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住進卡萊爾賓館以來，j望每天晚上都離開這裡，到住在布克林的姐夫家去睡覺。

　　這是我第一個形孤影單的夜晚。當戶門關上以後，很長時間地，我呆若木雞地站立在地毯上，前額緊緊貼著牆面。像是被三萬野蠻人馬掠擾過一樣，我的內心留下一片荒蕪殘敗，還有陣陣的驚慌錯亂。風卷殘雲，我十分害怕那座以我最大意志修築起來的、勉強成立的脆弱大壩會頃刻倒塌。我感覺到在我的身上，隻要有一點點的風吹草動，就會摧毀這道河堤的防線。如此這般的後果，我不願無終止地，甚至偶爾地去設想。我非常清晰地聽到我體內的動靜，我的吞咽以及我血液的循環。慢慢地，窗外飄進一些城市裡的噪音，還有隔壁醫院的救護車，時而發出的連串刺耳響聲。猶如得到被允許參觀地獄的心境一樣，所有紐約式的猛烈勁頭都會使我一邊感到蠱惑同時又有一股控制不住的執迷。

　　我所感受到的這些，究竟意味著甚麼?這個問題不斷纏繞著我。如果沒有任何的意思，那反倒比較可怕了。因為，沒有甚麼比這種懲罰更壞了。末日般的苦悶、無望。夜以繼日地，我在與恐懼心理做著艱苦的搏鬥，不息的搏鬥。我的勇氣常常令我有些驚訝。可是我明白，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獨特現象，這勇氣來自於我們人類的生命活力。在我身上擁有的力量，它不屬於我個人專有，它同樣也是我們人類共有的。就連我的虛弱點，我的神經過敏，我的疲憊現象，包括頻頻絕望，也並不歸我個人所屬。有時候，我甚至搞不清楚，是我刻意追求做這樣的人，或者我本身就是這樣的人。

　　對於我的個人遭遇，某些人找到了含義。一位來工廠授課的，在沈思冥想、先驗論方面的哲學老師和我說道:

　　“這是上帝的恩寵！”

　　“根本不對！您別侮辱上帝。”

　　我緊緊握住我的拐杖，我實在想敲打他的頭顱。還有一次，在燈塔中心的報告會上，有位因事故失明的家夥聲明道:“自從我成了盲人以後，我變得比以前更完善了。”

　　“那麼，就切斷你的雙腿，這會比現在更加美好！”

　　我坐在椅子上，忍不住朝他喊著，隻有從孟買剛來的印度盲人獨自捧腹大笑，其他人則以為我肯定有病吧。我和印度人吉特雙雙離開了報告會，他仍然吃吃大笑。

　　很可能，在盲人中間存在著一種引誘，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現狀，會自動地賦予他們應該掌有最高的精神水準。經常，就連四周的人也在鼓動他們，坦率地講，我拒絕參與這種鬧劇。曾經有些傳教士與我交談過，他們的話音未落，我已經聽出來一種共謀的語氣，有些東西很接近在彌撒中領聖體儀式的意味，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難，這是我們共同的苦難......我堅持說，我還沒有到達聖人這一步呢，就像阿奧向我傳授過的那樣，我不願意和我自己的現實割斷聯系。這次喪失視力是場事故，它既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寵，也不是甚麼精神上的飛躍。

　　在我內心深處，一直存在著這種質疑，我認為所有的這些都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這種思想逐漸地增長著，它使我平靜下來，同時又讓我感到憂心忡忡。在無神論產生幾個世紀以後，人們對其從未產生過動搖。整個童年時代，我雖然受到宗教思想的灌輸，在沒有痛苦、沒有危機感和被排斥感的情況下，我始終堅持我行我素。我知道這樣做可能會割裂母親對我的愛，她也許會把我攆出家族。人類是不喜歡單獨生存的，群體相依使他覺得會比較有力。現在，我和其他人一樣的膽怯，我看到在無際的草原上，一個個漫長的黑夜，我頭無片瓦，遠離家人，甚至沒有任何人的等待、接納。

　　在這間隔音過於嚴實的房間裡，我一再思索著這些念頭，在以後的日子裡，這些都被我父親所證實了。他對我說道:

　　“我很難過，因為，我想到在我死了以後，我再也看不到我大部分的孩子們了。”

　　“大部分的”，他從中到底想要說甚麼呢?

