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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台灣的日軍，陷於台灣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

　沈葆楨從大陸調來的精銳部隊又將他們團團包圍。

　日軍不適應台灣南部盛行的疫氣，“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計其數”。

　日本侵略者見沈葆楨布防周密，在軍事上難以取勝，且軍心波動，不得不與清政府談判。

　**無能的清政府，對閩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勢發展，會把戰火引向大陸各地，談判中步步退讓。

　在英國調停之下，以中方賠銀五十萬兩，日本撤軍為條件，結束了戰爭。

　日本人在台灣戰場上無法得到的東西，卻在談判桌上輕易得到了。

　日本侵台事件引發了朝野籌辦海防的浪潮。

　沈葆楨認為要在台灣搞海防建設，首先應該建設台灣。

　長期以來，清政府奉行“為防台而治台”的政策，對開發孤懸海上的台灣有許多禁令，嚴禁大陸人民偷渡。

　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地少人多，漳、泉人民仍然偷渡入台。

　清政府禁令限制了中國人，卻限制不了外國人。

　鴉片戰爭後，外商抵台低價收購蔗糖、茶葉、樟腦，輸入鴉片等毒品榨取錢財。

　為了杜絕外國染指台灣，鞏固台防，沈葆楨上疏要求開禁，允許大陸人民自由東渡台灣，進入“番界”，開墾土地。

　據文獻記載，當時應招赴台者絡繹不絕，僅光緒元年(1875年)，福建、汕頭、廈門三處就有2000家，“乘禁弛而預備渡海，大批大陸人民來到台灣，對台灣的的開發，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同時也是杜絕外患，鞏固台灣海防的根本性措施。

　沈葆楨設防與開發兩手一起抓。

　先是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鑿山修路，開發台灣東部。

　這是台灣開發史上的創舉，工程十分艱巨。

　沈葆楨調兵開鑿，沿途設立碉堡，派兵駐防。

　一年完工後，共耗銀二十萬兩，死亡官兵達2000余人。

　沈葆楨開山修路，不忘撫番。制定了許多辦法，有效管理少數民族。

　如政府提供費用，在高山族地區辦義塾，高山族人從此由野蠻走向文明時代。

　此外，努力改善高山族人的生活條件，使他們安居樂業。

　開發台灣，促進了漢族與高山族經濟、文化的交往，並為籌辦海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台灣是隸屬福建省，屬福建巡撫管轄。

　由於交通不便，台灣鎮、道大權在握，與巡撫只有公文上的來往。

　沈葆楨痛感台灣吏治昏暗，認為要加強海防，整頓吏治是當務之急。

　“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系非輕，欲固地險，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在修吏治、營政;整頓吏治、營政之權，操於督、撫”。

　因此，他建議福建巡撫移駐台灣，總攬台灣軍、民兩政，兼理學政。

　為了適應開發台灣的新形勢，沈葆楨調整了台灣的行政區劃，將台灣一府三縣改為二府八縣，有效控制台灣南北。

　清政府同意他的建議，令福建巡撫每年冬春二季駐台灣，統籌全台，籌辦海防。

　遠隔重洋、鞭長莫及的困境得到克服，台灣的管理得到加強。

　為了鞏固台防，沈葆楨改革班兵營製，加強訓練，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加強海軍及其裝備，在澎湖訓練水軍，在台南選練洋槍隊。

　聘請外國工程師在安平南面設計修築“億載金城炮台”，在屏東東港建造“東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

　並把台南政府所在半月城，加以重修，使之堅固。

　還修建台北府城等處，加強台灣的防衛力量。

　這些防務設施，以安平炮台為最大，沈葆楨為其取名“億載金城”，並書寫鐫刻在城門上。

　1895年中日戰爭時，這座規模宏大的炮台發揮了很大作用，至今它還傲然屹立在台灣西海岸上。

　籌辦海防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經費，不論是購槍炮、艦船，還是修炮台、養兵軍餉都離不開經費，沒有經濟作後盾，海防建設是一句空話。

