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蔣介石的1932年

金以林

1932年，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22年間，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發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外，幾乎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這一年，蔣介石經過第二次下野後的深刻反省，無論對怎樣統治這個國家，以至需要采取怎樣的手段和方法，都發生了明顯有別於此前的變化，這為他此後在國民黨內確立最高領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

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卻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視。

一、蔣介石對訓政初期的反思

蔣介石一生有過三次下野，分別在“軍政”(1927年)、“訓政”(1931年)和“憲政”(1949年)階段。前兩次下野，最大的壓力來自國民黨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董顯光所言:盡管蔣“曾經行使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輩同志所承認。他仍被認為軍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1]

如果將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為兩段的話，對蔣介石來講，前四年是他實踐孫中山提出的“軍政”時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統一中國。蔣介石主要依靠黃埔建軍，完成北伐。1928年國家統一後，遵照總理遺教，國民黨的統治進入“訓政”時期。而此時掌握中央政權的蔣介石，因自身存在的兩點天生不足，深深影響著他的創業大計。

從客觀方面講，他在黨內地位太淺，“老一輩的同志”仍示蔣為“軍事”的而非“政治”領袖。因此黨內對他“不服”或“不滿”的大佬們，總是不斷地聯絡地方實力派，挑戰蔣所獲得的中央政權的合法性。他被迫四處征討，以期實現他所希望的統一大業。

從主觀方面講，蔣重於軍事指揮而缺少政權建設的才能。在武力平定黨內反對派的幾年間，他幾乎都是在前線指揮作戰，而幫他料理南京政權的，主要是立法院長胡漢民和行政院長譚延闓。胡、譚二人不僅在黨內有著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著豐富的政權管理經驗。早在民國初年，胡漢民、譚延闓就分任廣東和湖南都督。當蔣在前線作戰之時，胡、譚在南京主持黨務、政務，令蔣沒有後顧之憂。特別是胡漢民的作用更大，蔣介石自己都承認:“國府成立以來，各種設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漢民之主張。”[2]那時如果沒有胡在南京替蔣支撐，蔣一人是難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應手。胡漢民的作用正如吳稚暉稱讚的:“在於征桂，則功超言論之外;對待閻馮，則功居後防之先。”[3]

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地位僅次於蔣、胡的是行政院長譚延闓。譚曾一度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後來又將主席的職位讓給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從表面上看“黨權”似乎以胡漢民為尊，“軍權”完全由蔣介石控制，“政權”則由譚延闓負責。

譚延闓出身官宦世家，父親譚鍾麟曾任兩廣總督。譚延闓在清末中過進士、做過翰林、湖南諮議局議長，是立憲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時在湖南被推舉為都督。不久，他參加國民黨，曾三次督湘。孫中山在廣東時，他擔任過大本營秘書長兼湘軍總司令。譚氏富有政治經驗，處世圓滑。隨著北伐的勝利，他漸漸認清蔣介石已成為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人物。數十年官場經驗告訴他，實力永遠是第一位的。正是基於“實力”的考慮，

北伐勝利後，譚氏甘願將國府主席一職讓給蔣氏，改任行政院長。他深知無論“軍權”還是“黨權”，他都無法超越蔣、胡，於是他就利用自己“輝煌”的歷史周旋於“軍權”與“黨權”之中，從而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地位，並贏得了“善於調停黨內糾紛”的美名。當蔣、胡發生衝突時，譚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調停人。據齊世英回憶:“當他看到蔣先生和胡先生要有爭執的時候，他就請蔣先生吃飯，跟胡先生吟詩，化不少的事端為烏有。”[4]有譚延闓在，蔣、胡之間盡管矛盾重重，還有辦法疏通，不至於引起公開的對抗。
1930年9月，就在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勝利之際，譚延闓突然因腦溢血逝世。不久，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長。失去了這個在蔣、胡間起著緩衝作用的人物，陳立夫不無擔憂地表示:“蔣先生接掌行政院後，我開始擔心一種情況會發生，因為如今沒有一位能在蔣先生和胡漢民先生之間居中協調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於批評任何一位他認為做錯事的人，如今當胡先生批評指責行政院時，他一定會直接責備蔣先生了。”[5]

