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口李緊接著收到了自己上級的指示，可惜的是，沒有表揚與鼓勵，卻讓他們等著讓外堂人員指揮他們進行下一步的行動。

全真教這個時候的組織結構分成內堂與外堂，原因很簡單，外堂多是三山五嶽江湖好漢式的人物，其實就是原先佔山為王，佔路為匪的人員他們從來都是擅長劫富濟自己好過一些，當然口頭上是用來濟貧。

他們本來就極會投機和投靠，他們信不信教的誠心可疑，但是全真教又不得不接受他們，因為他們在當前比內堂的人更有用處。

全真教的教義和手段本來與武功什麽的說法一流求幣的關系都沒有，也正因為有外堂存在的關系吧，有了許多可以發揮的余地，各種神奇武功的傳說就出來了。

全真教本來倡導道士必須出家住宮觀，比如重陽祖師立教之初，令出家者須住庵修行，居住條件力求儉樸。

《重陽立教十五論》謂:“茅庵草舍，須要遮形，……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為，大殿高堂，豈是道人之活計。”

所以在這期間，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全真七大弟子皆以頭陀式苦行著稱。

如馬鈺修道時，每日僅乞食一缽面，並誓死赤足，複不飲水，冬不向火。

王處一曾於沙石中跪而不起，其膝磨爛至骨。山多礪石荊棘，赤腳往來於其中，故世號鐵腳雲。

邱處機入磻溪**居，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簞瓢不置也，……晝夜不寐者六年。

郝大通於趙州橋下趺坐六年，持不語戒，兒童戲觸亦不動，寒暑風雨，不易其處。

好吧，總之是要求入教之人每個都要在經過各種自我摧殘之後以求正果。

這一些確實與武功無關，但是從王重陽開始，一切以擴大影響力為先，所以一些能在實用性上發揮作用的人才是更重要的，對他們的修行要求也就降低了很多。

鐵口李看著眼前坐著的外堂人員，心裡不滿，但是卻不能說出來。

他說:“任堂主，為何要引教徒作亂?這不符教義……”

任堂主是一個黑胖子，據說擅使一把樸刀，當年在蜈蚣嶺上佔山為王，後來見全真教勢大，同時又被教義“感化”，便率人投了全真教。

他到棗莊縣城要引人造了流求人的反！

任堂主哈哈大笑說:“我任某人不甚明白什麽鳥教義，但是臨行時掌教說的好，但求山東民眾能造了流求人的反即可！”

鐵口李一臉的苦笑，他明白掌教現在的意圖，但求讓蒙古大人們賞識，但求能幫助他們平叛……眼下一切以此為重。

但是，流求人在這裡的管理不是也很好嘛?！

這裡的生活還真不錯，先不提吃穿之類的民生，單單是平常的生活便讓人感覺到自在。

他和他的手下是自由身，每十天休息一天的時候，他們便去棗莊城裡看看。

眼見著一趟趟房子快速地蓋將起來，眼見著民眾越來越多，眼見著各種商貨陸續擺在了商鋪裡……大街上行走之人中，臉上帶著微笑的行人人數眾多。

現在，他們還聽說了，流求人竟然要開始每十天后，接連休息兩天了！

這樣的生活真心不錯……鐵口李都暗中開始物色修建宮觀的地方了。

但是，現在卻要帶著教徒作亂！

任堂主哪裡管鐵口李的想法，他不住口地稱讚此地，認為這裡正是造反作亂的好地方。

首先就是這裡的流求衛隊隊員比較少……官兵只要少了，那就是他們的機會。

像任堂主這樣將要引領的小規模暴亂，自然最不喜歡直接面對官兵。

說到“農民起義”，這裡簡單說一點。

事實上這個華夏民族並沒有真正的農民起義，甚至這個民族的古典文獻中雖然有“起義”一詞，但絕無無“農民起義”這一個組合詞。

所以農民起義是一個現代詞語。

從歷代農民暴動作亂的組織者身份上看，大型**的組織者們基本上沒有是純農民身份的。

農民之所以又是參與暴動的主體成員，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是被裹脅的！

他們的房屋被人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只能從了他人。

被裹脅的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裡外，不悉回頭，因後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隨。

同時為了防擄來之農民逃逸，嚴格控制農民的私財，甚至在農民的臉上刺字或者染其眉，以斷其歸路。

那些農民參與暴動的其它原因則分別是天災流行、賦稅繁苛、政治**、外患頻仍、兵變迭起、鄉官虐民等。

這裡當然沒有什麽地主兼並土地剝削農民加重的啥事情。

與此同時，這個時空的歐洲大陸上，也有農民暴動，東西兩方卻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歐洲大陸主體是一種“領主分封製”。

農民(奴)暴動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對其施加壓迫和剝削的中小領主。

這種反抗多數無法發展至類似華夏民族的赤眉黃巾、黃巢、宋江式的規模……不同領主下的農民很難同步串聯起事。

同時，地方的領主相對於郡縣，鎮壓的意願和能力也更強。

華夏民族的農民暴動的效果則不然。

在郡縣製為主體的制度下，一開始小規模的“農業暴動”，往往更樂於落草為寇，然後去侵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直接對抗國家機器……亦更樂衷於“擄掠州縣”傷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代表民眾利益與國家機器對抗。

當經過裹脅後形成了大規模的“暴動”，如黃巾、赤眉綠林、黃巢等規模後，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時，才敢與國家機器對抗。

換言之，就比例而言，郡縣製下的東方“農民暴動”多，容易規模大;“領主分封製”下的西方“農民起義”較少，規模較少。

這種區別，與“民族性”之類的命題無關，更與“東西方農民的覺悟高低”無關，而只是一種不同現實環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選擇”:

郡縣製下，地方州縣官僚大多既無意也無力鎮壓暴動者，暴動者擄掠州縣普通百姓的風險，要低於直接對抗國家機器;領主分封製下，暴動者擄掠其他領主治下百姓的風險，卻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領主更低。

區別只在於一種最優化的選擇。

所以，任堂主當然很高興的看到，棗莊縣城裡並沒有多少流求官兵。

有關流求官兵的英勇，他還是略有耳聞，而且也是小心對待的……山大王出身的人從不小看官兵。

任堂主還對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