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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處於一個大統一的時期，文化、經濟繁榮，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通，溝通了中國與西亞、歐洲和非洲各國的文化和經濟交流。當時人們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內的家具陳設基本延續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席、床、榻、幾、案的組合格局，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銅器而佔據主導地位。

　　從秦漢時期的壁畫、畫像磚、畫像石、漆畫、帛畫、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斷，床榻是當時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臥、寢，逐步形成了以床榻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漢代，床的使用范圍更加廣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如宴飲、待客、遊戲、讀書和睡眠，乃至朝會、辦公都在床上進行。河北望都漢墓壁畫中的“主記史”和“主薄”各坐一榻，兩榻形製、尺寸基本接近，腿間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線，榻面鋪有席墊。另外，在江蘇徐州洪樓村和茅村的漢墓畫像石上，有一人獨坐於榻上，而徐州十裡鋪東漢墓畫像石中，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畫。河南鄲城出土的漢榻為長方形、四腿，長0.875米、寬0.72米、高0.19米，腿足截斷面是矩尺形，腿間也有弧形曲線，榻面上刻有隸書:“漢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床榻興起盛行，對其進行裝飾也悄然升溫。《釋名》載:“帳，張也，張旋於床上”。可見，秦漢床上始施以床帳，冬設幔帳避寒，夏施蚊帳避蠅。

　　漢朝人許慎在《說文》中稱床為“安身之幾坐也”，明確說是座具。還有一種稱為“匡床”，又叫“獨坐座”，顯而易見是單人的座具。漢代劉熙《釋名・床篇》雲:“人所坐臥曰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當時的床包括兩個含義，既是座具，又是臥具。西漢後期，又出現了“榻”這個名稱，是專指座具的。河北望都漢墓壁畫、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石和陝西綏德漢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圖像。《釋名》說:“長狹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獨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通俗文》說:“三尺五曰榻，獨坐曰枰，八尺曰床”。《後漢書》中記東郡太寧“冬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買鹽鼓食之”。床與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於榻，寬於榻，可坐可臥;榻則低於床，窄於床，有獨坐和兩人坐等，秦漢時期僅供坐用，後演化變成可坐可躺。

　　秦漢時期仍保持商周以來席地而坐的習慣，因此幾、案、床等家具都比較低矮。幾、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塗有黑漆或紅漆，並繪製出各種精美的花紋，少數還在表面施有浮雕。它們與漢代精美的漆器杯、盤、尊、壺風格大體一致。漢代的案比先秦的長些。有的還做成重疊的二層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則多做方、圓二形(陳平《中國居住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3頁)。前已述及，此處不贅。

　　漢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較矮，枰面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與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足的形狀:食案之足接近細圓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間呈壺門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釋名?釋床帳》:“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枰上隻可坐一人，所以也稱獨坐。《埤蒼》:“枰，榻也，謂獨坐板床也。”《釋床帳》也說:“小者曰獨坐，

主人無二，獨所坐也。”河北望都一號東漢墓壁畫中有獨坐板枰的人像(圖71)。不過枰除板製的外，也有石製的。河北邢台陳村西漢劉遷墓、定縣八角廊西漢劉修墓中均出土過石枰，後者還裝有銅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為榻。《釋床帳》:“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這裡說榻狹而卑，是和床對比而言。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床。”(《初學記》卷二十五)以今製折合，則榻約長84厘米，床約長192厘米。河南鄲城出土的西漢石榻，有“漢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刻銘，長87.5厘米，與《通俗文》所記長3.5漢尺之數字極為接近。這種長度的塌當然不能臥，隻能坐，如《高士傳》說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余年，未嘗箕股，塌上當膝處皆穿”(《太平禦覽》卷七○六)。榻也以一人獨坐為尊。《世說新語?方正篇》劉注引《語林》:“(杜)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排調篇》:“劉尊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引見，坐之獨榻上。”這些史料的時代雖稍遲，但與漢製應無大異。二人共坐者，則稱合榻。《三國志?吳志?魯肅傳》:“合榻對飲。”《諸葛融傳》:“合榻促坐。”漢畫像石上出現過二人坐一榻的圖象，應即合榻。至於南北朝時多數人共坐之連榻，漢代似乎還未出現(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頁)。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還用於待客，如《後漢書?徐稚傳》:“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用於見吏，如徐州十裡鋪東漢畫像石中，一地方長吏端坐榻上，三個小吏模樣的人，雙手執笏恭敬地跪拜於前(《江蘇徐州十裡鋪漢畫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宴飲時，榻更為常設，或主人自坐，或與賓客共坐。遼陽棒台子二號漢墓宴飲圖(圖72)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間設食案，榻上還施以帳，一邊飲酒，一邊欣賞歌舞(《遼陽市棒台子二號壁畫墓》，《考古》1960年第1期)。另外，還有一種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於登大床。《釋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頁)