這種擔憂馬上變成了現實。在中原大戰擊敗了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後，“軍權”牢牢在握的蔣介石，躊躇滿志，認為已沒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軍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漢民所標榜的、高高在上的“黨權”的限制。特別是在對付“擴大會議”的過程中，蔣介石發現用倡導“民權”、頒布約法來對抗胡漢民所標榜的“黨權”，是再好不過的借口。而且，“擴大會議”在頒布約法時早已從孫中山遺教中找到了足夠的理論依據，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黨國”的罪名。這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就在譚延闓病逝當月，蔣介石從開封前線致電國民黨中常會，要求提前召集國民黨四全大會，“制定在憲法頒布以前訓政時期適用之約法。”[6]該電一時贏得部分社會輿論的讚許，被視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開政治解決之端”。[7]

蔣介石此舉還有一個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將他推上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按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長原本是由國民黨中常會選出。如若按照孫中山所定《建國大綱》規定，“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8]如此一來，有了約法的話，五院院長則將由總統“任免而督率之”。據孫科回憶:當時“彼之官銜為國民政府之主席，似覺未甚滿意，而欲以總統自居。懸此目的，彼乃欲產生一所謂臨時約法”。[9]蔣氏此舉遭到胡漢民的堅決反對，而善於在蔣、胡之間調停的譚延闓剛剛病逝，蔣一怒之下將胡扣押於南京湯山。不曾想此舉引發國民黨內的再次反蔣高潮，並最終迫使蔣介石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內憂”(粵方壓迫)和“外患”(九一八事變)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征黨內團結統一的四屆一中全會開幕式之後，即離開南京回奉化家鄉。盡管實際的軍權和財權依然在他手中，但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來沒有料想到的，這對他是個相當沉重的打擊。在回到奉化的當天，他在日記中總結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訓時寫道: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歷史。黨內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知，陳濟棠勾結古、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於內外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而對於反動智識階級之不注意，教育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此亦本人無幹部、無組織之過也。軍事之幹部後進者有熊、陳、胡等，而黨務之幹部實一無其人，外交更無其人矣。[10]

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蔣介石對這次下野的總結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他深深意識到一些原本不曾關注或關注不夠的重大問題:“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是“今次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而對“智識階級”的忽視和“教育界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惡果。

二、“無幹部”的困惑

1932年1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後如欲成功，非重起爐灶，根本解決，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爐灶，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揮自如的幹部隊伍和組織機構，以改變自己“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的狀況。

蔣介石下野前，給新成立的孫科內閣留下種種障礙，新內閣自1932年元旦成立後不到十天，孫科被迫電請蔣介石出山。15日，蔣自記道:“余為公、為私、對國、對友、對總理、對舊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盡良知，故決赴京一行。”22日，他說服汪精衛同赴南京，蔣汪合作局面正式形成。[11]

重入南京後，面對黨內以往的反對派，蔣介石更加感到在黨內建立核心組織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臨時政治會議”，“見各委大半皆被余消滅或為余仇敵，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懷。回途萬感交集，甚欲辭去。飯後再思，如果辭去則政府必散，國家必亡，故決忍痛駐留。”兩天后，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切思對外須先統一國內，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戰中為一自由中立或戰鬥員，更須統一內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義統一，應該設法使實際上由余之行動統一，只有禮讓他人得名，而余退下為其部屬，助其成名也。”(1月30日)當然，蔣的內心是決不願“退下為其部屬”，而“助其成名”的。

為了加強內部的統一，蔣介石一度曾想改組現有的黨組織。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見。但戴氏則持反對態度，“彼以改組本黨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蔣氏在黨內尚不具備徹底改組國民黨的實力，特別是還有胡漢民控制的半獨立於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蔣氏在反覆考量後，決心“對黨內可讓步，對黨外反動絕不姑惜，決與反動派奮鬥到底”。(3月29日)並告誡自己在“核心組織未穩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權”。(4月7日)

戴季陶從早年起便是蔣介石的摯友，是蔣氏親信中少有的敢於同他講真話的知己，既能告誡他何事不可為，同時又敢於提出中肯的批評，並鼓勵蔣氏何事必可為。4月3日，蔣介石“與季陶談話，彼言凡是困阸時，必須向光明大道猛進，至於成敗利鈍則聽之。如吾人不成，則後人終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親自成也。又言出處須光明，名位須確定，對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閱歷之言也。”而蔣氏的另一親信、但同他沒有很深歷史關系的楊永泰的建議，則顯得更為圓滑，半是建議半是褒揚。“暢卿(楊永泰)說我從前缺點:一、在精神過於集中，故有輕重不均，顧此失彼之弊，此無組織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擇人，賞罰分明，善之不能用，惡之不能去，此無幹部之故。三、不能獨裁而遇事輕裁，用人行事皆無審察負責機關，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後必須有幹部之組織，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須門無留客，案無留牘，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個上半年，蔣介石都在為“無幹部”而煩惱。下面引述的幾則日記真實記錄了蔣的焦慮心態: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慮莫名，外交、軍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負責任、敢擔當之人，而尤其不見血心之士也。軍事上陳誠、胡宗南、劉峙、敬之或較為有才也。”