　　“我是要說，我孩子中的某些人是進入不了天上的。”

　　由於某些家族遺傳，時而，我的靈魂顯得非常沈重，我是那麼需要他人賦予我前進的勇氣。獨自一人，我甚麼都不行，假如我喪失了我的家族，我必須找到另外一個集體接納我。人是不適宜單獨漂泊的，那種上無房脊，下無篝火，不能緊緊相依他人的身體入睡，何其苦矣。

　　電話在這裡，就擺在路易十五風格的辦公桌上邊。我的思緒從牆面上脫離了出來，我觸摸了一下電話，以便感覺它。我試著想象電話的鈴聲，立刻，一種渴望與抽搐感同時在我身上騰升起來。我自己不願主動地給別人打電話，我太害怕掀起來自對方的憐憫。等以後，我將會達到另外的階段，我將會逾越這個心理障礙。那時候，我會克服我的自傲情緒。我想，此時無論電話鈴聲響了，或者我對空大聲呼喊！喂！......我想象著我回答“喂”的聲音是甚麼樣兒，電話另一側的人，在他的耳機中是否聽出我的畏懼?

　　喂！我嗓子的回音很怪異，它被地毯和一堆窗簾窒息住了。我強迫自己來回走動，我打開電視機，再去熟悉熟悉臥室。這張床的寬度大於長度，還有一架以薄紗圍繞周邊的、形狀滑稽的梳妝台。在衛生間的便池旁，也放有一部電話。這裡設有一間微型廚房，從來沒有誰在此做過飯。

　　這時，一把鑰匙正在旋轉門上的鎖，兩個清潔女工進來了。從她們講話的口音中，我聽出她們倆是黑人。她們先整理睡房，繼而又來到浴室。我很希望她們能和我說說話，可是，她們乾完活轉身離開了。

　　“晚安。”

　　“謝謝。”我回答道。

　　這是她們工作一整天的最後時刻，她們心裡很著急，她們渴望回到自己的家，圍靠爐火，依偎在她們所喜愛的家人身旁。隨著這聲晚安，大門重新被關閉上了。我懊喪不已，握緊拳頭，朝著沙發墊子猛擊一掌。沒有甚麼辦法可以彌補的，我覺得自己形如一個落魄天涯之人。頃刻間，我的嗓子開始發緊變澀，如同傻子般的無聲哭泣著。已經是晚上八點鍾了，所有的飯店都已滿員，座座咖啡館也已擠滿了騷動不安的人。大都會歌劇院，卡內基(Carnegie)音樂廳緩緩升起了帷幕。晚上八點鍾，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紐約，在結束了它最繁雜的一天工作之後，隨著夜幕進入了娛樂。這個時刻是屬於女人們的，她們表現得神采奕奕，光彩照人。九月是敞開的季節，一場場的音樂會，眾多的畫展和話劇都在爭奇鬥豔。一股股清新的風，吹拂著這座城市。

　　天呀！我差點忘了，今晚上，在樓下七層的酒吧間裡，有場波比・思歐(BobyShort)的鋼琴演奏會。去按鈴吧！賓館的人會把你送到那裡，你應該強迫自己想方設法去娛樂。也許，你將會改善惡劣心境的。你要不顧一切地逃脫！逃脫這面對面的現實。不，不是，你一定要努力走到盡頭。爾後，如果你沒有陷入精神病的話，你將能夠掙脫河岸，清除淤泥。

