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李思勉寫道:

　　徐大人要雇人打柴，現有柴夫甲、乙、丙三人。

　　甲、乙兩人合作，十天填滿柴房;乙、丙兩人合作，十二天填滿柴房;甲、丙兩人合作，十五天填滿柴房。

　　問徐大人:若獨丙一人打柴，多少天填滿柴房?

　　侯芊芊見此，困惑問道:“你怎知徐大人要買柴火?”

　　李思勉忍不住笑:“這是假設。”

　　侯芊芊道:“即便是假設，哪個柴夫敢如此怠惰，竟要一旬！怕是刁奴欺主呢！”

　　李思勉苦笑:“哎呀，你莫當真，這是算術題，那徐大人精於此道，他見此就知我亦道中人，故必請我進門。”

　　侯芊芊不信:“他連老侯的拜帖都拒了，怎會被這三個柴夫叫開門，若真如此，老侯的臉也沒了。”

　　李思勉著下人將“小學六年級思考題”送去徐府，然後對侯芊芊道:“不是這麽說的，朝中黨派爭鬥之惡，叫旁觀者也齒冷。徐大人若對我們熱情親切，必然要被東林黨汙蔑與魏忠賢有牽扯。”

　　“他拒絕過，也就避嫌了，若再有人非議他，他隻拿這題目出來，朝中除了他徐光啟，沒人解得出，誰還有話說?”

　　侯芊芊道:“既有這麽多彎彎繞繞，那你總對魏上公直呼其名，若叫魏上公耳目得知，這就妙了嗎?”

　　侯芊芊說的有理，但李思勉做不到尊稱魏忠賢為“魏上公”。

　　他說:“我一呆公子，劣名遠揚，沒人會把我話當真，且我沒功名，沒有影響力，不要緊的。”

　　侯芊芊說:“你以前呆，現在不呆……”

　　她又說:“柴夫到底要多少天填滿柴房?”

　　李思勉笑:“那甲要二十四天，丙要四十天，乙卻不是個整數，十七天多幾個時辰……”

　　侯芊芊怒:“你就是耍人！四十天才能填滿柴房，哪有這種蘑菇柴夫！這柴夫丙怕就是你吧！”

　　李思勉哈哈大笑。

　　。

　　徐光啟邀請李思勉夫婦來家。

　　“二位年侄遠道而來，老夫不曾遠迎，反而拒見，實在無禮了……”徐光啟衰老而平靜，微微頷首致歉。

　　李思勉鞠了一躬:“小侄深知徐大人病體不便，徐大人不必掛懷。這次小侄和拙荊來拜訪徐大人，實和父上無關，純是小侄自己的想法。”

　　徐光啟拿起“打柴算術題”，笑問:“年侄不是為這個來的吧?”

　　李思勉笑:“徐大人明見。小侄是為番薯與洋文來的。”

　　徐光啟表情變嚴肅了。

　　李思勉道:“徐大人雖以儒學作文，以八股入仕，卻以洋教立身，以西學執政。因此朝中人不能接受徐大人，但小侄卻以為，徐大人之道，對我中華大有裨益！宗教固然在此之外，但西學卻該大加推廣！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有揚有棄，取長補短，這才該是中華的未來！”

　　徐光啟驚得吸了一口氣，若在教友面前，他恐怕已經是閉目禱告了。

　　只聽他說:“年侄尚未弱冠，卻已有這般恢弘遠見！如能入朝執笏，必是我大明之幸！”

　　李思勉尷尬，苦笑:“徐大人謬讚了，小侄對八股製藝一竅不通，隻對匠作、農學、軍工，天文、地理有興趣。若不是家父給我資本，我此生怕都是籍籍無名。”

　　徐光啟道:“年侄何過謙?方你一席話，將我數十年想說未說的都說盡了，實是醍醐灌頂！年侄不必稱我大人，我癡長你父幾歲，你喊我伯想必你父也不會介意。

”　　李思勉和侯芊芊:“徐伯父。”

　　徐光啟對侯芊芊說:“你父與我雖無交際，但我拒他拜帖不見，是我無禮了。”

　　侯芊芊見徐光啟對李思勉評價甚高，相當高興，早不介意開始的事了:“徐伯父，省身已經同我解釋了，我明白的。”