4月4日:“求賢才皆不易，當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騮先、朱逸民、張嶽軍、賀貴嚴、蔣雨岩;次之如陳立夫、葛湛候、愈樵峰、陳公俠;遠者如程滄波，劉健群、何浩若，梁乾喬、趙文龍;次之如張道藩、羅志希、顧樹森、彭學沛，皆有一日之長。如欲求其全才，則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團體，集賢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開局面，對日對俄對美皆須進行。滬案如何了結，反動如何處置，對國主派、孫陳派、馮閆派、共產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輿論與金融各界，軍隊如何整理，反側如何安置，廣東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應確定方針。對軍隊以政治訓練，對社會以特務訓練，對軍校如何改革，對政權如何注重，對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須切實研究。”

5月2日:“葉楚傖、楊暢卿、葛湛候、朱騮先、羅志希、方耀庭、程淪波為研究時局之友。”

6月22月:“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陳景翰、余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騮仙、蔣雨岩，張嶽軍，俞樵峰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陳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殷錫鵬，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

在蔣介石反覆提到的幹部名單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幹部和一些黨外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人是原黨內反蔣的汪精衛、胡漢民等派系成員。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蔣介石的桂系黃紹竑一人外，也幾乎很少見到有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和地方實力派人物。[12]

經過半年多的反覆考察和比較，蔣介石逐步鎖定了自己的核心幹部。7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年得劉健群，錢昌照、俞大維，翁文灝、王陸一、羅貢華諸人，以翁最有閱歷，亦有能力，可喜也。”兩天后，他再記道:“組織與專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現在進行者，翁(文灝)、錢(昌照)之組織，近於政治與經濟，而俞(大維)之組織近於外交與教育;劉(健群)之組織則近於軍事與黨務。最難得者，為外交與財政人才，應注重之。”(7月27日)盡管上述核心成員，仍不能滿足蔣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對幹部須擇和衷共濟者，能有十人為內外之支撐點，則幾矣”。(9月5日)

此時，在南京中央政權內部，盡管蔣介石仍要維持蔣汪合作的基礎，以鞏固他在黨內的威信和統治，但他的信心開始不斷加強。8月31日，他充滿自信地寫道:“余以與汪等誠意合作為主，如不得已時，則行獨裁製……余以為借中央之名，實以準備革命工作。”

三、“無組織”的改變

蔣介石總結下野教訓中所感慨的“無組織”，主要是基於他尚不能從容控制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盡管此時黨內有二陳控制的CC系，能夠聽蔣指揮，但胡漢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衛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各地方實力派，或明或暗地與蔣爭權。而CC系在與反蔣派的對抗中，並不能令其滿意。蔣介石在黨內權力的主要依托除CC外，主要來自於他一手培養的黃埔子弟兵。為此，他於年初著手在黃埔學生中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他的“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

力行社的創始成員是清一色的黃埔學生，他們大都在30歲上下、在黨內擁有一定實力的中層幹部，且多在軍隊中服務。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民族危機和國民黨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們深感“目前黨已不能發生其應有的作用，必須在黨內建立起核心組織來，由核心組織來動員全黨，然後再由黨來團結全民，動員全民，方能對日作戰。”最初倡議的是留日歸國的黃埔四期學生滕傑，很快得到賀衷寒、曾擴情、康澤、胡宗南等一批黃埔學生的的支持。1932年初蔣介石複職返回南京不久即爆發了一二八事變。面對內憂外患，這批黃埔學生的主張正好合蔣介石之意，於是加緊籌備。滕傑等人在第一次向蔣介石匯報籌備經過時，開始尊稱蔣為“領袖”，而不再稱“校長”。[13]此後，“領袖”這一新稱呼在國民黨內蔣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開始流傳。

