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大亞灣口外的虎頭洋面上，日本海軍第五艦隊軍艦雲集，大清早就猛烈炮轟海岸守軍陣地，六十多架飛機也來湊熱鬧。雙十節剛過，中國守軍的高級指揮官們還在香港享受著節日余歡，各路部隊都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態。

　　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日軍第十八師團左翼在大亞灣左面登陸，右翼與第六師團的及川支隊在大亞灣正面霞湧一帶登陸，第一零四師團在大亞灣右面登陸，駐防的國軍一個營倉促應戰，他們面對海陸空聯合進攻的七萬日軍，雖然在海空轟炸下傷亡慘重，兀自據險因守，死戰不退。萬年鄉抗敵後援會幾十個會員聽到槍炮和轟炸聲起來支援。

　　幾百個中國軍民在幾十公裡海防線上，與七萬武裝到牙齒的*侵略進行了五個小時的殊死搏殺，只有一個叫陳可勇的戰士負傷逃脫，其余全部壯烈犧牲。

　　在大亞灣兩側，還有兩個連也與日軍展開激戰，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撤出前沿陣地。

　　登陸日軍分左中右三路，象洪水一樣漫過東江兩岸，向廣州滾滾而去。日軍第六師團除及川支隊隨第十八師團行動外，其主力在第五艦隊配合下到達珠江口，迅速佔領虎門要塞，攻陷佛山，控制廣州及其附近地區。

　　攻取廣州的日軍置寶安於不顧，卻有另一支隊伍五千余人在大鵬灣登陸，首先攻陷大棚城，隨後日軍在坦克飛機的掩護下，分三路猛深圳墟和南頭縣城。寶安淪陷了，在世界反*戰場上，中國已經在東方戰場進行了七年孤獨的抵抗。寶安和珠江口的陷落，一切的國際援助都無法進行內地。等到日軍佔領欽州灣、北部灣和南寧後，更是連食鹽都成問題，幾億中國人，只能靠青海湖鹽和四川自貢的井鹽維持生計。

　　日軍將二十一軍總指揮部設在深圳墟。

　　深圳墟南慶街有一幢酒樓，叫鴻安酒家。這是一個不平凡的酒樓。主人何華益二十歲從美國舊金山歸來，嫁給了下梅林的鄭滿喜，將自家在南慶街的兩間祖屋幾經改造，作了酒樓，居然成為深井墟最紅火的酒樓。

　　日軍強征鴻安酒家作了司令部，何華益不敢討要。緊接著日本人佔領沙頭角，英國人不幹了，外交乾預，日軍隻得暫時退出深圳墟，沿廣九鐵路北側對惠東寶地區進行掃蕩。至此，日寇對深圳的佔領告一段落，香港與內地的交通又得以再度開啟。

　　日本人的刺刀架到我們脖子上了，國民黨守軍只有小股零星戰鬥，大部分一觸即潰，各路部隊接到的命令都是撤退到粵北。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國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坐鎮韶關，將部隊收束於英德至河源一線，要固守粵北。蔣委員長大為光火，認為他手握重兵，指揮失當作戰不力而坐失廣州，給了他一個革職留任察看的處分。

　　王作堯的壯丁隊加緊了軍事訓練，找吳盛堂借了一些槍支，算是武裝起來了。周吉到處奔忙，找那些有槍的土豪，動員他們支持壯丁隊，也籌集到一些槍支。

　　日軍進攻南頭時，駐守安南頭的國軍陸軍第六十三軍四五七旅抵抗了一陣，戰力不濟，旅長怯戰，丟下部隊跑到香港去了，部隊無人指揮，各自奔逃。其所屬九一三團在團長李純帶領下，退到東寶邊的觀瀾章嶂和白花洞一帶的山裡面，新敗退卻，又與上級失去了聯系，情緒很低落，不斷有人開小差，有潰散的危險。他們的給養成了問題，部隊沒糧食，找群眾購買，群眾嫌他們抗日不力，