　　住在這所賓館的客人們，被稱為紐約最顯貴的階層，他們千奇百怪，各領風騷。有一天早晨，我從中央公園轉了一圈回來，在電梯裡有兩個家夥在互相講笑話，他們倆笑得前仰後合，乃至於快要橫到地板上了。我想象著j望，在她的帽簷下，她一定雙眉高揚。當他們走出去以後，電梯操作師讓和我說道:“這兩位先生是著名演員傑克・尼克爾森(JackNicholson)和達斯汀・霍夫曼(DustinHoffman)，聽說他們在合寫一部劇本。可是，今天早上，他們倆都顯得不大對勁兒，哦，我敢說他們都沒有洗澡。”的確，在他們走了以後，電梯裡還留下一股酸溜溜的氣味。

　　另一天，還是在電梯裡，我們有幸和米克・賈格爾(MikeJagger)一起上樓。他身著梅紅色的天鵝絨外衣，沒有隻言片語，大家肅靜異常。那是早上八點鍾，這位著名的搖滾樂歌星才回來睡覺。讓和我近乎得越來越像一家人了，他告訴我:“這是米克・賈格爾先生”接著，又壓低嗓子說道:“他是一個十足狂妄自大的壞蛋，假若您能看見他手腕上那些扎滿了的針眼！”

　　j望和這個大世界形成了強烈反差，她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可是對於我來說，這一切卻能夠消遣解悶。我下樓來到酒吧間，去聽聽大家的交談，裡面的人們講著各種語言。幾個伊朗女人抱怨在紐約找不到傭人，尼加拉瓜的婦人們也在訴說著她們的相同困難。她們還提到，對於他們的索墨乍(Somoza)總統來說，尼加拉瓜是個忘恩負義的民族。有些人講著阿拉伯語，在那裡我沒有聽見女人的嗓音。還有幾個得克薩斯州人，他們粗聲大氣地在聊天。項鏈、首飾叮叮當當地碰撞著，夫人們身上散發著嫋嫋香氣，馬提尼濃酒，以及雪茄煙的飄逸氣味，全部混攪在一起。

　　慢慢地，我發覺與女人的交流要比和男人的交流更容易些。因為，在社會交往的習慣上，男人與男人之間不易相互觸碰，而女人們則毫無顧忌。在談話的過程中，她們用手勢準確地為我附加標點符號。比如，一旦有人注意到我坐在一邊，她們走過來，往往先是觸摸我的膝蓋，然後是胳膊，最後是雙手。當然，這些部位都屬中性區域。

　　我強迫自己走出去，那是在一個記者朋友舉辦的告別酒會上，我第一次以盲人的面目，出現在一大群人的中間。眾人震驚不已，經過幾分鍾的騷動以後，我在沙發上休息片刻。有位女人坐在我的右側，她開始向我提出一系列的問題。繼而，她按住我的膝蓋，握緊我的前臂，夾壓住我的雙手，還拾起她掉在我兩腿之間的打火機。在我情不自禁地開始激動之際，從我腦中突然閃出個意念:“她肯定長得很醜，就我的狀況而言，到此碰碰運氣。”

　　她總算把我留下，去那邊尋找一杯威士忌酒。趁機，我趕緊向坐在我左邊的男人提出個問題。

　　“她長得怎麼樣?”

　　“God！(很好！)她是今天晚會上最漂亮的姑娘！”

　　幾乎同一時刻，我聽到另一位女性的聲音:“我見您已經認識我的丈夫了。”

　　有位法國人和我做完自我介紹後說道:“我們雖不相識，但是我聽說過您，通過......”

　　“我倒是認識您的，早在十四年前，我們同在一所法律大學學習過。”

　　他先是很驚訝，但是終於想起來了。接著，他為我介紹他妻子，我記起她婚前娘家的姓名，不知道為甚麼，她也說出同樣的話:“我們以前雖不相識，但是我聽說過您......”