　因此籌辦海防，與興利、求富是一致的，沈葆楨認為要加強台灣的海防力量，應從開發台灣、建設台灣入手。

　只有台灣經濟繁榮、地利盡開、餉源充足，台灣的海防才能真正鞏固。

　台灣煤源豐富，沈葆楨首創官營開采，開辦基隆煤礦，既為福建船政解決用煤問題，也為台灣增加收入，同時還可以進入上海、香港市場與洋貨競爭。

　後基隆煤礦“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萬石，可得二十余萬圓”。

　沈葆楨於光緒元年(1875年)8月調任，丁日昌以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撫，兼管台灣事務，繼續沈葆楨的改革。

　沈葆楨任兩江總督後，還不時關心著台灣的開發和建設。

　光緒三年(1877年)，丁日昌奏請在台灣興修鐵路，開辦礦務等事，沈葆楨給予全力支持。

　自沈葆楨始，後經丁日昌、劉銘傳等人的努力，台灣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沈葆楨為籌辦台灣海防，先後渡台兩次，是在台灣興辦洋務第一人，也是大規模開發和建設台灣東部第一人。

　沈葆楨是個愛國、清廉的洋務派官員，也是為國為民盡力尋求自強之路的有識之士。

　他民族自尊心極強，堅決抵抗外國侵略者，直至臨死前，他所極力主張建立以鐵甲艦為核心的外海水師仍未能籌辦，他在遺疏中還指出“事關呼吸，遲則噬臍。”

　他為中國近代海防建設作出的不懈努力，應該得到充分肯定。

　南昌教案

　沈葆楨在江西任內，曾經處理著名的南昌教案。

　1860年《北京條約》簽定後，傳教士在中國擁有了“傳教寬容條款”。

　條約規定:

　“將前謀害奉天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償。”

　而在外國的文本中，法國傳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漢文本條約中又增加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土地，建造自便”。

　根據利益均佔的原則，其他各國也相應獲得了偷來的這條權力。

　教案的發生，大而言之，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具體論之，則是教堂對中國財產的巧取豪奪和包庇教民。

　中國的地產權利是中國民眾最要害的一項權利，教堂要自養、自傳，必然要與中國農民爭奪土地，由此發生直接的衝突。

　而教堂對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采取包庇的態度，也干涉了中國司法的完整。

　上述兩個原因，都會導致民眾和士紳聯合起來，反對教堂。

　1861年末，法國拉撒路會的羅安當被指派為江西主教，根據不平等

　條約，他準備收回在南昌曾經被沒收的天主教的財產。

　同時，他還想擴大教堂的規模，並興建一所育嬰堂。

　當他的中國助手方安之到南昌、買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為育嬰堂的時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紳們就一哄而上，發布了當時廣為流傳的《撲滅異端邪教公啟》。稱:

　“乃有奸民羅安當、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婦女，錮蔽兒童。”

　號召人民:

　“鋤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

　對於中國教徒，一經發現，號召“不必稟官，公開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

　此次教案，規模宏大。

　在南昌，聚集了數千參加科舉的學生，發誓要捍衛中國傳統儒家道統。

　1862年3月15日沈葆楨上任，但他拒絕接見羅安當。

　3月17日，憤怒的民眾搗毀了育嬰堂，砸爛了屬於教徒的店鋪和房屋。

　沈葆楨得知此事後說:

　“夷人逞志於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之。”

　而羅安當和方安之於慌亂之中逃跑。

　羅安當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國公使節哥士耆稟告了南昌的情形，後者向總理衙門提出了賠償事宜。

　急於尋求法國支持助剿太平天國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楨處理此事。

　沈葆楨說“當時不暇致詳”，而今“誘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計推求，仍無端緒”，表示無法處理此案。

　直到次年一月底，總理衙門經過和法國的談判，決定派人護送羅安當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楨親自接見羅，並給法國人賠償7萬兩。

　羅安當還沒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眾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羅安當返回九江談判。

　經過協商，羅安當放棄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嬰堂，並且把賠償從7萬兩減至1.7萬兩。

　沈葆楨在日後說:

　“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

　可見其支持反對傳教之理由是為了中國道統的完整。

　他還以堅強的口吻表達了決心:

　“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

　自此後，中國的教案不斷發生，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

　人物故居

　沈葆楨故居位於宮巷26號，始建於明代天啟年間，數次易主。

　清同治年間，沈葆楨購置這座大房屋，加以修葺居住。

　現為沈家後裔的住宅，是清代福州典型官宦人家大院。

　建築基本保存完整，1996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歷史評價

　《清史稿》:

　沈葆楨清望冠時，力任艱钜，兵略、吏治並卓然。其手創船政，精果一時無耦。後來不能充拓，且聽廢棄，豈非因任事之難其人哉?