　　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臥。一般為木製。《禦覽》卷七零六引《後漢書》:“羊茅為東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製者，望都二號東漢墓所出石床，長159厘米，寬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臥息。在漢代，床是比榻規格更高的家具，如《風俗通義?愆禮篇》:“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側設屏、背後設銑傘捌薄I蕉睬窕袷肓裳舭秈ㄗ油投耗貢諢芯釁淅ㄍ73)。

　　漢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於現代通稱的跪姿，因此，坐久了會感到累，甚至產生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轉筋”等現象。所以有時要隱幾而坐，膝納於幾下，肘伏於幾上。這種幾被稱為憑幾，其幾面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漢時的憑幾面常微向下凹曲，還接近戰國時的式樣。山東臨沂金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此式憑幾，幾面兩端雕成兔首狀，頗為別致。東漢憑幾的幾面多為平板，有的裝四條柵狀足，有的隻裝一條曲足，這兩類憑幾的使用情況，在畫像石上都能看到(圖74)。滿城一號西漢墓中的漆憑幾，木質部分已經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銅幾足，其上部裝合頁，使幾足可以向內折疊。古樂浪出土的一件漆憑幾，幾足有上下兩層，下層幾足可撐開也可折入，從而可以調節幾的高度，結構很精巧。在冬季，幾上還加鋪織物，如《西京雜記》卷一:“漢製天子玉幾，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幾，公侯皆以竹木為幾，冬則以細Y為稿以憑之，不得加綈錦。”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遣策中記有“素長壽繡機巾一”，長壽繡比綈錦更高貴，可見《西京雜記》所記並不完全準確。漢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江蘇銅山耿集發現的一塊畫像石，刻出一執刀人垂足坐於幾之上(圖75)。這是一種無禮的姿勢，在當時十分罕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頁)。

　　榻上、床上和室內地上就坐之處一般都鋪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藺草編成。《急就篇》:“蒲m藺席。”注:“m，謂蒲之柔弱者也。藺草名也，亦莞之類也。蒲m可以為薦，藺草可以為席。”薦，即長臥席。《漢書?文帝紀》載，文帝“以菀蒲為席”，以示其儉。又《東觀漢記》載:“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譴責中載:“菀席二，其一青緣，一錦緣。”實際上則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長219厘米，寬81厘米，另一件長222厘米，寬82厘米，席邊均用黃絹包縫，邊寬20厘米左右。據《鹽鐵論?散不足》，先秦時庶人用“單藺cX”。所謂“cX”，指粗竹席，漢時同樣流行。竹席或成為床笫，其精細的稱為簟。《東觀漢記》:“殤帝詔有荏弱平簟。”又《西京雜記》:“會稽獻竹簟供禦，世號為流黃簟。”寧夏銀川平吉堡漢墓中出土的竹席，為民間樣式。其色灰，席紋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編制而成(《銀川附近的漢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還有一種綴以獸皮的精席。《釋名》:“貂席，連貂皮以為席也。”又《西京雜記》:“昭陽殿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余，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禮也有一定規矩，尊者必有專席。家庭中為長輩設專席，講堂上為老師設專席，而宮廷中則為帝王及皇后布專席。朝會時，為了優禮功臣耆儒，常常也設專席。《後漢書?王常傳》:“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張禹傳》:“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東漢時，為了提高尚書令、禦史中丞、司隸校尉等決策和監察官員的地位，於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會時皆專席而坐，所以京師號為“三獨坐”(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頁)。

　　席鋪在地上能夠移動，安富尊榮的貴族紳士可累坐八九層席。在學校中，講學時每人坐一席，但主講人講得入情入理，駁倒別人學說的時候，就可以奪人之席。如東漢學者戴憑解經不窮，可以重坐五十余席(《後漢書・戴憑傳》)。至於一般的寒士，如薛汀白尥晗繃耍ㄐ還濉讀膠荷緇嶸罡攀觥罰攣魅嗣臒靄嬪1985年版，第67頁)。