　　“我們以前曾經很熟悉，十五年以前，我們在一起跳過舞。”他們兩人同時驚呼道:

　　“您的記憶力有多麼了不起啊！”

　　“根本不是，我隻不過非常善於記住別人的面貌而已。”

　　那天，自走廊進入臥室的時候，由於我轉彎轉得太快，結果我的頭部猛地撞在門框上面，眉弓骨上被撞出一道裂縫。為此，我表現得十分憂慮煩躁。我考慮到，我再也不能通過眼神來躲避這類的危險，而這類危險是大量存在的。假如外邊的利物捅進我眼眶裡的話，甚至有可能通過眼眶直入大腦的。這兩隻凹洞，變成了我身體上極其脆弱的部位。為了代替視覺以預防不測，我特地選用很薄的鋼片，請人為我剪裁、製作成一副符合需求的眼鏡。這種鋼片鏡，猶似一面擾亂雲雀視線的鏡子，它不但能反射城市的光亮及眾人的目光，同時又掩蓋了我的懼怕，我的傷痕，還有我那粗暴的狂傲。同樣的，它也為我切斷了他人的憐憫。

　　我的小腿脛骨上布滿了青紫色。一天到晚的，我不是踢到客廳裡的小平桌或靠背椅，就是硬碰到臥室裡的床腿架上。我必須要學會讓自己放慢速度行事，走動時要盡量地平穩緩和些。牙買加清潔女工觀察到這些情況，她們建議把桌子推到牆根角處，我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我想，最好還是立即來學習、適應這個世界的本來樣子。反之，怎麼能讓原本世界順應我的個人處境呢。

　　一天早晨，我正在淋浴。無意間，肥皂從我手中滑落下去，很自然地，我彎下腰去拾起它。沒想到牆上的一個固定水管開關，竟捅到我最薄弱的左眼之中，兩個固定夾子都掉了出來。我立刻趕到T大夫的診所，他跟我說，眼睛沒有受到新的創傷。但是，無論怎樣，他也要進行必要的複診。因為我的眼皮始終沒能愈合。他必須重新切開燒傷嚴重的眼皮邊緣，再戴上另外的固定夾子。使我感到不快的是，我又要忍受一次全身麻醉術。就頭部手術而言，麻醉方法是很特別的。我的腦神經已經非常疲憊，我的大腦如同被清洗過一樣，空空蕩蕩。

　　在醫院的病房裡，我遇到這樣一個男子。在大街上，他被一個毫不相乾的人一拳打斷了鼻梁骨和眉骨。

　　“我住在新澤西州，然而，每一年，為了慶祝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我和我太太都來第六大道這個俱樂部跳舞。哦，其實這裡並沒甚麼特別了不起的，那不過是個很小的歌舞廳，隻是他們的音樂很優美動聽罷了。您想想看！就在大庭廣眾之下，我被這個人打翻在地。當時我由裡往外走著，不小心碰了這家夥一下，他不由分說，朝我臉上重重地甩過一拳。隨後，就跟沒事兒似的繼續走他的路。他媽的！他連停都沒停一步，也沒有一個人試著把他擒拿住。”

　　“這是沒有運氣。”

　　“不見得，您根本想不到，恰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跟隨而來的三個星期，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在醫院裡，護士們給予了我極其細微的護理，她們十分寵愛我，所有人都不來煩擾我了。您看看，整整三十八年，我在一家銀行工作。啊，我不是某一方面的掌權人物，不是的，我隻是個負責不同項目的小職員。到了退休階段，我的孩子們都已經獨立門戶。在家裡，我老是覺得心煩意亂，“惡心的家！臭狗屎，討厭的女人！”

