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上一篇末尾做了個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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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楚良跟在袁為民身後，來到走廊裡一個長椅上坐下。

　　“小歐，小許和我說過你能明白足協十二分跑的真正意義，但我想你還不知道它是怎麽來的吧！”

　　“願聞其詳。”歐楚良點點頭，這些足協內部決定，他還真不是很清楚。

　　“那說起來，可就話長了。”袁為民深吸一口氣，陷入了回憶中。

　　每一個足球城市在過去的10年來都有說不完的故事，但昆明這個城市卻很簡單，簡單到許多人用“春訓”、“體測”四個字就能概括了。

　　在昆明西南市郊，美麗的滇池旁一條由東向西長約4.5公裡寬約40米到300米不等的長堤，名叫海埂。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海埂這個地方被選為國足集訓營。而集中春訓，便是中國足球計劃體制最集中的表現。

　　海埂春訓可說是中國足壇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每年冬春之際，國內36支甲級隊齊集滇池湖畔這塊寶地，為秋天的收獲而揮灑汗水。

　　1994年時，足協把體能測試作為球員參賽資格標準。由於涉及到飯碗問題，因此各隊這一年開始都非常重視春訓和體測，12分鍾跑和5×25米折返跑成為中國足球的又一個象征。

　　1994年3月17日，首次體測在昆明拓東體育場進行。

　　上午9時，廣州太陽神隊第一個參加12分鍾跑測試，結果19人參測僅7人達標，11人達到及格線。前衛張兵栽倒在2900米前，失去了參加聯賽的資格，成為體測祭壇上的首個“犧牲品”。

　　1995年3月15日，李勇、趙發慶和唐堯東等18名年過30的老國腳聯名上書春訓辦，以年紀大、不適應12分鍾跑為由，要求照顧及免測，但沒有得到批準。

　　如此矯枉過正的模式，民間一片哀聲哉道。

　　尤其是運動員，他們非常不理解為什麽要用這種強硬的體能標準來作為自己能否踢足球的依據。

　　然而他們卻不知道，足協下達的這項規定，是王軍生在92年紅山口會議上台後，谘詢了全國二十多名老國腳、老足球人所得到的結論和建議。

　　“軍生剛剛接替年為四上台後，他面臨的就是一個誰都不敢接的爛攤子。”袁為民回憶道。

　　虛心的王軍生四處請教後，終於得到一名老前輩的指引。

　　承上啟下，事必躬親，三思而後行。

　　尤其是足球改革這一塊，怎們改，從何處著手，王軍生為此連同馬可見一齊，聯合京城體育學院七名教授到海埂進行了一次座談。

　　七名教授先到海埂一周，對這期間男足的訓練也完成了調研。

　　座談會上，一間有些簡陋的小會議室被七名教授和足協春訓辦公室工作人員擠得滿滿的。七名著名教授分別從事運動訓練學、運動生理學、運動醫學、運動管理學等方面研究。其中三名教授還在王軍生求學時，給他上過課。

　　“今天軍生統治是想聽一聽教授們的意見，請大家暢所欲言。”馬可見主持會議道。

　　會議室裡的氣氛一下子凝重起來，沒有人講話搭茬。

　　“今天不是在體育學院對學生進行考試，是座談！我想聽一聽各隊的訓練情況。”兩分鍾後，王軍生見沒人說話，便主動打破了沉默。

　　“你想聽真話還是假話?”一名運動學教授開口問道。

　　“當然是真話了！”王軍生擲地有聲，“我剛來到足協，對各方面都不了解。我不知道座談會為什麽會這麽沉悶，我想聽各方面的真實意見！”

　　“那好吧，我先開個頭。”那名運動學教授把手中的英雄牌鋼筆扣上筆帽，然後又摘掉了眼鏡。

　　“我是專門研究運動訓練學的，研究的項目不止足球一項，其它運動項目的訓練我見過的也很多。但今天我在海埂見到的這些足球隊的訓練，我，我還真是第一次。”

　　說到這，老教授的手竟然開始因為激動而顫抖起來。桌子前其它幾名教授也都搖搖頭，發出了一聲無奈的長歎。

　　就在王軍生和馬可見不明所以時，這麽興運動學老教授突然大聲激動道，聲音裡充滿了悲哀:“軍生同志，如果你真的想聽我的真話，我的實話。那我告訴你，別讓他們練了！讓他們趕緊回家滾蛋吧！”

　　“他們是在訓練麽?他們那時在玩兒！不，TMD連玩兒都算不上！是混！他們全都在那白白浪費國家的錢！！！”

　　老教授因為激動面色有些發白，“這樣的訓練能衝出亞洲走向世界?這TMD不扯呢麽?”

