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唱片大獎(日語:日本レコード大賞)是日本從1959年開始的著名音樂獎項，是日本商業音樂中最具權威性的音樂獎項。而其中的新人賞要從全日本當年的所有新人歌星中脫穎而出，具有指針性，因此是所有新人夢寐以求的獎項，這次唐寧應邀作為新人賞的頒獎嘉賓，本來他是不想去的，不過當他看到候選名單的時候，毅然決定這次的頒獎禮無論如何都要參加，因為這次的候選名單裡有一位他非常喜歡、在華語樂壇享有崇高地位的女歌手，她就是鄧麗君。

　鄧麗君，1953年出生，1967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鄧麗君之歌——鳳陽花鼓》，開始其演唱生涯。1969年因演唱台灣電視連續劇《晶晶》同名主題曲於台灣成名。70年代初期以《千言萬語》、《海韻》等作品打開香港及東南亞唱片市場;1974年以《空港》一曲奠定其日本演藝事業基礎。

　她是華語流行樂壇永恆的文化符號。在亞洲地區和全球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的歌手。她的歌曲在華人社會廣泛的知名度和經久不衰的傳唱度為其贏得了“十億個掌聲”的美譽，被日本藝能界尊為“亞洲歌唱女王”。其生前演藝足跡遍及台灣、香港、日本、美國、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發表國語、日語、英語、粵語、閩南語、印尼語歌曲1000余首，對華語樂壇尤其是大陸流行樂壇的啟蒙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也為拓寬日本音樂形式和促進亞洲音樂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很多人都不理解為什麽在1973年就已經火遍港台的鄧麗君要去日本發展，其實打在當時打開日本市場一直是亞洲歌星的共同夢想。因為這個市場大，而且真金白銀，少盜版。鄧在台灣已是紅透半邊天，再發展空間有限。內地則因為政治原因無法進入，隻好眼白白拱手讓予盜版。香港市場小，而且廣東流行歌曲的興起也令她難以發圍。去日本發展是自然不過的選擇。而且鄧麗君去日本後歌藝及舞台表現都特飛猛進。這是由於在台鄧是“無敵最寂莫”，而日本演歌壇高手如林。互相競爭，加上日本作曲、填詞、演奏、舞台表現及設計均由極專業人士負責，鄧自然獲益良多。

　而且鄧麗君並不是第一位去日本發展的女歌手，在她之前歐陽菲菲和陳美玲就都在日本發展的不錯。華人第一個登上紅白歌合戰的是1972年的歐陽菲菲。但並不是以1971年”雨的禦堂筋”而登上，隨後1973年陳美齡也躍上紅白歌合戰，這兩個人比起來，陳美齡可以說勝過歐陽菲菲相當相當多，那一口比日本人還日本人的小虎牙為她加了很多分。其當紅聲勢讓山口百惠都倍感威脅，日本偶像雜志”周刊平凡”，陳美齡和山口百惠出現在封面的次數不相上下可見一斑，直到1977年以後陳美齡赴加拿大念書退出歌壇。?

　歐陽菲菲在日本一直不算是大紅，她是屬於大起大落型，並沒有太特殊的表現。鄧麗君是第三個到日本發展的華人歌星，但是在歐陽菲菲和陳美齡之後到日本發展，對她非常不利，歐陽菲菲偏向演歌路線，陳美齡是偶像路線。當時日本也大概就這兩個歌唱路線，而歐和陳在歌壇上都已經有一席之地，要再多一個位子給華人發展，其實沒有歌唱路線留給鄧麗君了，鄧麗君再怎麽唱，觀眾都很容易把她當成另一個華人陳美齡，不然就是另一個華人歐陽菲菲而已。?

　於是第一首嘗試偶像路線的”無論今宵或明宵”讓鄧麗君看起來像另一個陳美齡，因為沒有特色而失敗，直到”空港”的轉換跑道，一下子賣了70萬張。創下寶麗金公司成立以來旗下歌星最暢銷紀錄，在年終拿到了唱片大賞新人賞，?

　因為這屆足足有700多人競爭新人賞，所以競爭壓力空前的大。鄧麗君以外國人身分拿到，非常不容易。在鄧麗君前一年，陳美齡就是因為拿到新人賞，而在日本歌壇一步登天。鄧麗君獲獎後淚如雨下，哭到整首歌根本唱不下去，底下黑壓壓的記者和觀眾哄起一陣”加油”聲。場面非常感人，直到1984年重回日本歌壇前，鄧麗君對記者談起自己最難忘的事，仍是1974年的新人賞。?

　雖然鄧麗君對唐寧並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在日本很有成就的美國商人，手上有一家非常龐大的影視公司，所以對唐寧非常尊敬，只是由於當時她實在是太過激動，情緒一時很難平複，唐寧便笑著開解道:“今天能夠給鄧麗君小姐頒獎，我覺得非常榮幸，因為我也很喜歡鄧小姐唱的歌，甚至我還會唱哦。”

　盡管旁邊有人起哄， 但是唐寧自矜身份，怎麽可能在這種地方唱歌，只是勉勵一下就頒獎然後下台了，不過下台之後他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前世一直都傳言鄧麗君是台灣特務，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便隨口吩咐松田芳子和西川涉調查一下這件事。

　結果調查的結果讓他瞠目結舌，因為這個傳言居然是真的，好在在這件事上鄧麗君是屬於被迫的。當時台灣正處於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緊”地監視著，進出台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台灣安全局的嚴格審查，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

　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台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自從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台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台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台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於這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