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申時行辭相之時。

　林延潮與鄒元標之間通過書信往來，引起的論爭也是達到了高峰。

　林延潮，鄒元標二人都是朝野上下公認的通儒，門人也是遍布天下，特別是林延潮，其林學與事功學派，以及躋身於理學，心學之後，為儒門中第三學派。

　當日鄒元標得林延潮回信時，正在東林書院講學，見書信後是苦思了一夜，次日即是寫信答之。

　其在信中寫到，見字如晤，得大宗伯之信，喜不不勝……信中所言，對上以約禮，對下以約法，一句勝道千言，千古治道盡括其中。

　約法當簡而明，上對於下者不可濫刑，但違法必罰。是故漢高祖入鹹陽約法三章，天下歸心。

　約禮用繁，含於巨細之中，上對上者應勤諫，分毫可諫。然而不可刑於上者，以下凌上則無尊卑可言。

　當年程頤諫折柳，取自周禮‘春不樵采’，此無不當之意，但為天子不喜，後世儒者竟以迂腐，殊不知禮法之義。

　信末鄒元標又對林延潮變法之見批評了幾句。

　聖人雲無為而治，當今治理天下當與民休息，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則生一弊，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天下之利，莫過於定。天下之害，莫過於爭。故禮不可更，法不可變，愈變則人心越亂。

　接到鄒元標的信後，林延潮真是拜讀了一番。

　一個哲學理論是否有生命力，在於時刻包容任何事務，並不斷將之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使之成為縝密的邏輯，用來解釋萬事萬理。

　這就是陸九淵說的‘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境界。

　鄒元標顯然也是這個層次，而他借用哲學的體系就是程朱理學。

　鄒元標借自己所提的‘約禮約法’論證了自己理論。

　刑法對於老百姓而言，應該簡單明了，容易讓人懂。若是法律太嚴苛，並事無巨細的規定，不僅繁瑣，更讓皇帝與親民官容易濫刑於百姓。秦朝滅亡就是前車之鑒。

　反過來約禮，是乃下對上。那麽身為肉食者，作為治理者，應該比老百姓更十倍地嚴格要求自己。

　比如之事有傷風化，但在百姓與官員之間處置是不一樣的。

　再比如程頤諫折柳，天子不過折了一根柳枝有什麽，讀書人常笑在程夫子面前，連柳樹也不折了。

　但依周禮有‘春不采樵’之言，天子折柳樹放大出去，天下老百姓每個人都效仿如此，大家都折幾根就不好了。天子身為萬民至尊，在禮法上當時時為萬民的表率。

　所以這柳樹老百姓可以折，天子就不可以折，折了就是違禮。只要違禮，就是有絲毫不對的地方，讀書人也應當上諫，否則已經是刑不上大夫，若連說也不讓說，也就無從約束天子了。

　這也是授權者受責不受罰。

　林延潮對鄒元標這論點竟感覺無從反駁，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化解才是。

　好比以往大家都嘲笑程頤諫折柳如何如何迂腐，但程夫子複生，當面告訴你一句，那是約束皇帝的，你一個老百姓我才懶得說呢。

　當然這話肯定有邏輯上的漏洞，但為辯而辯不合林延潮現在身份，何況他為什麽要辯。

　林延潮認真思考後回信給鄒元標。

　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鄒兄所言‘慎刑繁禮’，正合於聖人製禮之道。

　馬屁拍完，林延潮就開始反駁了其大意是。

　禮不下庶人的意思，並非是庶人可以不知禮，而是當先以禮法教化庶人，知禮後方能約禮。

　至於刑不上大夫，也不是保持尊卑，而是輕易苛刑於上，這樣無人敢於任事。

　辯論到這裡，林延潮又寫到，

　聖人曾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是可知，十世之禮，可損益，百世之禮，可損益。

　周公製禮樂時，猶恐‘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而今已去兩千載，我輩動則法古則後於時，動則修今則塞於世。

　這裡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話來辯論，鄒元標說禮不可變。

　但孔子說過，殷禮從夏禮而來，但有所損益，周禮從殷禮而來，但有所損益。由此可知十世百世以後的禮，雖說相承襲，但也是可損益的。

　周公當年製禮樂時，仍擔心君子不會跟隨，但現在去周公製周禮已兩千年了，我們卻仍信心滿滿守著周禮不變，法古就是落後於當下，拘泥現狀就跟不上時代的發展。

　林延潮又寫到，禮法非天降，非地生，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

　循循相因，無疑於固步自封。千百年來以降，代代皆是大爭之世。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人當如此，國亦當如此。

　林延潮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心底激蕩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嚴複的天演論。

　又補了一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這句話林延潮猶豫了很久要不要寫。

　這話放在動物身上，好比氣候變冷，更強壯耐寒才會活下來，這是沒錯。

　但放在人上?怎麽能輕易說一個人有用沒用?