　　漢代並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這時似不應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實際上，漢代雖然無椅，卻已產生了雛形的桌。河南靈寶張灣二號東漢墓出土的一張綠釉陶桌，上置一圓底小罐。從其足和面的比例看來，這是一張較高的小桌(陳增弼先生認為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與灶台配套使用的廚房中擺放烹調味品的灶邊小案”。見《論漢代無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過由於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實物的尺寸難以確定。四川彭縣出土的市場畫像磚上的一張方桌，桌前之人與桌上之人在進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過人的體高間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確認(圖76)。這張桌子的桌腿間無撐，形製較原始，但已與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畫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貯藏用的家具有廚和匱。《論衡?感虛篇》又《是應篇》謂燕太子丹質秦求歸，秦王提出的條件中有:“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這裡所說的廚當指貯物之廚。西周青銅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設兩扇門，門上鑄出守門之別者。此風可能為後世之廚所沿襲，廚門上也飾有刖者木像，所以說“生肉足”。《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也應是此類廚。遼陽棒台子屯東漢墓壁畫中有大廚，廚頂作屋頂形，一女子正開廚門取物，可見其中貯有黑色之壺(圖77)。《廣韻?上平聲十虞》:“■，帳頁，似廚形也。出陸該《字林》。”可知廚形似幄帳，正與上述壁畫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紀製作的玉蟲廚子，廚頂仍作屋頂形，還沿襲著這一制度。與廚相比，匱則用以貯存較貴重的物品，如《楚辭?七諫》:“玉與石其同匱兮。”《漢書?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山東沂南畫像石中有其圖象(圖78)，河南靈寶與陝縣劉家渠漢墓皆出土過陶匱，這些陶匱寬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勻稱協調，直到唐代其造型仍無多大變化。

　　漢代還未在室內設平暗之類天花，為防止梁塵沾衣，多在床頂上懸承塵。《釋名?釋床帳》:“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承塵又名。《禮記?檀弓》鄭注:“，幕之小者，所以承塵。”《周禮?幕人》先鄭注:“，平帳也。”則承塵原是平張於床上的小幕。東漢時，如成都出土的傳經畫像磚上所見者，講學的經師所坐高床上之承塵，已繃在帶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傻那魘屏恕R虼耍饈鋇某諧臼鞘夷諳嘍怨潭ǖ納璞福餃詹懷R貧紜逗蠛菏?雷義傳》記雷義拒絕受金，但“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懸於室內用以防塵的是承塵，豎立於室內用以擋風的則是屏風。屏風是一件獨立的家具，與附屬於床的屏煌！妒芳?孟嘗君列傳》中曾提到屏風，說明戰國時已有此物，漢代更為流行(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頁)

　　《風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漢書?陳鹹傳》:“萬年嘗病，召鹹教誡於床下。語至夜半，鹹睡著，頭觸屏風。”屏風一般用絹綈為之，《儀禮?覲禮》鄭注即言漢代有綈素屏風。屏風上多繪有彩畫。如《漢書?敘傳》言成帝禦座旁有畫著商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圖的屏風。《東觀漢記》也載光武帝禦座旁有列女圖屏風。馬王堆漢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畫屏風，長72厘米，高62厘米，是個縮小了的模型，據遣策所記，其原長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風，置於床榻之上，漢畫中屢有所見。如遼陽漢墓壁畫男女主人的榻後部均有屏風， 呈折角形(《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有的屏風上還帶有鏡子，如東漢末年曹操刺殺董卓時，就因為董卓從床後屏風上的鏡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驚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時屋中僅置屏風還不足以禦風寒或擋蚊蠅，所以又置帷帳。帷本指車門簾，時作“車幃裳”。《後漢書?賈琮傳》:“賈琮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幃裳以自掩塞乎?’乃命禦者搴之。”後也用於空內，以自障惡。《史記?董仲舒傳》: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又《後漢書?劉玄傳》:“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與婦女飲宴，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所以《釋名》:“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釋名》:“帳，張也，張施於床上也。小帳曰鬥，形如覆鬥也。”可見帷與帳的區別在於:第一，帷用來分割堂、室，帳則施於床上;第二，帷多單幅橫面施帳，而帳則籠罩四面。然而它們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這一點，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橫面單懸而《釋名》稱為床前帷。凡是有頂的帷幕也都被稱作帳，即使不施於床上也如此。《史記?汲鄭列傳》:“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帳即非床帳，而是殿上禦座的有頂之帳(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