蔣介石日記中最早記載力行社的情況，始於2月15日，“晚與賀衷寒等談組織少年黨事”。2月21日晚，再次召見“賀(衷寒)、康(澤)等生談組織事，必欲組織一秘密奮鬥，人盡其才，挖置全國之機關，方得完成革命，如僅普遍組織，則必腐化消滅也。乃得數語曰:抗日鋤奸，為黨犧牲，實行主義，革命革心，矢勇矢勤，嚴守秘密，服從命令，如違誓詞願受極刑。”一周後(28日)，他在與胡宗南談話時更明確指出“黃埔失敗之原因與革命中墜之責任，述明重新整理組織之必要”。

經過短暫的聯絡，三民主義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據當事人回憶，力行社的成立時間為3月1日。而這年二月剛好有29天，蔣在當天日記中明確記載，赴“力行社成立禮訓話一時余”。[14]據統計成立大會應到28人，實到25人，均為黃埔軍校第一至六期畢業的學生，其中第一期最多共十人。在這28人中大半都有留學背景，其中留日歸國者多達14人，5人留學蘇聯、1人留學德國。[15]成立大會上，全體共推蔣介石為社長，並進行幹部選舉。隨後滕傑將全部選票封好，交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帶回，請蔣作最後裁定，沒有當場開票。[16]

力行社的組織系統共分三級，最高機構稱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組織;其次是革命同志會(最初分國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一個負責軍方，一個負責地方)，它是承上啟下的決策執行機構;最外層是中華複興社，公開領導各級黨外群眾組織。這三級機構對外通稱複興社。複興社到解散時，共有成員數十萬人，而核心機構的力行社社員最多不過三百余人。

蔣介石對力行社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成立最初的三個多月間，他在日記中幾乎隔天就有對力行社幹部訓話的記錄。且“凡與力行社會議，每次皆在三時以上，學生幼稚令人心焦”。(6月5日)

在力行社的核心成員之中，僅有一人是非黃埔出身的劉健群，深得蔣介石的信賴。劉健群北伐時擔任過何應欽的秘書。九一八事變後，他寫了一本《中國國民黨藍衣社》的小冊子，內容大致是說國民黨完成北伐後，組織逐漸懈怠、松懈，黨部衙門化，幹部官僚化，以致內亂外侮紛至踏來。因此，他主張國民黨必須改造，“集結其精銳黨員，穿著國產藍布服裝，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義。”[17]劉健群的主張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經桂永清、滕傑介紹，加入力行社。蔣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劉健群，對劉的評價遠遠高於力行社的其他成員。如3月22日“閱劉健群條陳，穩健思急，見為快樂”;6月3日“批閱劉健群條陳，甚有所見，為一難得之青年也。”

劉健群加入力行社後，很快成為核心人物，並繼滕傑、賀衷寒之後出任力行社書記長。因力行社是秘密組織，不為外人所知，而劉健群所寫的《中國國民黨藍衣社》一書，不久就流傳到社會上，使“藍衣社”之名不脛而走。當時在國民黨內和社會上更有人稱“藍衣社”是效法意大利的建立的法西斯“黑衫黨”，以此指責蔣介石建立秘密組織，搞獨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蔣介石也的確陸續派遣多批社員赴意大利、德國，考察兩國政黨的組織形態。

蔣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國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質?學界對此可說是見仁見智。蔣在日記中曾寫道:“‘法錫斯蒂’黨之條件:一、國民性衰落;二、社會基礎不固;三、憲政未上軌道。四有特出領袖。今日本之國情皆不合此條件，故料日本軍人組織此黨徒亂其國，其失敗必矣。”(5月17日)盡管他所討論的對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條件來衡量，何嘗不是蔣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評判呢。這段時間內，蔣介石不斷自我反思“準備時期組織之重要，而且組織以人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識淺見少，坐井觀天之錯誤也。”(6月16日)但蔣介石還是有著強烈的國民黨“黨統”觀念，國民黨的旗幟，他是始終高舉的。這年7月9日，天津《大公報》曾“電詢組織‘法昔司蒂’之有否”，蔣“提筆複之曰:中國革命只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為國民黨員，死為革命黨魂，不知有其他組織也。見滕傑等之幼稚電報，焦急成病也。”1934年，《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題為《中國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報導，說有一批力行社成員“向德國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說出中國對法西斯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並無興趣，有興趣的只在實際的組織問題上。”文章進一步論述:“南京顯然對希特勒與莫索裡尼之能創出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和粉碎支派與反對黨有很大的印象。”[18]這一判斷或許更符合蔣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實的心態。