　　我們決定要去歐洲參觀旅遊，我太太在學習藝術方面的課程。因此，她特別要去意大利領略一番。他媽的！在這個旅遊團裡，我是徹頭徹尾的唯一男人。除我以外，盡是些對藝術感興趣的闊太太，而她們花的用的，又都是她們那些可憐的男人在大部分時間裡累死累活掙的辛苦錢。威尼斯的素描，羅馬的雕塑，夏那的油畫，佛羅倫薩的建築。終於，我從旅遊團裡逃了出來，我在一家小旅館獨自租了間房子。這間臥室帶有陽台，這會兒，我站在陽台上了望眼前的一切。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空閑地觀察生活中的人們。

　　在隔壁房間裡住了個丹麥女人，一個很漂亮的金發女郎，她的職業是獸醫。我以前從未背叛過我太太，我連想都沒有想過這些事兒。天曉得，已經六十歲了，我竟然還和女獸醫同床共枕了。您猜想著，我一定會有犯罪感吧?根本沒有。他媽的！我覺得自己很出奇地充滿了活力。我和我太太甚麼也沒提，然而我已經決定，今後的每一年，我都要用一個月的時間去一人度假。見鬼去吧！今年我準備去西班牙的帕窪海岸一帶，我還要找一間帶有陽台的小臥室。如果還有一位金發女人住在隔壁的話，那就是再好不過的事了！”

　　幾天以後，到了他住院期的最後一天。下午的時候，他太太過來接他出院。

　　“哈嘍，哈嘍，達爾林，終於要回家了，你一定很高興吧。如果你看見咱們家的狗那副坐臥不安的樣子，它知道你今天要回家了。我準備了一個真正的歡慶晚宴。”

　　她的聲音比較尖細，顯得有些膚淺，這沒準兒和她的頭髮顏色是一致的。其實，她除了是美國眾多中產階級中的一分子而外，並沒有甚麼特殊的了。假如，她能夠歸屬到大多數沈靜人中間就好多了，她是做不到的。這位老兄臨行前和我說了句意大利語:“Mezzovoce(意為降半調)，您看出來我想說甚麼嗎?”於是，他垂頭喪氣地走了。

　　昨天，我又做了一回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太重要的。然而，由於操作極其細微複雜，手術仍然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帶上新的固定夾子，它們幾乎沒有甚麼疼痛感，隻是有些抽搐而已。我的腦神經運作開始正常。我決定返回自己的住處，於是我著手收拾我的行李。護士們試圖說服我，在沒有醫生的準許下，我是不能擅自離開醫院的。可是，我與我的鄰床病友恰恰相反，我實在不想繼續待在醫院了。

　　“您和大夫說，我會去他的診所看望他的。”

　　我母親患有髖部骨質增生病，她半身癱瘓，行走不便，因而沒能前來紐約探望我。我必須多多替她著想，想方設法解除她的痛苦和憂傷。我先後收到她錄製的家書，在每盒磁帶中都滿載著她溢溢不盡的傷感。有時候，當收到寄來的磁帶後，我甚至沒有勇氣馬上去聽她的聲音，非得等上好幾天以後，才把帶子插進錄音機。在口述信上，我聽到她飽含悲痛的嗓音，先是敘述家庭的件件瑣事。盡管她早已知道我對天主教的懷疑觀點，在結束時，她總是向我建議，應該投向聖母瑪麗亞。她就此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可是，每當在該提升語調的問號時，她卻壓低了聲調。看來，她並沒有真的要求我來作回答。但是似乎另有一個問題在她的腦際中繚繞，而她卻無法用語言將之表達出來。因此，我無法來辨識它。很本能地，我很害怕那些蔓生、爬行在錄音帶中的一片沈默問號。這片沈默裡邊，像是有一種甚麼形式的指責似的。對於她，我同樣也覺得，我這次生活道路的斷裂，仿佛使人感到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場悲劇裡，它亦給予我一個受害者的角色。猶太基督教的道義不認為有偶然性的。這種成分在我母親的沈默之中並沒有被排除，我把我個人的負罪感，投擲過去讓她的身心備受煎熬。的的確確，有誰最終願意成為你熱愛的人的痛苦象徵呢?經過思考，我依然如故。我又一次地感到，我沒有甚麼履行贖罪的使命，我也沒有任何天衣無縫的理由，在我母親的心上插入一把利劍，就像在我們村裡教堂擺放的那些石膏雕像一樣。

