己懂法語，用自己的理解解釋一些國內人翻譯上的錯誤。女孩子隨口說出一些比較常見的翻譯上的失誤，證明自己不是亂說的，翻譯失誤會導致一些理解上的差異。

　　女孩子的一句法語原文，讓徐遷終於想起了一件事情。怪不得當他第一次看《新青年》的時候，對於一些理論感到似曾相識，原來這不是幻覺。早在徐遷第一次和法國老人聊天的時候，那個法國老人不就是這麽說的嗎?他翻譯了一部分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就是和《新青年》裡面理論十分接近的嗎?徐遷下意識地詢問女孩子，什麽是“巴黎公社”。女孩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告訴給了徐遷。

　　女孩子好像對這些十分了解，徐遷隱晦地告訴女孩子，自己手裡有一些法國原文的歷史資料。女孩子馬上有了興趣，說自己去法國，最大的目的就是去當地的圖書館查找相關信息。徐遷答應把自己藏在家裡的資料借給女孩子看，但是徐遷有一個要求，就是希望女孩子把這些資料翻譯出來，讓徐遷也知道裡面的東西。女孩子滿口答應了，卻忘記了翻譯這些資料不但需要很長的時間，更需要分析和理解。就這樣女孩子幾乎是自願地，上了徐遷的船，成為了徐遷家裡的一個不請自來的嬌客。多年之後女孩子回憶起這件事情的時候，總會說這是徐遷故意安排的，就連徐遷的母親也說自己兒子對付年輕城裡的女孩子有一套。

　　學習了老人留下的原文，徐遷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他一邊安排女孩子繼續翻譯原文，一邊帶著大家開始建立農會。讓一些受苦的農民團結起來，一起和地主講條件，要求自身的權利和待遇。在他的領導和鼓勵下，蕭山衙前的老百姓終於得到了應有的福利。雖然這些福利在徐遷看來遠遠不夠，但是對於老實本分的農民來說已經很不錯了。在徐遷的帶領下，馬上衙前的各個村莊都興辦起來了農會，紛紛要求地主加高大家的報酬。剛好這個時候是農村“雙搶”的時候，地主要是不答應的話，就會影響到收成，地主隻好捏著鼻子答應了。徐遷為大家爭取到了這一年到下一年上半年的福利，比過去足足高出了近一倍。大家都十分感激徐遷，選舉徐遷擔任這個農會的理事，大家第一次感受到了團結的力量。馬上不光衙前，整個蕭山老百姓都發動了起來，一個個農會馬上組建起來。這個速度，這個態度，讓所有的人刮目相看。大家都在私下議論這個叫徐夢覺的人，都說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就是來搭救老百姓的。

　　雖然不久之後在眾多地主和官員的聯合抵製下，這個自發組織的農會被一個個勒令撤銷。徐遷也用自己的本名徐遷，在自己家鄉半隱居起來。但是無論是徐遷還是廣大群眾，都嘗到了農會的甜頭，也知道了團結的力量。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徐遷參與和主持的蕭山衙前農會，是國內最早的帶有革命色彩的群眾性組織。徐遷創造了不少國內的第一，也讓當地的人有了最初的革命意識。

　　相關資料:巴黎公社(法語: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個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間短暫地統治巴黎的政府。由於評價者意識形態的不同，對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認為它是無政府主義;也有人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實驗;更有被認為標志當代世界政治左翼運動崛起光輝起始裡程碑，影響廣大深遠。馬克思認為它是對他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俄羅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則對此持反對意見，因為它既沒有依賴於一個先鋒隊，也沒有掌控國家或者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實際上還是無政府主義。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它的實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公社戰士在同強大敵人戰鬥時表現出來的英勇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將永垂史冊。

　　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馬克思各種著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組成《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幾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寫的導言);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是這樣，特別是《國家與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為塔列爾的《巴黎公社》所寫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對巴黎公社提出了有爭議的解釋。

　　歷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並不是什麽有計劃行動的產物，也決非得力於什麽個人或具有明確綱領的組織的領導。然而，重要的是，1/3的當選者均是體力勞動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活動分子。這個政府的成員是由巴黎選民在巴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意外地掌握國家權力一周之後所安排的一次特別選舉中產生的。這一事件發生在3月18日，當時法國臨時政府在其部分部隊和民眾舉行聯歡之後，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馬克思認為，“公社以其審慎溫和著稱的措施，只能適合於被包圍城市的情況。……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製的發展方向”。在給多梅拉o紐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盡管公社不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馬克思仍強調指出它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在馬克思看來，決不應把公社看作是教條主義的模式或未來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列寧堅持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強調指出，公社以這種方式為“無產階級專政”作了初步準備;這種專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種能使大多數選民(如工人)對所有機構，包括強製性機構，實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國家，是一種最適合於建立社會主義而實現勞動解放的國家。

　　積極意義:積極參與公社的建設和捍衛公社的鬥爭，作為公社的宣傳工具，客觀地報道了當時的實際情勢，反映了工農群眾的要求和呼聲，教育和動員了群眾，對公社事業起到了建設性作用。

　　歷史局限:由於鬥爭形勢複雜，加之公社內部存在著兩派分歧，不少報紙卷入了內部鬥爭，有的還發表過一些為敵人張目的錯誤言論，造成很壞影響。從全局來看，公社領導的新聞政策失之過寬，這更是一個深刻教訓。當時巴黎還有不少報刊是敵視公社並且攻擊誹謗公社政策的，公社領導人對此沒有采取果斷的查封措施，這些反動報刊的造謠汙蔑，使公社失去了中間階層特別是農民的支持，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工人政權的力量， 這也是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不過，這在當時革命報刊所做的全部工作中，畢竟隻佔很小的比重。

　　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馬克思和列寧對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質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發展;特別是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出現的嚴格的一黨製國家進行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個基本部分。在公社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貢獻的是Jo布呂阿的《1871年的政權和國家》，載《社會運動》雜志第79期(1972年 4—6月號)。關於主要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闡述文選可參看舒爾金德的著作。關於史學問題的爭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則收在利思所編的著作中。

　　意義: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無產階級武裝暴力直接奪取城市政權的第一次嘗試。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寫下了光輝、偉大而悲壯的一頁。

　　誠然，由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所限，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正處於上升和大發展的時期，資產階級正與封建勢力做最後階段的鬥爭，發生於資本主義大工業初期階段的這次無產階級起義無法進行其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願望。但是，作為一次壯舉，它帶給我們以教育和反思。它深刻地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當無產階級的鬥爭威脅到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安全時，資產階級會毫不猶豫地把無產階級投入血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