不賣糧食給他們。他們餓急了就到處搶糧，這一搶使軍民關系緊張，想找個向導都沒人肯給他們指路了，似乎只能在山中坐以待斃。　　中共東寶邊區工高官張廣業得知這一情況後，讓王啟光去做工作。王啟光和李純是老熟人了，加上周吉隨行，李純看到江湖上威名素著的“吉叔”也來了，相互間很快便取得信任。

　　李純的處境十分困難，見王啟光到來，如獲救星。根據王啟光的建議，在團裡設立政治部，由王啟光任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蔡子培任副主任，各營、連都由共產黨人任指導員。

　　這時余漢謀為收拾殘局，在深圳墟設立了東路守備區總指揮部，以收攏滯留在敵後的軍事人員，任命一五三師師長張瑞貴為總指揮。但張瑞貴怕死，不敢留在敵後，自己帶著人跑到了河源。

　　王啟光和李純終於和張瑞貴取得了聯絡，九一三團就歸於東路守備區，張瑞貴命他們也撤往河源。這事王啟光一個人做不了主，轉而和黃木芬商量，請求東寶邊委，決定王啟光帶一部分願意隨軍工作的人員隨軍出發。又請準東路守備區總指揮部，給共產黨三個遊擊大隊的編制，不需給裝備，只須一張證明，準許收集散失在民間的武器彈藥。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談判，李純還真請得張瑞貴同意，以守備區總指揮的名義，發給王啟光三張遊擊隊的委任令，名稱空著，由共產黨自己定。

　　有了這三張委任狀，中共在南粵大地建立抗日武裝的問題，首先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決，剩下的就是人員與裝備的事情。這時在香港、寶安和惠陽三地抗日救亡十分活躍，特別是惠陽回鄉青年工作團活躍於香港和惠陽兩地。香港海員工會書記曾生被派遣回家鄉坪山，要在惠陽首先組織抗日武裝。隨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後來的東縱名將周伯鳴，包括十幾個惠青團員。

　　曾生回到坪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惠陽十二個黨支部的代表開了個會，成立縣一級領導機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在工委的名義下，發展黨的組織，培訓幹部，動員群眾，組織自衛隊，與國軍結成統一陣線。第二件事就是賣了自家田地，籌集資金，憑著東路守備區總指揮的證明，用這些資金收集民間槍支。

　　曾生先是和國軍四五一旅套近乎，那族長溫淑海本是個活寶，戰前負責龍崗到沙頭角的守備任務，聽說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了，帶著連以上軍官就逃往香港，讓士兵自尋生路。他的那些士兵沒辦法，隻好丟棄槍支，換上老百姓的服裝喬裝逃命。因此有許多武器彈藥散落民間，正好給曾生組建武裝創造了條件。曾生回惠陽後，一邊辦自己的事，一邊幫四五一旅收攏失散的部隊，提供食宿。先後被他收攏了一千多人交給溫淑海，因此溫淑海對曾生敬若上賓。

　　曾生找溫淑海，目的是借槍。自己有人，卻沒有槍。溫淑海也很給面子，借了十七支槍和一千發子彈。曾生又憑著證明收集民間散落的槍支，先後收集到幾十支步機槍。有了這個基礎，建立武裝就容易多了。

　　先前王啟光已在東路守備區總指揮的名義下爭取到三個大隊的編制，這時曾生又找溫淑海，要在這三個大隊的基礎上成立總隊。那溫淑海本是個混混，曾生幫他收攏了一千多人，這個恩惠大了，正思如何報答，便一口同意。於是“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的大旗，就在惠陽沙坑樹起來了。

　　王作堯的壯丁隊也想扯起大旗，可是事不如人願。為支持曾生創建武裝，壯丁隊選派了七十名骨乾加入曾生的隊伍。

　　東江兩岸抗日熱情高漲，被經過寶安前往香港、為新四軍籌集物質經費的將軍看在眼裡。將軍從香港回來後，竟然在寶安不走了，要在家鄉組織起一支萬人抗日隊伍。將軍自己從香港帶來五十個惠青團員，但東寶邊工委感到力量薄弱，擔心將軍有失，又從壯丁隊抽調八十名骨乾加強將軍的保衛工作。這邊抽一點，那邊抽一點，王作堯須服從大局，東寶邊組建武裝的事就擱下了。