　連雅堂: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禎締造之功，顧不偉歟！

　左宗棠:“能久於其事，然後一氣貫注，眾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軼事典故

　一字誨人

　林則徐有一女，才貌雙全，嫁給了當時頗有才氣的沈葆楨。

　沈葆楨年輕氣盛，到處誇口，目空一切。

　林則徐聽到別人的議論，就想找個機會和沈葆楨談談。

　有一次，沈葆楨月夜飲酒，詩興來了，就寫了兩句詠月的詩:

　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彎彎的一鉤殘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銀盤一樣的滿月呢?

　沈葆楨讓林則徐看詩。

　林則徐看後，思考片刻，拿過筆隨手把“何必”的“必”字改為“況”字，使詩句成了:

　一鉤已足明天下，何況清輝滿十分。

　沈葆楨看後，十分羞愧，因為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卻大相徑庭，由自滿的口吻變成了壯志凌雲的生動寫照。

　從此以後，沈葆楨變得謙虛好學了。

　這個典故其實是林則徐教導沈葆楨如何對待明清兩朝的態度。

　身份複雜

　沈葆楨的身份可以用三個兼任概括:

　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兼管台灣。

　正是這三個身份，造就了沈葆楨的不凡人生。

　作為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淵源，也導致了沈葆楨從小就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熏陶。

　沈葆楨的母親林蕙芳是林則徐的六妹，沈林兩家的關系由此交織開來。

　福州城並不大，沈家在宮巷，林則徐母親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則徐家先是在左司營，後遷居文藻山，離三坊七巷都不遠，彼此其實算是鄰居，可謂遠親不如近鄰，走訪起來相當方便。

　沈葆楨長相一般，個子偏矮，而且小時候還非常多病，“屢瀕於危”。

　而林則徐能夠將小女林普晴嫁給他，應該是早就看好沈葆楨的前程的。

　沈葆楨11歲那年，父親沈廷楓好不容易中了舉人，緊接著赴京應禮部試時，曾把沈葆楨帶上，不是帶到京城，而是帶到南京，此時林則徐正在那裡擔任江寧布政使。

　沈廷楓把兒子留在南京，然後獨自北上應試，未中，返家時又拐到林則徐那裡將沈葆楨帶回。

　就是這段時間，林則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楨，第二年即定下了親上加親的娃娃親。

　沈葆楨多才好學，室名“夜識齋”，尤工於書法，筆意蒼勁，法度謹嚴，間作山水。

　其詩詞也經常得林則徐指點。

　最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楨書詠月詩一首，請林公過目，其中兩句曰“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

　沈葆楨與妻感情甚篤，從其貧窮之時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

　兩口曾相伴赴京趕考。

　後來，沈葆楨中進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還是過著貧窮的生活。

　抵省城赴任時的沈葆楨，身無分文，向人“挪川費百金”，是借的盤纏。

　至省城後，他租了二進三間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紋十一兩五錢”，他為此發出了“屋價之貴，可謂極矣”的感歎！

　但接著他又借200兩銀子寄給妻子。在房價飛漲上天的今日， 時人對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楨安頓就緒，書寫長信一封，其後附長詩一首，表達對愛情的忠貞。

　詩中寫道:

　“忽聞犬吠便心驚，望眼如穿萬裡程。一穗殘燈人不寐，夜深獨自聽車聲。生生世世許同心，一刻體諒十萬金。身似鴛鴦分不得，寒宵況是病中荼。……別來新夢太分明，說與君知君莫驚。君處春來又春去，人間天上幾書生。”

　對愛情忠貞不二的沈葆楨，以事業的拚搏，回報生活。

　此後，沈葆楨因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屢獲軍功，而被曾國藩推薦，並於1862年擢升江西巡撫，操辦軍務。

　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清廷賞授沈葆楨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和頭品頂戴。

　經左宗棠推薦，1867年沈葆楨任船政大臣，1875年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達到事業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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