　　徐光啟又說:“二位年侄伉儷情深，即便論及國家大事，也不分開，殊為難得。”

　　李思勉解釋道:“徐伯父，拙荊本想避諱，但我想讓她旁聽學習。因我聽聞國外女子，也頗有懂政事的，我既要納西學，就連這也一並接納了。雖不敢比那班昭續《漢書》、書《女誡》，但將來也願她做我的賢內助。”

　　(班昭是班固和班超的親妹妹。班固書《漢書》，未竟而卒，班昭奉旨續寫《漢書》)

　　徐光啟笑得白胡子抖動起來:“哈哈哈！賢侄不拘一格，實乃性情中人！”

　　侯芊芊聽到“賢內助”，臉有點紅，因她也知道自己是什麽猴樣兒，絕算不上賢惠……

　　。

　　“徐伯父，你著有《甘薯疏》，想畢你親自試種過番薯，也知道這種作物適應性強，耐旱，耐貧瘠，產量大，那為何我大明至今只有零散地區在種，沒有將其廣泛推廣?”李思勉問出一直困惑他的問題。

　　徐光啟見他如此清楚番薯習性以及番薯在國內的種植范圍，知他心系蒼生飽暖，對他就更讚賞了。

　　“賢侄，若論高產、耐旱、耐貧瘠，高粱也不輸番薯，高粱更兼耐鹽鹼，但高粱也不是我大明主要農作物，你可知這是為何?”

　　(明末番薯種植時間短，較為野化，產量沒比高粱高多少。)

　　李思勉倒沒想到這點，老實說不知。

　　徐光啟歎了口氣:“若要百姓種番薯、高粱，那朝廷須先保證番薯高粱賣得出價格。”

　　時下賦稅政策是“一條鞭法”，一條鞭要求農民交銀子，而非糧食。

　　因此現實往往是這樣:農民種細糧，如稻米、小麥，收獲後賣掉，換了錢交稅，剩下的錢換雜糧混合糠菜給家人吃，混個餓不死。

　　就算種了高粱、番薯，賣不上錢，交不了稅，也是白搭。

　　張居正死後，一條鞭的積極意義被破壞殆盡，只剩下消極意義越發擾民。到天啟年，民間已經不大遵守一條鞭了，而是回歸到用糧交稅。

　　但就算用糧食交稅，地方稅務官也只要細糧，不要無法折銀的番薯、高粱。

　　哪怕稅務官妥協，肯收番薯、高粱，那收的量絕對要大，要遠超賦稅才行……既然如此， 農民又何必種番薯、高粱自找苦吃呢?

　　另外，明面上糧價是由朝廷制定，但實際上卻是由各大糧商財閥操控的。

　　就像物價總局裡有糧商的人，而糧商只要細糧，那番薯這種水分足，不耐久貯的糧食能賣得出錢就怪了。

　　糧商為什麽只要稻米，因為稻米能儲存數年，能保值，隨時可以拿出來操作撈錢，尤其在明末這種氣候惡劣，饑饉頻發的時候……

　　另外，明朝知識傳播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想要快速傳播番薯，最有效的法子是皇上下令，第二就是由讀書人群體進行宣傳。

　　但士紳群體的本質是地主剝削階級。

　　“種番薯”的建議，已經動搖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民用一小塊地就能吃飽，誰還需要租借地主的地?地主又怎麽抽頭農民的錢?

　　再者，不論閹黨還是東林黨，都不想要賣不出錢的番薯。

　　李思勉父親李效實，侯芊芊父親侯太常，甚至徐光啟自己，都不希望自家莊子大量種植番薯……

　　所以這些新式作物，從引入中國起，就沒有得到官方的推廣。

　　哪怕是清朝，也是到乾隆年間，因人口激增，人均土地減少，朝廷才積極推廣番薯、馬鈴薯、玉米這“源自南美洲的三大作物”，實際上，這三大作物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

　　唉，大明末年，各個領域都仿佛泥潭，若身在其中，就寸步難行。

　　誰有勇氣毅力將其改革，撥亂反正?沒有人……沒有人啊！

　　所以才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來推翻這一切，重新洗牌，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