　　老教授一口氣說完，心臟因為激動不斷起伏著。在同僚的幫助下喝了口溫水，這才慢慢緩過來。

　　馬可見也沒有說話，他也陷入了深思。

　　“運動訓練學中非常強調‘動力定型’，就拿體操運動員來說，他們講究的是難度、高度和新穎。因此體操教練訓練運動員時，非常嚴格地要求動作規范和準確，通過反覆的、成百上千次的磨煉，對大腦皮層進行反覆刺激，到最後形成動力定型，這樣在比賽中才能獲取高分。”

　　“足球在某些方面也是如此！”

　　“根據我們這幾天觀察，所有隊員在平日的訓練中非常不認真，更談不上刻苦！連踢球的腳法都不正規不準確，十腳射門有一腳打在門框內就不錯了！”

　　“而且他們都勾著踝關節傳球，傳的球又軟又偏，但他們卻往往踢完一腳一笑了事。”

　　“再加上足球是一項對抗性非常強的運動，可他們都玩假的，根本不真刀真槍地硬碰硬。哪怕有一個認真踢球，不小心碰了同伴一下後，對方起來卻不是罵就是打，根本就沒把踢球當回事！”

　　另外一個教授說完，其它教授也都頻頻點頭。

　　“這事我看到兩起！”

　　“我也看到一起！”

　　見王軍生和馬可見都不說話，又有教授補充道:“圓圈圍搶本來是一種很好的訓練方法，外面的人快傳快接應，裡面的人快搶快堵快攔截。”

　　“可他們怎麽踢的呢?散漫、嬉笑、打鬧...”

　　“唉！你說這是什麽事啊?這也叫訓練?怪不得中國足球總是走不出亞洲，就憑這樣的訓練?”

　　“還有一個，就是紀律問題。”一名運動管理學教授也張開了口，“教練不單要告訴隊員如何踢球，也要有自己的權威。權威性強，學員聽話，教學能力自然也會上去。”

　　“而現在呢?教練權威性不強，訓練質量太低，隊員訓練時的態度、時效和強度都嚴重不及格。不說現在和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差距大，就是和咱們六七十年代相比，訓練的也不行啊！如果足協想要具體數據的話，過兩天我們整理好一並交給足協。”

　　王軍生剛想點頭答應，另外一名運動心理學教授卻接上了話茬。

　　“還有，在這個基地進行集訓的不單單是男足隊員，還有女子壘球。”

　　“但是對比一下人家！同樣的夥食，同樣的條件。人家女隊聞雞出操，暗示訓練。一天四訓，每次都汗流浹背。尤其是晚飯後，我經常看到女隊隊員在路燈下，馬路旁，訓練場邊自己加班加點的訓練。先別管科不科學，但人家是真的拚啊！如此刻苦訓練，不奪得好成績說得過去嗎?”

　　“但是男足呢?這些運動員一點自覺性都沒有，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我們在這一周了，幾乎沒看到一支足球隊整點出操，早操更別說了！”

　　“規定下午三點訓練，他們三點才起床。三點半後一個個拖拖拉拉來到球場，裝備都穿不整齊。”

　　“我還聽說有一個隊的領隊為了讓他們早上按時起床，甚至把人參精的瓶子擰開放在他們床頭，哄他們起床。”

　　“我就不明白了，為什麽教練管不了他們?又是誰給他們撐腰?女壘那麽刻苦，為什麽男足卻這麽懶?”

　　“軍生副主席，我們今天講的全是問題。希望你和馬可見同時不要介意，而這些也都是我們親眼所見，也都是真話，也僅供你們參考。”

　　“至於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們沒有找，因為那是你們的事了。不過我想，就靠現在這樣的風氣，這樣的訓練強度，這樣的競技水平，我想咱們足球的實力不但不會提高，甚至還會繼續下降。”

　　幾名教授輪番說完之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王軍生，畢竟他才是這個屋子裡的管事。

　　剛剛教授在說，王軍生則一直記著筆記。

　　在當這個足協主席前他一直在京城體育學院求學已經十年了，他沒想到自己離開足壇十年後，國內的訓練水平竟然下降到如此地步。

　　這些足球隊幾乎代表了全國足球水平，而國腳也都是從這些足球隊中選拔出來的。

　　現在成年隊如此，青年隊又如何?

　　如果青年隊的訓練也抓不好，十年後，中國足球豈不是更弱?

　　日本人、韓國人早就著手狠抓青訓，中國這樣下去的話，十年後不得被他們拉德遠遠的?

　　那我們要怎麽做?

　　王軍生記到最後，在筆記本上狠狠地寫下一句話:一定要把紀律和訓練搞上去！

　　在這之後，王軍生又召集了一些在體育工作的一線人員，比如球隊後勤人員，助教和體育老師等展開座談，又邀請了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率領考察小組來中國調查研究。

　　在最終的拍板決定下，十二分鍾跑和5X25折返跑應運而生。

　　它的出現雖然砸了不少人的飯碗，也使一些老國腳感到“過河拆橋、晚節不保”，甚至惹來民間一連片的痛罵。

　　但在這種軍事化、“集中營”似的管理下，運動員的身體素質和對足球的態度也漸漸提升到了及格線以上。

　　這兩年，國字號隊員最起碼在身體對抗一項上，在亞洲還是很吃得開的。

　　“所以，你還是想取消春訓，是麽?”袁為民說完，緊緊地盯住歐楚良的雙眼，等待他的回答。

　　半晌，歐楚良一聲長歎:“袁大爺，我不是想取消春訓。我是覺得，十二分鍾跑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我們現在需要一個更新、更科學的方法來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