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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起潮湧提劍立，一生長為國家憂。 ..

　——題記

　第125章 **與否

　更有甚者，在惡評北洋海軍的訓練問題之後，更是將矛頭指向了其中將領。

　對此，蕭逸更是頓覺義憤填膺，曾經還就一篇文章進行過辯論，文章內容大抵如下:

　北洋大臣李鴻章，於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奉旨開始督辦北洋海防。

　而創辦海軍就要有人統領，丁汝昌被李鴻章物色為北洋海軍提督人選，固然有多種原因，多方見解，但與丁汝昌系淮軍出身，是李鴻章安徽老鄉則有直接關系。

　從丁汝昌投奔李鴻章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鴻章正式奏請由他統領北洋海軍，期間國內第一所培養海軍軍官的福建船政學堂的前幾屆學生已經畢業，派赴英國的第一屆海軍留學生也陸續回國，但李鴻章認為:

　“各管駕由學堂出身者，於西國船學操法固已略知門徑，而戰陣實際概未閱歷，必得久經大敵者相與探討砥礪。”

　當李鴻章將這些有著海軍經驗的“學生官”排除在海軍統領人選之外後，可供選擇的也就寥寥無幾了。

　當時重點的人選有兩個人:一個是丁汝昌，一個是洋務派道員許鈐身。

　許鈐身精通洋務，而且比丁汝昌更早接觸海軍，統領海軍的條件比丁汝昌佔優，但許鈐身最大的缺點是桀驁不馴，他曾多次對李鴻章表現不恭，令李心生不快。

　而丁汝昌雖然出身陸軍，也不太懂洋務，但他最大的特點是對李鴻章惟命是從，選擇丁汝昌更便於李鴻章控制北洋海軍，使它和淮軍一樣成為自己的私產。

　綜合這些因素，李鴻章最終把北洋提督的人選鎖定在了丁汝昌身上。但有不少親歷戰事的軍官，曾於戰後對丁汝昌出任北洋提督的資格提出過疑問。

　洋員泰萊稱他“不諳航事，實際上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稱“海軍提督非閱歷多年，深諳西法之水師官不可”。

　由於丁汝昌不諳航事，導致海軍訓練針對性、實戰性不強，在甲午海戰中付出了慘痛代價。

　黃海海戰中，丁汝昌指揮北洋海軍以橫陣迎敵，嚴重限制了艦隊機動與艦炮火力運用的有機結合，艦船協同混亂，指揮不力，致使北洋艦隊損失5艦，日軍雖傷多艦，但一艦未失。

　海戰後不久，中外評論家就指出，北洋艦隊戰敗“原因雖多，要以橫陣之**為最大失策”。

　由此可見丁汝昌在海軍戰役戰術指揮方面的缺陷和失誤。同時，也正是由於丁汝昌對李鴻章有恩師同鄉的裙帶關系、惟命是從的親信關系。

　在甲午海戰中，面對日軍的進攻，丁汝昌三番兩次聽從了李鴻章“如有違令出戰，雖勝亦罪！”的指令，尤其是在劉公島防衛戰中，一味強調防禦，保存艦船實力，一次次錯失了主動出擊的戰機，導致劉公島很快失守，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縱觀北洋海軍將領隊伍，拉幫結派、拉攏裙帶的現象比較普遍。

　北洋軍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學堂，以福建人居多，他們人多勢眾，常常刻意排斥非閩系軍官。

　長期拉幫結派且排擠打壓異己，讓閩系軍官主導了水師軍政大權，導致有才能的非閩系軍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連身為北洋水師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認:

　“孤寄於群閩之上，遂為閩黨所製，威令不行”。

　縱觀北洋艦隊的幾十名管帶中，較好的如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經遠艦管帶林永升，在黃海之戰中英勇就義。

　但這樣的將領畢竟太少，而且還不被相容，鄧世昌就因“不飲賭、不觀劇、非時未嘗登岸，眾以其立異，皆嫉視之。”

　可以說，派系結黨私營，用人失察失誤，嚴重製約了北洋海軍軍力戰力的發展。

　教訓之二:將領庸才無德，貪生懦弱，注定帶來軍心渙散、自毀長城。

　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注重武器裝備，開設新式學校，把一些將領送到國外深造，甚至還聘請了164名洋員來華幫教訓練水師，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但李鴻章對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卻關心甚少。北洋海軍正是因為缺少了基本的軍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導致出現了一大批貪生怕死、懦弱無能之輩。

　甲午戰爭爆發時，本應是軍人報國、建功立業的機會，但臨陣脫逃者比比皆是。

　在黃海海戰中，中日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

　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

　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佔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反觀其敗因，北洋海軍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是重要原因。

　在激戰中，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不但削弱了戰鬥力，還嚴重擾亂了軍心。

　尤其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豐島和大東溝海戰中，兩次臨陣脫逃，撞壞己方戰艦，均謊報軍情，極盡能事為自己表功開脫，閉口不談畏戰逃跑之事。

　陸軍方面，戰死的將領只有左寶貴、馬玉昆等幾位，逃跑的卻大有人在。

　朝鮮牙山之役，提督葉志超不但倉皇逃竄，還謊報軍情，“飾敗為勝，欺君邀賞”。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領導責任，還令他統帥平壤諸軍，諸將以其庸懦無能，皆輕視之，失敗之命運，不需日軍來攻，已可預知。

