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劉宋代晉而立，軍製基本沿襲東晉，雖然進一步加強了中樞集權，但大體上沒變，還是中外軍制度。所謂中外軍，即中軍泛指中樞禁軍，外軍則為地方重要軍鎮駐軍。

　　劉裕代晉後，直屬中樞的禁軍在原有六軍的基礎上又恢復東漢時的五校，用以扭轉東晉以來的內輕外重的局面，但是這一制度在劉裕駕崩之後很快就遭到了權臣的破壞，此後的一段時間也是時立時廢，未能鞏固。

　　按舊製天子六軍，分六個軍府，其中領軍府、護軍府掌皇城內外朝宮禁宿衛，設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一般由親厚重臣兼任，其次左衛、右衛、驍騎、遊擊理論上只有皇帝的詔令才能調動，但這不過是理論上而已，主要看皇帝的威望能不能施加以影響。

　　而五校為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複立之初以東宮兼領，兵少而精悍，用以加強殿中、東宮、朝堂宿衛，非北府將臣、皇族近親不能擔任。但劉裕代晉後有個很嚴重的問題，麾下缺少真正忠誠的理政人才，又要防范高門世閥弄權，於是很多嫡系將領、軍府僚屬官吏調到地方任職，這樣實際上禁軍宿衛的力量漸漸減弱了。

　　劉裕駕崩當年不久，少帝初即位未曾親政，江南高門世閥不甘失去對朝政的壟斷與北魏有所密謀，因為在北魏泰常二年，東晉義熙十四年，即418年，司馬氏宗室司馬休之，息譙王司馬文思，章武王世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桓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投敵降魏。(參見魏書，很有意思的是，宋書與南史都不載)

　　北魏泰常四年，劉宋永初元年，即420年，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匈奴護軍薛辯及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並遣使請降。(見魏書)

　　北魏泰常六年冬，劉宋永初三年，劉裕已駕崩了幾個月，北魏派使南下以和親為名探聽虛實，並安排了逃到魏境的司馬世賢等司馬氏遺裔隨軍南下，探明虛實很快就發動了南侵。魏將叔孫建攻打青、兗二州時，就有司馬愛之、司馬秀之先聚黨濟東，皆率眾降魏，以致碻磝重鎮最先失守。(見魏書)

　　而新立的劉宋朝庭，只派了檀道濟率兵支援青州一帶，並趁機再次將一部分劉氏宗室子弟禁軍軍官調到了地方，又削弱了一次中樞力量，因司馬氏蓄謀降敵，魏軍輕松奪取了黃河沿邊洛陽、虎牢、滑台、碻磝四鎮。

　　到景平元年，戰事初步結束後，有司馬世賢、自稱小黃盟主的黃巾道之後董邈等在宋、魏邊境許州與陳留一帶招兵買馬，試圖死灰複原，其中也有北魏借屍還魂之意，但卻被豫州刺史劉粹派部將率兵擊殺，傳首建康。

　　高門世族見複辟的方案一失敗了，隨之就展開了方案二廢帝的密謀，而本書的故事也就是從這裡開始，話歸正題……

　　禁軍與全國軍隊的日常管理升遷與後勤補給主要由五兵尚書(也就是後來的兵部尚書，但還不規范)擔任，而調動出征、典禮則經皇帝、尚書令錄尚書事下發詔書、或敕命到太尉府，太尉府受命擬定方案，然後才實際執行。

　　以上為禁軍番屬，統兵機構與調動流程。而禁軍的大營有建康城北廣莫門外(東北角)的北郊領軍大營，玄武門外的宣武場(即禁軍五校的)大營，建康城西石頭城的左衛大營，朱雀門東南的東府右衛大營，另外是南郊的護軍大營。

　　南朝劉宋的軍隊編與兩晉一樣，沒什麽創新，基層由低到高分別是伍長、什長、隊主、幢主、軍主， 一軍的設置一般按軍種及戰鬥任務調配，一千到三千兵左右，並不固定，其步兵編制為如下:

　　每5人為一伍，僅設伍長一人，轄兵員5人;

　　每2伍為一什，設什長一人，轄兵員10人;

　　每10什為一隊，設正副隊主二人，轄兵員100人，為最小調動作戰編制。

　　每5隊為一幢，設正副幢主二人，轄兵員500人;

　　每2到6幢為一軍，設正副軍主二人，轄兵員1000到3000人。經常會出現，一個大將軍才統一千到三千兵。

　　其中，驍騎、材官、樓船士是每3隊一幢，轄兵員300人，3幢一軍，不算編外非作戰人員，一軍1000人左右。

　　南北朝不存在吃空餉，喝兵血的事，兵為將有的情況很嚴重，即算兵員編制有差額，但一般高級軍官都有大量的莊園農奴附從幢仆軍，也就是私兵。所以，劉裕賴以建宋的北府軍，以丹徒京口的丹陽兵為骨乾，其兵源主要是北方喬遷南渡的江淮流民，以及收編佔據建康的桓玄、荊州劉毅的部屬雜合而成，故劉宋建立之初，朝庭並不穩固。

　　至於三吳之地，那是王、謝高門世閥的地盤，自耕農極少，多為豪宗莊園主的佃戶家奴，所以朝庭是沒有兵源的，稅收同樣依賴於宗族，由秦漢的自耕農經濟演變到三國兩晉的莊園主經濟，門閥主政的這種情況下，朝庭對地方的掌控很弱，基本依賴於皇族宗親製衡，後來的宋文帝北伐，雖被稱為“元嘉草草”卻已經是極為不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