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樹生叔啊！”一邊走著電工張作良歎了口氣。　　農村的習慣，寫完文書辦完事兒要請大隊的喝一頓。這或許是陋習，但這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約定俗成的規矩，隻不過以前是族老村老，現在是大隊領導而已。

　　張樹清家趙如蘭早就備齊了酒菜。豬頭肉、韭菜炒雞蛋、黃瓜拌花生米、白糖拌西紅柿，還有烙好的家常餅，一塑料壺高粱酒，這是八十年代經典的農村小席面。

　　“昌斌家這小子不簡單啊，就衝著這說話辦事，將來肯定出息嘍！”喝了一口酒，一向話不多的民兵隊長趙連喜說。

　　“恩。隨昌斌都是人尖子。”電工張作良附和著。

　　八十年代的莊裡的電工是由大隊推薦變電所同意，變電所給發工資，也算半個公家人。由於辛莊子鎮的變電所建在孟家坨的地面上，所以孟家坨的電費收的有些特殊，孟家坨的各戶各家沒有入戶的電表，那怎麽收電費呢?按家裡電燈燈泡的瓦數收費，所以孟家坨的人家一般都至少有兩組燈泡，平常用瓦數高的屋子裡亮堂，收電費的時候就再擰上瓦數小的燈泡，這樣可以少交電費。這其中的貓膩必須得有電工的配合，所以電工張作良在孟家坨那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隨啥昌斌啊，我看都是人家昌斌媳婦的功勞。”孟繁貴可不同意趙連喜說的。

　　“那可不，昌斌要沒他媳婦哪兒是哪兒啊！”作為張昌斌的二叔一直認為昌斌家日子能過成莊裡頭一份，那都是侄媳婦的功勞。

　　“恩，那是。不用說咱們孟家坨，就是整個辛莊子鎮那是再也找不著了。”孟祥寶接過來話茬，“唉，好人不長壽啊！”說完端起盛滿酒的碗一飲而盡。

　　在場的都知道孟祥寶的心結，於是就岔開話題，雜七雜八胡亂扯起來別的。

　　張樹生被薄秀芝拽回了家，就習慣性坐到了炕東頭的老位置，抽起了旱煙。

　　“媽，分了多少錢啊！”張昌海湊到薄秀芝面前問。

　　“五千七！”雖說這是薄秀芝活到現在第一次見到這麽多現錢，應該興奮，可薄秀芝不但不興奮還有些不甘，因為曾經有兩個存折一萬多在她手裡短暫停留過。

　　“媽，給我，我上鎮裡存上去。”張昌海諂媚的說。

　　“給你?那還不是肉包子打狗啊。”薄秀芝當然不能給他，手也下意識的按在了口袋上。

　　張昌海把雙手放在薄秀芝肩上，給他媽揉著肩說:“媽，兒子給你揉揉肩，我媽為了這個家可不容易。”看見媽媽笑了，就又開始給她捏胳膊，“媽你今兒受的氣，兒子那天給你找回來。”

　　薄秀芝剛享受，就感到口袋裡伸進了一隻手。張昌海從他媽口袋搶了錢就往外跑，薄秀芝追了幾步沒追上，就衝著快跑出門口的二兒子喊:“割斤肉回來，要不腿給你打折了。”

　　薄秀芝回到屋，看見又抽旱煙的張樹生，頓時火氣，拿起炕笤帚就把張樹生面前的煙笸籮砸翻，嘟嘟囔囔的咒罵起來。相比於薄秀芝，煙霧圍繞的張樹生，宛若老僧入定，物我兩忘一般，要不是鼻孔嘴角的煙氣隨著他的吞吐而變化，就好像廟宇中的那木胎泥塑一樣。

　　“那就按你說的，明天把這錢都給小寒存上去吧，這錢給小寒留著，記著存銀行別存信用社。”姥爺李德全聽完大兒子的敘述，疲憊的聲音打著顫說。李維文張嘴想說什麽，卻被旁邊的姥姥周帶娣一眼瞪了回去。

　　回到家的張小寒，簡單的收拾了一下，

做了一碗疙瘩湯吃了，拿出紙筆開始寫起了什麽。　　張小寒根據前世的經驗對自己目前的狀況做了分析之後，決定做個寫手。作家這個職業太高尚，作家這個圈子也會越來越複雜，張小寒並不想在裡面廝混。就做個碼字掙錢的寫手，能掙得第一桶金，就足夠了。

　　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構成了蓬勃的文。張小寒縱使有輔助者海量的資料可以查閱，也不認為自己能成為弄潮兒，但借一借順風順水漂一程還是有自信的。

　　張小寒第一次寫作，並沒有直接抄襲，而是選擇了另一種創作方式―改編。將一部2000年上映的曾在戛納國際電影節獲獎的伊朗電影《黑板》為主體，夾雜2012年的日劇《黑板》的片段改編成一部同名小說。

　　小說的時代背景，張小寒選擇了中國現代史上極其不平凡的一年， 1976年。故事的地點就選在唐山，原因就是那場舉世震驚的大地震，以天災的殘酷來凸出人性的美。

　　主角老師的身份設定為一個家庭有問題的知青，為了返城名額的推薦不得不答應村支書，在新學期開學之前讓學校裡多坐上十個新學生。當他深入到田間地頭、走進一戶戶農家之後，他鄙視這些無知愚昧、自私自利的農民;他厭棄那些頑劣的、無知無畏的永遠髒兮兮的小孩們。可當他在一塊荒地裡碰到一個老人，正在用一塊木板漆成的簡陋黑板，一筆一劃的教一個放牛的孩子學寫自己名字的時候，他感到了震撼。當他聽老人說，老人曾經是一位民辦教師，在那個黑白顛倒的運動年代被學生打瘸了腿，運動結束後，老人卻再登不上講台了。生於斯長於斯的老人對他說:農家多愚昧，皆因不識字。他老了走不動了，隻能顧及這一個離自己最近的孩子，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死之前，哪怕不能為這個孩子開個門，也要為他推開窗，即使僅僅能為這個孩子撬開一絲縫隙能讓他看見一毫外面的光亮，那他就死於斯而無憾了。老人的話讓他久久不能平靜，總有一種東西在他身體裡激蕩。從此，他和老人成了朋友。他變成了另一個人，城市與農村兩種思維的碰撞，親情與責任的抉擇，都曾讓他彷徨、困苦，但他仍然堅持著。

　　直到1976年7月28日，他的鮮血染紅了那塊老人留給他的那塊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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