蔣介石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為了更好地控制屬下組織，常常偏愛成立兩個性質相類似的機構，通過彼此競爭，分別向他爭寵，以達到效忠自己的目的。比如在黃埔系中有何應欽、陳誠兩派的對立;在情報組織中有中統和軍統之爭;在財政金融方面有孔宋兩家互鬥。抗戰時期，他還縱容CC系的朱家驊同二陳鬧獨立。

同樣，在建立力行社時，他並沒有放棄“CC”原有系統，而是授命陳立夫另外成立一個效忠於他的“青白團”，其成員同樣是以青年為主。4月7日，蔣介石召見陳立夫“以青年人才不能接近為念”，督促陳加緊組織。據陳立夫回憶:“蔣委員長看到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們去組織。叫黃埔系去組織‘複興社’是秘密的，是蔣委員長核準的，他們又被稱為‘藍衣社’;我們這邊也是蔣委員長要我們搞的，叫做‘青白團’，雙方都不以黨的名義去拉青年，把他們吸收進來以免被中共拉走。‘複興社’是軍方的，‘青白團’是黨方的。”[19]可見，蔣介石完全是有意讓雙方相互競爭。複興社骨乾陳敦正曾回憶說:“所謂‘黨方’，是指CC而言，‘黨方’是‘複興社’對CC的稱謂，這一稱謂，據我所知，是經過蔣公的核定。”[20]

無論是“軍方”的“力行社”，還是“黨方”的“青白團”自成立後，並非只在各自的地盤活動，而是相互挖牆角。力行社下的“革命青年同志會”首先將觸角伸向CC系的大本營中央政治學校發展勢力;而陳立夫在組織“青白團”時，也多方搜集力行社的情況，並一度成功收買力行社成員葛武啟“泄露組織秘密給陳立夫”，此事“被賀衷寒發覺，乾事會決議處以死刑”。但被蔣介石阻止而未果。[21]蔣介石明知陳立夫此舉不妥，但仍袒護陳。5月3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力行社為葛武啟案起糾紛，小學生之難禦也。”兩天后，蔣介石親自“與青白團員談話，商定組織辦法。”(6月2日)這天似可視為“青白團”的成立日。但陳立夫的作為並不能令蔣滿意，組織發展緩慢。半年後，蔣再次與陳“談黨事”，明確告誡陳“如明年不能形成新黨基礎，則再過三年，余年五十，救國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進行也。”(11月30日)

即使是在力行社內部，由成立之初的28人發展到鼎盛時期的三百余人，也同樣是拉幫結派，糾紛不斷。鄧文儀之子鄧元忠采訪了數十位力行社成員而寫的《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一書，對此一針見血地評論道:

它(力行社)的缺點以及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早在民國二十一年都已顯示出來。其最嚴重者要算是當時領導幹部中，由於各人的性格觀點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協調的形態，以至產生後來各自為政的趨勢。例如賀衷寒常被人誤認為有做領袖的野心，又因他在乾事會內與數位湖南人過從密切，故引起他有組織湖南人的小組織之嫌。

因胡宗南與戴笠交誼較深，故有人說他們是浙江派。胡宗南的勢力多半是在軍隊內，二十一年時，革軍會的發展較革青會為快，因此相傳乾事會中有人以革軍會發展有助於胡宗南之勢力為由，提議立刻停止該會的活動以製止浙江派者。尤其是康澤在二十一年中曾數度提出要組織西南青年同志會，但被賀衷寒與滕傑否決。因此又有人認為康澤有意成立西南小組織。當政訓班成立之後，班主任劉健群曾向滕傑討論如何阻止康澤介入該班人事的辦法。[22]

以上所列舉的現象，都是在力行社成立當年就暴露出來的問題。難怪蔣介石會在日記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對這批黃埔學生的不滿:“為鄧生(鄧文儀)不能理解事物憤極躁甚，以學生之不爭氣比任何事物為難過也。”(3月11日)“力行社徒幼稚毫不懂事，徒使憂愁也。”(7月7日)“對於力行社幼稍(稚)行動與反動派誣蔑之事太多動心忍心不能抑止，此乃養氣不到之故也。”(7月11日)“對滕傑、蕭讚育痛訓其辦事幼稚無方也。事後心甚慚惶，以教人無方，不能自製暴怒，放肆異甚。彼諫我喜怒無常者，心益愧悔矣。”(10月5日)

