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奪取益州之後，先後聽取了趙雲、劉巴等人的建議穩定局勢，後來更是讓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等五人制定了《蜀科》。　　《蜀科》也是三國時期蜀漢的法律。

　　【趙雲、劉巴勸諫】

　　在劉備平定益州之後，有人主張將成都城中房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給諸將。趙雲反駁說:“霍去病曾說過匈奴未滅，無用家為，現在****不只像匈奴只有一個，所以還不到可以安定下來的時候，須等到天下平定之後，再使眾人返回家鄉去耕耘田地，這才是最好的決定。益州的百姓，剛剛遭遇戰禍，現在應該將田宅房產歸還給百姓，先讓他們安居樂業，然後可以使他們服兵役、納戶稅，這樣也能得到益州的民心。”劉備當即便采納了趙雲的建議。

　　另據《零陵先賢傳》記載，當初劉備與劉璋開戰時，與眾將士有約定:“如果大事能成，劉璋府庫裡的東西任你們拿去，我是不會乾預的。”等到攻下成都時，將士們都扔下武器前去府庫拿取寶物，致使軍用不足，劉備非常擔心。劉巴向劉備建議道:“此事很容易就能解決，只需鑄造鑄值百錢的銅板通行，統一物價，並實行公賣制度就可以了。”劉備聽從了劉巴的建議，果然數月之間，府庫得以充實。

　　【蜀科】

　　劉備入蜀後命揚武將軍法正與軍師將軍諸葛亮、昭文將軍伊籍、左將軍西曹掾劉巴、興業將軍李嚴五人一起制定《蜀科》，改變劉璋治下益州法紀松弛，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局面。

　　據郭衝的《條亮五事》記載，當時諸葛亮刑法嚴峻，對百姓苛刻，不管君子小人都心懷怨恨，法正於是勸說:“當初漢高祖劉邦入主關中，約法三章，秦國的百姓感恩戴德，現在你卻借助國家威力，稱霸一州，剛剛攻克益州，但沒有安撫百姓;況且以主客之義，關中剛剛投降，原應該緩松弛法紀，休養生息，為的是建立百姓對蜀漢政權的威望。”

　　諸葛亮回答說:“您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政權無道推行苛政，一朝匹夫起義秦政權便土崩瓦解，高祖順應天下局勢，於是才可以穩固政權。劉璋昏庸，自劉焉以來已經有幾代，政法松弛，文官互相奉承，德政不興，法律威望不在。蜀中的人士又專權跋扈，已經喪失君臣之道;國君以高位尊寵臣下，僭越法度，積重難返，實際皆由此而生。現在我樹立法律的威嚴，法律施行則會感恩，並以爵位管轄百姓，爵位增加則知道榮耀;榮譽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進退有度。這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正因如此才重要。”

　　郭衝是西晉人，並且還是諸葛亮的粉絲，所以他關於諸葛亮的記載，多多少少有一些個人因素在裡面，不可全取，這點和傅玄與郭嘉的關系類似，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參考的地方。

　　在劉備入蜀之前，益州由劉焉、劉璋父子管理，劉焉本身野心不小，對益州的控制也比較全面，但劉焉畢竟年齡在哪裡，所以他實際上並沒有控制益州幾年，在劉備入蜀時，劉焉在益州留下的印子已經很淡了。

　　劉焉死後，劉璋上位，而劉璋之所以能被推上這個位置就是因為其為人暗弱，比較弱勢，好控制，而實際上也的確是這樣，劉璋對於益州的控制很一般的，在部下中威信不足，盡管劉璋管理益州長達二十年，但劉璋的威嚴並沒能在益州留下。

　　就不說劉焉給劉璋留下的三個重臣，趙韙叛變被殺，龐羲叛變未遂，張魯割據漢中了，

當年張松是這麽勸劉璋迎劉備的理由是什麽?“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而龐羲和李異都是誰，龐羲有著欲圖叛變的前科，而李異則是當年趙韙的部下，並且曾經追隨其叛亂，後在趙韙失敗後，在江州殺死趙韙投降劉璋。　　這樣兩位有著叛亂背景的家夥，經過十數年後，劉璋依然對他們的控制有限，沒有讓他們得到實質性的懲罰，甚至是應有的管制，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劉璋對於益州的控制是多麽的有限。

　　再加上東州集團和益州本土集團之間的矛盾，益州的那些豪門大族們可以說已經不聽號令久矣，否者劉備也沒那麽容易乾掉劉璋。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於益州實行寬松政策實際上能產生多大的效果可想而知， 所以諸葛亮在益州實行嚴刑峻法，哪怕怨聲載道，他也沒有聽從法正的意見，這點和劉焉在控制益州大局之後立刻對當地豪強動手是一個道理。

　　不同的是，劉焉當時還需要防備朝廷的影響，張魯沒有控制漢中之前，劉焉還必須小心翼翼的掩藏自己的意圖，而劉備是用武力奪取益州的，所以從一開始就不需要和益州大族們太客氣了，現在益州的天已經變了，你還想按劉璋時代的寬松規則來玩，怎麽可能。

　　《蜀科》的制定有著積極的意義。在劉璋治理蜀地時，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為徹底扭轉此亂局，諸葛亮厲行‘先理強，後理弱’的策略。理強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擊‘專權自恣’的官僚及豪強，理弱則是努力扶植農民，發展生產。

　　諸葛亮的法治哲學主要來自於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韓非，以及前漢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張治國是法、禮並用，威、德並行，強調“訓章明法”、“勸善黜惡”，亦即以法為體，著重公平客觀原則;以德為用，著重教化為本。以商鞅之法，卻不迷信其權威主義，取其理法，結合儒家教化，把行法與教化合而為一。為勸戒及訓勵蜀國官員將士，制定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執行條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為準則。經過這樣的“法治革新”運動，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吏治也逐漸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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