　　我早已把“聖母失子的悲切”(LesPietà，最為著名的是，梵蒂岡聖彼得教堂裡的米開朗基羅的大理石雕塑作品)分為兩大類。那年，我們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納(Toscane)結婚時，我發現在處理“悲切”的題材上，創始者的母親總是悲痛欲絕，心如齧噬。但在表現手法上可分兩類:第一類的“悲切”，聖母呈低頭凝視兒子狀，她對他說:“你給我做的這些！”第二類的“悲切”，畫面上的聖母抬頭眼望天空，她和上帝之父說道:“看看你給我做的這些！”我的目的，根本不是把自己與耶穌受難相提並論。可是我想，極善極美的聖母，為甚麼她不向上帝父親說:“看那，是他們把他害成了這樣！”這樣一來，等於對父親和兒子都宣告了無罪。並且也包含，牽扯裁決負有“罪惡”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向我眼中飛濺硫酸的人。為了理解我目前的狀態，是的，我頻繁地在福音書的字裡行間尋找答案。正如雅克所講，這本書確實包羅萬象。

　　在與我內心審議之後，我同樣也捕捉到一種負罪感。說起話長，早在1803年的某一天，在非洲一個名叫威達(Ouidah)的小港口上，沿著這條血腥腥的海岸，薩沙(Sacha)和蘇扎(Souza)串通一氣，他們開始密謀走私和販賣黑人同胞。國王喬佐(Ghezo)與英國人、葡萄牙人，以及包括我在內的法國人，甚至與整個人類進行著默契的合作。據說，在那一年和以後的幾年裡，在這隻船上或在另一隻船上，貨倉裡總是塞滿了奴隸，天氣炎熱，船裡空氣汙濁，人們重病纏身，真是慘不忍睹。極其惡劣的生存條件加上殘暴的管理，令人生不如死，部分奴隸絕望、悲壯地嚼舌自盡。在整個旅途中，僅有兩名身強體壯的漢子幸免於這非人的摧殘。到達拍賣場後，這兩個幸存者與其他人一起被拍賣到不同的種植園裡。如此追索，今日紐約哈爾蘭瑪貧民窟的黑人們恰恰就是當年被賣到白人莊園裡賣命的奴隸後代。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才能不被視為神經錯亂――即那些來自貧民窟的人，及至闖入我家以暴行奪走我雙眼的歹徒身上，也帶有我自己這個民族所造成的陰影。

　　法國電視台的一個攝製小組，要求對我做一次采訪。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第一個反應是堅決謝絕，我已吃過虧。那次是由一家女性雜志來采訪我，隨後，他們寫了篇文章發表了。接下來，人們在木偶時事諷刺節目的熒屏上，看到我被塗滿鮮血的形象。經過一番斟酌，我終於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為，我想為了我的母親，這肯定是一條最佳途徑。我向他們提出要求，到燈塔再教育中心去拍攝一整天。

　　這是我失明後，第一次重新審視攝影機鏡頭。與過去相反，這一次我是站在被拍攝的一邊。

　　本能地，我積極參與畫面的設計，拍攝地點的定位，我想象著通過哪些鏡頭，方能傳達甚麼樣的口信。我對光線，高射燈方向的技術細節特別感興趣。忙來忙去，當輪到我在攝影機前表達之時，我幾乎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極度地擔心，透過這鏡頭信息，我母親隻能看到我那不盡的衰竭。

　　打這以後，凡是見到我的出租車司機，或是在街上、公園散步的人們，以及一些毫不相識的人都常常和我說，他們在電視上看到了我。而這天晚上，好像隻有我母親沒有看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