蔣介石原本相當看重力行社的二級組織“革命軍人同志會”，它主要負責在各派系的軍隊和各級軍校內發展組織。4月16日，“革命軍人同志會開成立會”，蔣介石親往致辭，“結論以親愛精誠之外，加以禮、義、廉、恥四字，方足以醫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鐵血二字猶未提出。”但革軍會成立不久，就同“革命青年同志會”內鬥不斷，“親愛精誠”和“禮義廉恥”早被這批天之驕子拋在腦後，“甚至毆打生事，造成混亂”。蔣一怒之下，於當年年底下令隻保留革青會，停止革軍會的活動。[23]

抗戰爆發後，力行社和它的外圍組織複興社以及CC系統的青白團同時宣布取消，合並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但其領導核心仍由黃埔系控制。蔣介石為加強對三青團的領導，在原來黃埔學生基礎上又加入了黃埔教官陳誠、張治中等人主持團務，而獨立於CC之外，由此引發了以後更大的黨團矛盾。[24]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下屬間的矛盾如何加劇，其最大的共同點都是效忠於蔣介石。

四、“無情報”的整合

蔣介石對情報工作的重視，始自他第一次下野後的復出。1928年2月，蔣複職後即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下設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它是中統局的前身，“主要的工作目標，側重於中共地下組織活動的偵察與防製，及其黨徒的策反與製裁。”[25]

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復出後，於1932年3月成立三民主義立行社，下設特務處，由戴笠負責。此時，他對情報工作的要求，已不僅僅是針對中共，而是擴大到全社會，特別是針對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他在日記中曾對情報工作的要求寫道:“組織政黨，澈底政策，必先組織偵探隊，防止內部叛亂，製裁一切反動，監督黨員腐化，宣傳領袖主張，強製社會執行，此偵探隊之任務，而偵探隊之訓練與組織指揮運用則須別訂也。”(2月17日)

力行社成立後不久，蔣介石開始考慮重組情報機構，並意識到“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4月3日)他首先在力行社內部成立特務處，“處長初由常務乾事桂永清擔任，桂以非其所長，辭不就任，由領袖提名候補乾事戴笠擔任”。[26]蔣還從力行社成員中挑選二十余人接受情報訓練，主講人是蔣聘請的德國顧問。在此後的一個月內，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情報組織工作上，他的閱讀重點也幾乎都是情報學知識，在日記多處留下這樣的記載:“與康澤、戴簽談話……各地特務組織亦有研究。”(4月9日)“定情報課程，發力社款，定情報組織法，情報精巧與重要實為治國惟一之要件，但選人甚難，夢寐求之，未易得也。以後以情報機關組織法，與情報網之組織最為重要，當精思之。……看各國情報活動之內幕，閱之手難釋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1日)“今日窮一日之力，將各國情報之內幕看完，為近今最愛最要之書，……從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淺。”(4月22日)“五時起床，看情報學。”(4月25日)

他此時最大的困難，同樣是缺少滿意的人才。他在日記中多次感慨:“期得一人為情報領袖，與情報組織總未得其人也。”(4月19日)而此時納入他視野的骨乾，大都是他原有的幹部，他曾開列以下名單:“特務組織以徐恩曾、陳希曾、戴笠、鄭介民、竺鳴濤為幹部，蔡勁軍亦可入選。”(4月13日)但這批人並不能滿足他的期望，在他看來，“情報人員與組織皆無進步，焦急之至。”(4月26日)。為此，不得不多次與陳立夫“談情報組織”(4月20日)、“談情報事”(4月24日)。這年9月，他無奈中將上述兩個機構合並為一新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下設三個處，“第一、第二兩處分掌黨、軍方面的工作，由徐恩曾、戴笠分任處長，第三處掌管總務，由丁默邨任處長。”[27]正是這三人在以後的民國特工史上分掌了中統、軍統和汪偽特工總部。

第二處即是力行社特務處的原班人馬。盡管該處建制從力行社歸入軍委會調統局，但“在行政上是獨立的，不受軍統局的指揮”。從此，戴笠可直接向蔣介石匯報工作，並試圖擺脫力行社的控制。1932年秋“賀衷寒曾向滕傑提出特務處已開始獨立，應該改組之意見，滕乃約賀與戴三人見面，賀直問戴其故，戴不悅，拍桌要走，經滕婉勸後，大家乃同意特務處對領袖交代的事，應直接向領袖負責，對團體決定的事則須向團體負責。”但戴笠在與徐恩曾競爭中，因侍從室內有很多力行社成員(侍從室一處、二處各有力行社一小組，共十余人)，自然會得到組織的支持。擔任侍從秘書的鄧文儀與戴笠關系密切，又同為力行社社員。“在民國二十一年徐恩曾與戴笠兩情報系統每日呈給蔣中正的報告是由鄧氏整理後再呈報的。”這更有利於戴笠系統的發展。[28]

