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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秋天，老丈人黃珂病逝，黃峨連忙回鄉吊唁。順便代表丈夫，看望年邁多病的恩師席書。

黃珂和席書，都是四川遂寧人。

小皇帝朱載堻特別恩遇，派一位行人(正八品)、十二名錦衣衛護送，往返花費全部由國庫開銷。

這位行人，還有一個任務，幫皇帝把墓志銘帶去。黃珂的墓志銘，是理學大宗師羅欽順所寫，由皇帝朱載堻親自謄抄。

此舉，讓反對改革派瑟瑟發抖。

王淵的老丈人死了，皇帝都親自謄抄墓志銘，可見皇恩浩蕩到什麽地步！

城西，王宅，大學士第。

王淵與舊友常倫宴飲，一邊喝酒，一邊討論“一條鞭法”。

王淵說道:“將所有賦役，都統歸一鞭，今後地方恐會再行加派。”

常倫笑道:“何為一條鞭?便是把雜項加派都算進去。既然已經算進去了，如何還能再加雜項?勿須擔心，朝廷發文不得再加即可。”

王淵搖頭:“百年之後，你我身故，而一條鞭還流行於世。屆時，天下百姓隻知一條鞭，而不知一條鞭包含雜稅。官員和士紳必然聯手漁利，憑空再加一些雜項攤派，如此等於小民被加派了兩次雜稅。”

常倫笑容頓失，點頭說:“很有可能。”

王淵說道:“沒有什麽是萬世之法，我等變法改革，能定百年江山已屬不易。但還是應該留一手，我會上疏陛下，請在全國清丈完畢之後，以大明皇帝的名義昭告天下:盛世之土，永不加賦;盛世之民，永不加役。”

“此法可也，”常倫高興道，“今後誰若私自加派，便是違反了紹豐皇帝祖製！”

一條鞭法雖沒有攤丁入畝，但本意也是減輕小民負擔。

即賦役總額不變，以清查田畝的方式，增加賦稅來源再平攤，以縣為單位分攤下去，如此就能減輕個人負擔。同時，將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並，通過非常複雜的計算方式，揉到一起來平攤給全民。

這種做法肯定問題無數，但比大戶躲避丁役，全讓小民承擔更進步，至少能讓貧苦百姓喘口氣。

今後老百姓不用傾家蕩產服徭役，全民隻交“一條鞭稅”。地方徭役，就包含在稅款當中，官員要做什麽事情，官府直接拿銀子雇人完成。

如此還有兩個好處:

第一，解放勞動力。放松土地對人口的束縛，更能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也能為資本家提供更多工人。

第二，減少層層盤剝。以前征收賦役，是州縣長官派遣差吏，再由差吏跟裡甲長、糧長接洽，由裡甲長、糧長負責直接征收。

糧長因為要包賠，征不齊糧食自己補，許多糧長已經家破人亡，還能生存的糧長全是地方惡霸。裡甲長同樣變質，心善的根本乾不長，“優勝劣汰”下來的全是虎狼之輩。

一條鞭法實行之後，州縣差吏直接跟百姓對接，繞過裡甲長和糧長，等於減少一層盤剝。

都說古代皇權不下縣，朱元璋那會兒則不然，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裡。靠的就是裡甲長和糧長，這在當時是非常進步的，到了明中期則變成惡政，原因是地主官僚階層大興、土地兼並嚴重和商品經濟繁榮。

裡甲長和糧長制度，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反而成為阻礙社會公平和進步的老玩意兒。

王淵那個“盛世之土，永不加賦;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國清田完成，以新量田畝為基準、以固定人口為基準，結合各州縣最近十年的賦役平均數，來制定一條鞭法的地方賦役額度。

即一個州縣，定下所需征收賦役的總額，再平攤給地主和小民。地方田畝越多、人口越多，平攤到每個人頭上就越少，今後世世代代都不許增加！

聽起來似乎是胡來，會導致國家繁榮之後，朝廷稅收卻沒法增加。

但必須弄清楚幾個事實:

第一，這些稅銀，大部分是地方稅，中央國稅隻佔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國家持續繁榮，今後上交國庫的稅收也不會增加，甚至還會持續不斷減少。

就拿朱元璋時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較，全國在冊田畝數量減少一半，即需要繳稅的農田有一半憑空消失。而全國在冊人口，增加非常緩慢，一遇災荒戰亂反而還減少。這就導致，大明發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稅越來越困難。

王淵喊出永不加賦，是不準官員巧立名目攤派，跟財政收入沒有半毛錢關系。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將就木，估計也不會堅守什麽祖製，該加派還是得加派。就像歷史上，崇禎瘋狂加派“遼餉”一樣，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還是那句話，沒有什麽萬世之法。

王淵這次改革，能維持繁榮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無量。能鞏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稱非常成功。能延續統治一百五十年，王淵絕對是名垂史冊的一代賢相。

土地兼並，無法遏製。

對於當權者來說，可怕的不是土地兼並，而是擁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稅！

明末江南地區，10%的富人佔據90%土地，也沒見鬧出什麽亂子。即便有“江南奴變”，也是奴仆抗擊雇主，並非起義反抗朝廷。這是因為，江南商品經濟的繁榮， 可以吸納大量無地農民，田皮田骨也維持了佃戶的穩定。

而陝西那邊，商品經濟脆弱，無地農民找不到出路，還得供應邊鎮軍糧。這些窮地方，連田皮都沒有發展出來，佃戶和農戶朝不保夕。一遇天災，就會造成大量流民，於是李自成、張獻忠就出現了！

王淵對常倫說:“賦役定額之後，永世不變，一切賦役稅項全部取消！”

常倫瞠目結舌。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每年由州縣測算並制定賦役總額，再來攤派給轄內百姓。該交多少稅，官員可以胡亂制定，雖然禦史一查就露餡，但總有人貪錢不怕死。

而且，賦役稅項雖然統歸一條鞭，但稅項名目還保留著。稅項保留是方便禦史核查，但卻造成吏員工作繁重，官府必須擴招文吏，且文移工作變得非常複雜。時間越往後推，禦史越不願查帳，張居正設立的門檻成了擺設，唯一的作用就是養活更多吏員。

這種搞法，別說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撐不住，必定讓情況更加惡劣。

王淵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縣的情況，制定一個賦役額度，取消全部雜項名目，地方官員就按此定額收取。相當於農業稅、人頭稅、雜稅，永世不變，王淵定下的目標是維持一百年。

至於百年之後，自有君臣去想辦法，關他王淵屁事！

張居正倒是沒這樣粗暴，制定無數條條框框。結果呢?條條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賦役越來越少，征收越來越困難，老百姓的負擔還越來越重，最後只能靠增加鹽稅和瘋狂攤派維持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