　古時身強力壯者為尊，但後來贏弱書生也可為官。

　再如殘疾人，再如窮人，也用適者生存?

　殘疾人中有霍金，窮人雖窮，卻更有改變現狀的迫切願望，一旦遇到機遇也會翻身。

　盛世百年讓大大夫們缺乏憂患意識，從上到下隻想著如何搞平衡，這樣沉睡的雄獅不抽幾個鞭子是決計醒不來的。

　所以這句話正確也不正確一樣，放在當下還是正確。林延潮盡管知道此言爭議很大，但仍是寫在給鄒元標的信中。

　二人都是同意將書信示於學生，所以書信內容由門下的討論，傳播了出去。

　在萬歷十九年這個年份，在明帝國的東方，豐臣秀吉已是矢志討伐朝鮮。

　朝鮮國雖有聽到風聲，但國內官員上下仍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

　西北的順義王，海西蒙古各部正與鄭洛的大軍對峙，副總兵拜增援時見平叛明軍軍容不過如此，不由生輕中國之心。

　播州的楊應龍暫時臣服，內心卻對大明更加不滿。

　而在帝國的內部，老百姓們剛剛從前兩年的大旱裡緩過來，但還未來得及歇一口氣。

　大明天子萬歷皇帝憂心於國本之事，想著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至於宰相申時行這邊考慮著致仕之事，那邊朝野上下卻是飛語不斷。

　然而經過京師與無錫的書信往來，林延潮與鄒元標兩位朝野上下最負盛名的通儒間對話，在當今官員士子之間激起了熱烈的反響。

　身為禮部尚書，又有敢言之名，林延潮的兩封書信可謂令人耳目一新，令天下的讀書人對於事功學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鄒元標的犀利的言辭，也是毫不遜色。

　天下讀書人圍繞著有明治善治，約禮約法，慎刑繁禮，特別是那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進行激烈的討論。

　從興辦義學，再到開辦報社，然後事功學派的複興，以及在讀書人圈子裡流傳，還有科舉的側重，最後是林延潮禮部尚書的身份。

　這些合在一起在讀書人中漸漸興起了談論實學的風氣，不少有識之士目光轉向經濟民生，而不再是專注於經義禮法之上，這一場朝野上下辯論，就在大明朝這內憂外患的環境下貫穿了整個萬歷十九年。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這麽多年的努力，總算有些成果，雖說成功尚遠，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開始松動了。

　林延潮尚未如何推波助瀾時，哪知他的學生們更是幹了一件，所有人沒有想到的事。

　在翰林院的新民報上，方從哲自作主張將林延潮與鄒元標二人的書信辯論直接在報上刊發，並以翰林院的立場在二人的辯論後面發表社論。

　林延潮知道頓時心疼，深覺得錯過了一個機會。

　這要是放在天理報上刊發，以鄒元標與自己的名人效應，對於天理報的銷量而言，肯定是一個井噴。但是想想也是算了，畢竟在禮部的報紙上登禮部尚書的文章總是不好。

　但不得不說方從哲身為新民報的主編，在把握輿論熱點爆點上確實乾得漂亮。他利用自己是林延潮的學生的身份，搞到了第一手資料，並加以利用。

　新民報定位就是面向讀書人層面並走大眾路線，不怕別人說自己媚俗，也不怕別人笑話層次低，但在娛樂之余在時政的評論上還是相對公正客觀，選題上側重於經濟民生，並盡量解釋得通俗化，不是動則以經義糊弄人。

　故而新民報的成功自然有他的道理， 這數刊登載林延潮與方從哲的辯論，以及持中的社論，一下子讓新民報的銷售突破了萬份。

　與鄒元標辯論之時，林延潮也沒有閑著。

　工科左給事中陳應龍上疏朝廷，言現任兵部尚書王一鄂正在患病，應將封貢之權還給禮部，同時會同館仍歸於禮部管轄，以免耽誤國事。

　吏科右給事李沂上疏附和。

　眾所周知，這陳應龍，李沂二人都是萬歷十四年庶吉士，林延潮不僅是他們的恩師，也是他們為庶常的教習師。

　上疏之後，申時行與許國通氣後，決定如奏將事權還給禮部。

　ps:明日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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