五、與知識界的聯絡

前文談到的“無組織”、“無幹部”，大都是蔣介石在“黨權建設”方面所面臨的考驗。而1932年以後，一個全新的課題——“政權建設”——擺在了蔣介石的面前。

蔣介石是軍人出身，從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至1932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八年間，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於軍事指揮。在打天下時，他更多的關注點是“軍隊建設”，依靠軍權完成統一，並以此贏得“黨權”，來鞏固他作為孫中山繼承人的合法性。在此期間，他沒有太多的精力和時間來關注政權建設。當1932年再次復出後，他對南京中央政權的控制相對穩定，“政權建設”就成為他政治生涯中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全新課題。特別是在內政和外交方面所面臨的新課題，使他深感“對於社會經濟之組織，欲詳切研究一番，苦無時間也。”(6月30日)以1932年日記觀察，這一年來，他所接觸的人、討論的問題、關注的焦點，都與以往有著很大的不同。

以往對教育界的忽視，是蔣介石總結下野時的一個深刻教訓。這年3月，他在日記中記道:“失敗為外交與教育之大意，而對於該兩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羅，而對於國內之策劃，與國外之交際，亦無專人貢獻，此為招怨之大者也。此後對於外交、教育與財政人才，應十分收攬，而對於策劃之士亦應注重。以後當於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二次，一面可以交換智識，一面可以選拔人才，而且得以聯絡感情也。”(3月20日)

在同知識界“聯絡感情”方面，有一關鍵人物參與機要，起了重要作用。這人就是錢昌照。他和蔣介石的盟兄黃郛、著名學者陶孟和三人是連襟，娶沈氏三姊妹為妻。因與黃的關系，錢得到蔣的信任。1930年代初期，為了有效處置教育界頻發的學潮，蔣介石一度以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並任命陳布雷、錢昌照為副部長，實際工作主要由錢負責。錢既受蔣信任，又同教育界有著廣泛的人脈關系。據錢昌照回憶:“我替蔣介石延攬了許多大知識分子(當時沒有統一戰線這詞)，介紹和他見面，為他講學。他自己每每用紅鉛筆記些談話或講話的要點，學得些新知識。他是軍人，慣於縱橫捭闔，拉攏吞並各方軍閥，有時甚至用大筆金錢收買。但知識分子不容易用金錢收買，而且他與知識界也少有淵源，所以他樂於我為他撮合。”[29]

在錢昌照的安排下，蔣介石自1932年4月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召見了一大批學界精英，虛心向他們請教，借此一面“交換智識”，一面“選拔人才”，“而且得以聯絡感情”。應邀前來為蔣上課的教育界名流和課程內容，主要集中在他最急迫需要解決、而以往關注很少的四個方面: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外交方針和國際關系。

在經濟建設方面，據日記載，蔣介石主要聽了以下系列講座:

5月13日:“聽中外人士土地制度。”

5月14日:“上周以聽完統計學與土地學及規劃參部第三廳組織表最為有力也。

5月19日:“聽國際經濟之趨勢。”

5月24日:“聽國際經濟與中國之關系。”

5月17日:“聽馬寅初先生講國際經濟。”

6月2日:“錢乙黎(昌照)談俄國五年計劃。”

6月17日:“翁(文灝)講中國煤鐵礦業之質量，東三省幾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國鐵礦，為倭寇所有權，約佔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

6月18日:“翁(文灝)講中國各省礦質之分量。”

6月18日:“近日病中研究所得者，以事分，則內政、外交、經濟、教育、法律五大部。而最重要者之工作，則為外債、幣製、租界、土地、審計、教育(童子軍、社會教育、團警、農工、勞資各項)之方案研究，如期告成也。而節製資本與平均地權二大部之研究，實施方案會應征獎及專委研究也。”

6月19日:“翁(文灝)講東北與西北農產地之分量。據其以氣候與雨量而論，則西北隻可移數百萬之民為屯墾防邊之用，絕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萬之移民也。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7月20日:“徐青甫談經濟問題，此人老練，應早用也。”