　　將軍的到來，極大地鼓舞了寶安人的抗戰決心。他聯系余漢謀，說要在家鄉組織抗日隊伍。余漢謀正在焦頭爛額的時候，聽說將軍來了，大喜過望，想借葉將軍威名重振南粵雄風。和張瑞貴一商量，那張瑞貴頂著東路守備區總指揮的名義，實則缺乏抗日的決心和辦法。他有個副手譚邃，頂著副總指揮的名號，實際上也做不了什麽工作。於是張瑞貴攛掇余漢謀，給一個東路守備區副總指揮的名號，讓他在寶安組建指揮部，實際統領東路。

　　余漢謀一聽，覺得有理，於是委任狀下來，將軍就成了東路守備區副總指揮，負責組建總指揮部和統馭東路抗戰事宜。

　　指揮部設在哪裡?這個任務自然由東寶邊工委和惠寶工委來完成。黃木芬、王作堯和曾生都想到了洪門，洪門地頭熟，由他們安排是最合適的。於是曾鴻文與周吉就來到了深圳墟。

　　曾鴻文和周吉都看好南慶街，這地方離南門和北門都不太遠，萬不得已時還可從北門撤往梅林，進到羊台山中隱蔽。南慶街有兩個好酒家，一個是南興酒家，另一個是南興酒家對街的鴻安酒家。從內部結構上看，當然是鴻安酒家好。鴻安酒家的老板何華益，因為經營著深圳墟最紅火的酒家，被人稱作“鴻安婆”。

　　曾鴻文和周吉找到鴻安婆，憑二人的江湖字號，沒人不賣帳，鴻安婆熱情接待了他們。

　　“洪門要在我這裡辦事嗎?”鴻安婆向二人詢問來意。

　　曾鴻文搖搖頭:“不是洪門辦事，是抗日需要您的支持。”

　　鴻安婆慨然道:“只要是抗日，只要我能做到，你們說吧。”

　　周吉說:“就是要租你的酒家，作東路守備區總指揮部。”

　　“誰來這裡辦公?張瑞貴嗎?”鴻安婆有點不悅，她對那些不戰而逃的事耿耿於懷。

　　曾鴻文說:“無情定要多支持， 不是張瑞貴，是副總指揮。”

　　鴻安婆有點不解:“不是聽說去了新四軍嗎，怎麽又要在深圳墟設指揮部?”

　　曾鴻文解釋說:“他的確還是新四軍的軍長，但想在家鄉組織一支抗日隊伍。”

　　鴻安婆聽說真是新四軍軍長，慨切地說:“沒問題，不要說租不租，我的鴻安酒家就給葉將軍用了。”

　　鴻安婆立即收拾店面，將二層樓的鴻安酒家全部空出，分文不取，無償地提供給東路守備區指揮部。鴻興酒家從此成為曾鴻文一個秘密聯絡點，後來根據地與香港間的許多物資與人員往來，這裡都成了中轉站。

　　將軍籌備了一個多月，組建東路抗日遊擊隊的工作有聲有色。消息傳到重慶，蔣委員長大為惱火，把余漢謀大了一頓，質問他是不是想在廣東搞出個新四軍。余漢謀無奈，在蔣委員長的壓力下，解散了東路守備區，撤銷了指揮部。將軍見組建廣東抗日武裝阻力重重，就回新四軍去了。

　　將軍一走，東寶惠地區的抗日任務就完全落在兩個工委頭上。這時惠寶工委已成立武裝，東寶邊工委尚以主要精力在做九一三團的統戰工作。將軍留下的一百三十個警衛人員，就分兩批開到坪山，加入了曾生的隊伍。許多人不理解為什麽後來曾生的隊伍一直比王作堯的隊伍壯大，也許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東寶邊工委的骨乾，有一百五十人加入了先組建的惠寶抗日遊擊總隊。

　　而將軍離開寶安回新四軍，使東寶邊工委組建武裝，與惠寶抗日遊擊總隊互相策應互為犄角的緊迫性越來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