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衛的對日宣戰不僅打亂了日本複興的計劃,其實也嚴重的影響了另一個人的計劃,他就是革命黨的領袖孫文。
從1907年5月的潮州黃岡起義開始,到1908年5月雲南河口起義的失敗,孫文在粵、桂、滇邊境連續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在這些起義把會黨作為起義主力的思想非常明顯。
中國近代的會黨,主要是以遊民、流氓無產者為主體的,優點在於這些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對社會現實有著強烈不滿,富有反抗性,容易一呼百應,也傾向於接受革命黨人反滿宣傳的影響。但缺點也很明顯,他們缺乏真正的革命覺悟,難以從事持久的鬥爭,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而且缺乏嚴格的紀律,戰場上不服統一指揮,各自行事,成分複雜,有些人甚至打家劫舍,殺人越貨。
以河口起義的失敗為契機,革命派策劃武裝起義的活動重點,開始轉向正式軍隊,特別是新軍,確立這一方針後,革命領導人把視線轉向駐扎在廣州的新軍,集中力量在此策劃起義,這也就是之前的那個倉促起事的廣州新軍起義。
新軍起義的當天,一個年輕人給孫文和同志們留下一封告別信,慨然北上,起義一再失敗的消息,讓這位心中充斥著滿腔熱血的年輕人決意采取另一種革命方式,他便是二十七歲的汪兆銘。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汪精衛。
汪精衛的刺殺行動是失敗的,不過他卻以他大無畏的精神感動了滿清的肅親王善耆,最終將極刑改為終身監禁。
自1895年孫文發動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以來。革命黨人已經發動過十幾次起義了,這些起義都遭到了慘痛的失敗,不少同盟會的幹部及會員產生了嚴重的悲觀失望情緒,在此關鍵時刻,孫文再一次表現了一個革命家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孫文由美洲經檀香山、日本,於同年秋來到馬來亞檳榔嶼。打算再舉起義,隨後他約胡漢民、黃興、趙聲商議。其兄孫眉,華僑同盟會會員鄧宏順及雷鐵毅、楊錫初等人也參加了會商。
當討論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計劃時,幾個人默默不語,精神不振。相顧無策,孫文見狀鼓舞道:“一敗何足餒,吾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隻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
孫文的一番話。打破了會議的沉悶氣氛,黃興也表示同意孫文再舉起義的倡議,並陳述了選擇廣州作為發難地點的意見,孫眉更是催促孫文召集南洋同志,開會商議並舉行籌款。
在一次秘密的籌款會上,孫文作了一次令人感動的演說。意為這次準備的起義將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後嘗試,假如起義再失敗。他就薦賢代自己領導革命,與會者均被他的演講所感動,大家當即捐出八千元港幣做準備活動的費用。
孫文本打算親自赴南洋各國去籌款,但因從事革命,許多國家都拒絕他入境。
自第一次廣州起義後,孫文被迫離開香港,隨即又先後被新加坡、越南、暹羅、日本政府迫其離境,南洋的荷屬、英屬島嶼國家都不許孫文居留,這樣孫文在南洋一帶難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華僑革命黨人多次為革命起義捐獻大筆款項,大有接應不暇之勢。
在當時,出錢者因多歎元氣之未複,勸捐者亦殊黨開口之為難也,孫文隻得赴歐美另辟財源,恰逢此時馮自由從加拿大來電邀孫赴美洲籌款,孫遂隻身前往,將南洋一帶事務委托給胡漢民等人。
按照常理來說,一個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的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再次回到日本的,但是正當徐衛對日宣戰的時候孫文卻恰巧正在日本,這其中最大的推手正是徐衛這個煽動巨浪的蝴蝶。
自孫文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家家中田產房屋被清政府封沒,隨後孫文便在香港委托陸皓東的侄子陸燦將母親楊太夫人、妻子盧慕貞和孩子帶到夏威夷,交給哥哥孫眉照管,不久之後孫文因為同保皇黨人進行論戰而赴檀香山,忙於公務的他只能抽空去茂宜島看望自己的母親楊太夫人、哥哥孫眉、妻子盧慕貞和兒女。
近代日本人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很奇怪,一部分人是為了本國的目的破壞中國革命,但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對中國革命效力甚偉,比如宮崎寅藏。
可以說,宮崎寅藏為中國革命奮鬥了終生,最慘的時候,他全家靠妻子為人當傭婦為生,自己去公園唱日本蓮花落。
國家間的關系總是盤根錯節,很難用一個單一性質的詞來表達清楚,幾十年來中國曾經把美國當做最大的敵人看待,然而拂去歷史的塵埃,我們會發現,美國曾經給過中國人民許多幫助。
只有日本,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記憶中,日本這個國家沒有為中國人民辦過好事,數百年來一直與中國為敵,爭領海,爭屬地,一直覬覦著中國的滿洲和蒙古,直至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抗日戰爭中,是依靠國際力量,中國才戰勝日本,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
不過細細想來,在醞釀和發動辛亥革命前後,日本這個國家曾經成為反清志士的避風港和反清鬥爭的策源地,這是在客觀上,日本對這場革命還是有幫助的。
這難道是日本權貴政要真的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老百姓產生了同情?
當然不是!
日本政府的當權者十分清楚,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垮台是遲早的事情,如果孫文等革命黨人將來能夠掌握中國的權力,現在給他們提供一些幫助,將來與新政權結盟修好就很便利了,這種策略對於日本國家的長遠利益是有裨益的。
在後世的歷史中,日本政府曾以幫助反袁勢力為籌碼,鉗製袁政府,妄圖在與袁世凱政府的談判中獲取最大利益,那時關於調整中日關系的密約正在協商中,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後來,因為國內民眾的反抗和袁世凱的死亡,日本政府的圖謀沒有實現。
袁世凱死後,孫文在中國南方繼續進行反對北洋軍閥和維護共和的鬥爭,日本政府繼續將孫文作為對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開出高價籌碼,希望將來在中國得到最大的好處。
據一些資料表明,孫文先生與日本政府代表進行過協商,作過一些退讓的承諾,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只是孫文先生沒有實際掌握中國權力,協商內容均沒有成為事實。
對於這件事,後世有一些學者對孫文先生提出過批評,認為他出賣了中國國家利益。
這是見仁見智而已, 大多數研究者對此都是寬容的。
日本這次邀請孫文來東京並不是像往常一樣支持他在國內的起義,而是將幫助孫文革命的地點換成徐衛控制的皮爾巴拉地區。
其實,在日本人看來被尊稱為革命領袖的孫文先生更多的在扮演著一個攪屎棍的角色,隨著新澳港和新華港兩處地方成為了華人界的聖地,這兩處的經濟實力也在穩步的上升,這讓準備奮發圖強的日本政府大為恐慌,於是他們想到了讓孫文去給這兩處地方添些麻煩。
孫文對徐衛和徐衛控制的皮爾巴拉地區的感情是糾結的,一方面他認識到隨著徐衛勢力的擴張總有一天會取代滿清政府統治中國,實現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救中國,才能帶給國人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
基於這種糾結的思想,孫文並沒有第一時間答覆日本政府的建議,也就在他猶豫期間傳來了朝鮮對日宣戰的消息,隨後徐衛的艦隊封鎖日本海岸,將孫文困在了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