7月21日:“胡汝麟來談大國財政制度，以統一征收，比例分配，即統收分解之法，與單一預算製，以及確定各級政府之收入，且以經濟單位定政治區域等，皆有所見獨到之處也。此二日來，得識徐、胡二君，至為欣慰。上午，鯁生來談東省法律問題，朱世明亦可造之才。

7月31日:“研究共黨土地製。”

8月9日:“聽楊端六幣製。”

8月26日:“與(程)天放談民族主義為三民主義之基本。下午，修正國歌第二次完畢，與梁乾喬談組織，頗有見地也。”

9月10日:“(陶)孟和注重辦事方法組織與研究專家。”

9月30日:“與吳達銓談話，此人確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對於經濟亦有心得，對農工黨員固應重視，然其自身亦應守法，否則應嚴懲，乃定獎懲農工與黨員之條律。余經濟原則，對外吸收其資本，防製其銷路，對內發展農村經濟，增加國內生產，防製租界操縱。……對商以保護私產，節製資本為目的。但對外貿易由國家經營，金融以分布於農村為方針。五年以內，國家有余之財力，盡向交通事業發展。對學以職業，尤重農業，實際教育，使所學皆為國家社會所用也。”

10月10日:“劉秉麟來講經濟學。”

10月11日:“聽劉秉麟談蘇俄設計經濟計劃。”

12月2日:“與胡適之談教育方針與制度。”

在政治建設方面，蔣介石不僅聽取了中國傳統治國之道，還廣泛吸收國外經驗，其中即有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制度建設，同時還包括與中國國情類似的土耳其等國的治國經驗:

5月10日:“羅貢華議政治自治方法。彼意欲自治見效，必須由上而下，所談多從實際上得來，可用之才也。”

6月20日:“俞大維來談，此人對於政治人事皆能留心，且有研究，惟恐其經驗不足耳。”

7月19日:“蕭一山君來談中國治道……其所見者為法度與思想之大處，可佩也。”

7月27日:“聽王雪艇(世傑)講英國政治制度，其法院、外交、審計三種制度最為特點。雪艇言其政黨之趨勢，余亦為然也。”

7月28日:“聽講美國政府制度，與英國比較，互有優點，而其大國定總統獨裁製，各邦分立，又定為直接民權製，其法院之尊嚴，尤不可及也。”

7月29日:“聽法國政治制度，其用意在防總統製，而又防人民幼稚，不能得總統人選，故議院選舉總統，又防一院專製，故事事以兩院並重。但其缺點則在內閣不能解散議會，故政治時時被議會牽製，不能久持也。”

8月4日:“余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製，於立法，則仿德國經濟會之三院製，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製並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關系則仿法國製。而司法與審計及預算製，則另加研究也。”

8月5日:“聽講俄、意制度……革命計劃以不平等條約為第一對象，以國內腐化分子為第二對象，各反動派為第三對象。故革命憲法，以經濟、教育、外交三大要素為基礎，必使國家容易統一之故，不能不因地製宜，使地方分權以圖發展其經濟與教育;必為使政權容易集中，以對抗外患，則不能不用總統製， 以為應時製宜之計;以道為縣，使縣之范圍擴充，以職業團體為經濟議院，以代眾議院職權，以國民黨中央會議為參議院，以各省區與各民族選舉當中議院，此近日對於政製之研究也。總之，無論對外之不平等條約，與對內之各反動派，此時惟一要件乃為速平內亂。以後對於發展經濟與教育，此二項組織與方針，必以民族為基礎，而以不平等條約為對象也。”

12月2日:“聽李維果講德國複興史。”

12月8日:“聽李維果講土耳其史，甚歎革命之主義，領袖人格與制度組織及時機與地點之重要，吾國國情人心與制度，皆不能存立於現代之世界，而尤處此不良之時機與地位，更使革命困難。所恃者惟有一己之精神與信心，自信必能複興此將亡之民族也。”

在外交和國際關系方面:

7月20日:“周鯁生來談國際形勢，所得頗多。”

7月22日:“鯁生來談領事裁判權，與租界問題，甚有研究也。”

7月26日:“聽鯁生講國際聯盟會之內容……與周炳琳、沈熳若、宣介溪、曹輪金諸人談話，周老練、沈幼浮、宣急，求知人才之難也如此。”

7月28日:“徐淑希、翁永霓今日來談，徐對外交較有研究與見解之人，其能力如何尚不可知，但其貌甚正也。”

此外，日記中還記下許多授課內容或對授課老師的評判，如4月12日:“晚與中大教授四人談話皆為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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