　果然，葉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馳三百裡”，退過鴨綠江，朝鮮戰場徹底潰敗。

　旅順是清朝經營多年的遠東第一大軍港，是渤海的鑰匙，北京的門戶，從地理位置、防禦體系來說，只要守城官兵士氣旺盛，指揮得當，堅守數月不成問題。

　但守將龔照嶼“貪鄙庸劣”，未見敵軍就乘小船逃往煙台，守軍土崩瓦解，日軍隻用了6天就攻佔旅順。

　更為嚴重的是，在劉公島之戰中，北洋海軍官兵竟發展到集體投降嘩變的地步。

　洋員馬格祿與部分軍官牛昶昞、嚴道洪等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劉公島兵士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

　管帶王平競帶領十艘魚雷艇結夥逃跑，結果被日軍或擊沉、或俘獲，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就悉數毀滅了。

　北洋海軍官兵如此貪生怕死，自亂陣腳，自毀軍心，豈有不滅亡的道理。

　反觀甲午海戰中不乏英勇作戰者。劉公島南2海裡，島岸線不足千米的日島炮台上，管帶薩鎮冰帶領30余名水兵，用僅有的8門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艦隊25隻艦數百門速射炮的輪番圍攻，直至彈盡炮毀。

　共激戰堅守8天，擊退日軍海陸軍多次進攻，大大遲滯了日軍攻佔劉公島的腳步。

　以民族英雄鄧世昌為代表的部分將士，表現出了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英勇作戰，以身殉國，但像這樣的壯舉畢竟屈指可數。倘若北洋海軍官兵皆能英勇無畏，群起而戰之，恐怕戰局就會另當別論。

　教訓之三:治官執法不嚴，管教不力，勢必導致精神萎靡、軍紀渙散。

　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屢戰屢敗，潰不成軍，沒有打過一個勝仗，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艦。這與當時的北洋海軍軍紀渙散、部隊精神萎靡有著直接關系。

　北洋海軍諸將領統帶部隊，不能以身作則、嚴格治軍，加上大氣候的影響，造成北洋艦隊管理混亂，軍紀渙散。

　據史料記載有二例:1886年8月，北洋海軍應邀到日本長崎訪問，官兵上岸後在妓館鬧事，與日人毆鬥引起事端，導致8人死亡、42人傷殘的重大事件。

　事後李鴻章不但不處理，還以“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繩尺。”為其部屬開脫，一味姑息遷就。

　丁汝昌在海軍基地劉公島營造店鋪斂財，島上開設賭館、煙館、**等多達70多家，因此還與部下發生齟齬，他自蓄優伶演戲，生活驕奢淫逸。

　實際上，北洋海軍成軍之初曾仿效英、德海軍制度，制定了內容詳盡、規定嚴格的《北洋海軍章程》，包括船製、官製、考校、軍規等十四章，共三萬余字。

　同時，軍事訓練也很嚴格，曾聘請英國海軍上校琅威理為總教習，全權負責訓練。琅威理出身皇家海軍，責任心極強，“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琅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

　不論操陣、研炮、營規，皆要求達到世界海軍的水準，不久軍容為之一肅。

　但琅氏任職後期，艦隊的中高級將領對他執法過嚴，深為不滿，矛盾日增，尤其是副提督劉步蟾與琅氏矛盾積深，在集體詆毀下，最終琅氏憤然辭職離去。

　琅氏離職後，北洋艦隊“操練盡弛，自左右總兵以下，爭攜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

　北洋海軍還發生過用軍艦載貨載客掙錢和從朝鮮走私人參牟利的事件。

　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威海、煙台、福州有5套公館，娶有兩房姨太太，在艦隊常去之地金屋藏嬌。

　威海之戰的緊要關頭，來遠、威遠二艦管帶邱寶仁、林穎啟還在岸上**未回，二艦無人指揮，都被日軍擊沉。北洋海軍許多管帶還以權謀私，把軍事訓練、保養船械等款項侵吞，致使船械“應換不換”、“應油不油”，戰技術性能受損。

　同時，由於軍紀廢弛，各艦管帶虛應敷衍，弄虛作假，致使北洋海軍後期軍事訓練形同虛設，打靶演習時“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馳。

　碼數已知，放固易中。”來遠艦大副張哲榮在戰後反思:“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

　在防操練， 不過故事虛行。故一旦兵興，同無把握。雖職事所司，未諳款竅，臨敵貽誤自多。”

　可見，北洋海軍對將領的粗管疏問、放縱遷就，導致了貪腐之行滋長、驕奢之舉蔓延、虛假之風盛行，注定了北洋海軍傾覆滅亡的歷史命運。

　甲午海戰給中**人留下的重要警示:**是毀軍亡國的第一破壞力。

　潮起潮湧提劍立，一生長為國家憂。

　遙想當年，威海灣劉公島前，舳艫相接，旌旗蔽空，可謂盛極一時，世界驚歎。

　然而僅僅6年之後，北洋海軍卻因用人**問題，導致官員隊伍整體無德昏庸、無能懦弱，致使這支龐大的艦隊檣櫓灰飛煙滅了，這不能不給我們以深刻的警醒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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