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合理化建議
1982年的春天,五冶總公司決定在雙林路住宅區修建一棟七層樓的家屬住宅樓,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第一次,要修七層樓的住宅建築樓,有一些職能部門的領導為了穩妥起見。在設計上采取了比較保守的設計方案。設計圖紙已經發到有關處室和施工隊。基礎施工已經開始實施。
按照當時的工作序列程序,我已經把該單位工程的施工圖預算審批完成,交給處長最後定板。處長把預算看了好一陣,抬起頭來問我:“同樣是住宅樓工程,為什麽這個單位工程的平方米造價,要比其他的單位工程造價高出一大塊?”
我回答說:“按設計出來的施工圖紙計算,這個單位工程的工程實物量,就是比其他單位工程的量要大一些。雖然說造價就是比較高。但我已經核算過,所有的工程量都有足夠的計算依據。預算我已經審核過,除了少數的計算錯誤,已經得到糾正以外,大部分的工程量計算依據都完全符合計算規則,取費標準和價格都符合規定,預算的本身沒有什麽問題。”
處長思索了一陣,然後他用一種征求意見的口吻對我說道:“你能不能在施工圖紙上仔細地找點線索,挑出點毛病,提點兒合理化建議,想點兒辦法,把這棟住宅樓的平方米造價降下來?”
處長這麽一說,我心裡反倒是虛得沒有底兒了,猶豫不決地回答著處長的問話,言語中充滿了非常明顯的不自信,絲毫找不到一點兒底氣:“我從來沒有學過工民建專業,建築材料力學等很多方面的東西我弄不明白。對於建築設計,我更是從來沒有系統學習過。你說的這個事,要我來完成,恐怕困難太大,我可能難以完成。”
處長笑了,他和藹地對我說道:“我早就知道,你沒有學習過建築設計方面的東西,要你馬上達到什麽專業上的水平,你的確是有困難。雖然說你不懂土建專業,但是,你也可以采用對比分析的方法,來挑一挑設計圖上的毛病,這應該沒有問題吧?你已經來合同預算科好幾年了,看的圖紙也不算少了。在這方面,我看應該是沒有啥問題的。”
我依然猶豫地回答:“那我就先試試看吧。我可是沒把握啊。”
處長這時候站起來,他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輕言細語地說:“你也不要過於緊張,先仔細地看看圖紙,問題總會得到解決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能夠完成任務的。”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合同預算科的辦公室。面目表情早就被我的直接領導合同預算科兩位科長看出來了,他們關心地問我:到底是怎麽回事,我把剛才在處長辦公室裡,處長和我談話的內容原原本本地敘述了一番,科長們都笑了。
唐科長一邊笑一邊說:“按照處長說的意思,你應該知道怎麽辦了吧?”
我滿臉疑惑地搖搖頭。
鄭科長接著說:“你把這個工程的施工圖紙先找出來,再另外選一套另外的住宅樓的圖紙。基礎圖對基礎圖、平面圖對平面圖、斷面圖對斷面圖。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對照兩套圖紙,逐項數據一組一組地對照檢查。總會有不同的數據出現,肯定會有差額數據。有了對比分析的數據,就可以看出毛病。找出了毛病,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就有了。”
在這時候我的心裡才算是有了一點兒底。我好像明白該怎樣做了。
主意已定,立刻開始,說乾就乾。
我當即從文件櫃裡翻出兩套工程相關的土建施工圖紙,在辦公桌上對照著攤開,按照科長說的辦法,先從基礎施工圖開始,對照著兩套基礎平面圖和結構圖,仔細地搜索每一組數據。 終於有所發現:該工程與其他的住宅樓在外形上基本差不多,該住宅樓工程為七層,其他的都是六層。這個工程隻比其他的住宅樓高出一層,卻把所有的承重牆厚度都設計370mm,比起其他住宅樓的承重牆厚度增加50%。由此而產生的牆砌體、鋼筋混凝土圈梁和構造柱以及鋼筋用量上都顯著增加。結果必然導致平方米造價的增加。
問題找到了以後,為慎重起見,我又到施工現場進行實地考察。發現該工程基礎已經施工,主要關鍵工序按設計要求已經基本完成。第一層的鋼筋綁扎已經開始。我曾經征求過現場施工技術人員的意見。他們也和我有一樣的看法,對建築物設計的保守做法保留一定的意見。此時此刻這個住宅樓的合理化建議我在心中的腹稿大體上已經基本形成。
回到辦公室我整理了一下思路,設計為七層,基礎肯定地說要比六層的基礎從理論上講是要大一些,何況基礎已經施工完畢。就按該建築基礎原設計方案不變,七層比六層高出一層,那麽從第二層開始到第七層,也算是六層,基本負荷與其他的住宅樓基本符合完全相同,都可以按六層的結構進行修改,在理論上應當是沒問題的。
把這個住宅樓的把所有的承重牆(除第一層以外)厚度都修改為240mm,與其他住宅樓的承重牆體厚度調成同等厚度,在邏輯上講應該是可行的,這既可以照顧到施工現場的實際情況,避免出現材料浪費。而且在二層以上(包括二層)每戶還增加了接近3平方米的淨使用面積,還可以節約工程造價。
這個合理化建議的想法方案確定以後,我向科長提出建議,征得兩位科長的同意後,馬上著手進行計算。
按照上述的基本思路,經過實際計算,在每平方米造價上按當時的建築預算定額及其相關規定,可以降低3.95元,建築面積3664平方米,節約投資1.45萬元。最後以文字和表格的書面形式向處長做了詳細匯報。
當然,我沒有用個人名義,而是以合同預算科的名義寫出了合理化建議,在這個合理化建議上,我只是一個具體的執筆人。處長看到我交給他的合理化建議書以後,高興地說:“我就沒說錯,你肯定會完成任務的,我現在不管你是用什麽名義寫出來,關鍵是你能寫出東西就行。”話音未落,他就拿著這份合理化建議走出了辦公室。
一個小時以後,技術處情報科的李科長來到我的辦公室,拿著我寫的這份合理化建議書對我說:“你提出的合理化建議,我們都看過了,內容很好。就是與合理化建議的標準格式對應不上,你最好再按照公司的標準格式重新搞一個正式表格。”
我答應了他的要求。重新寫了一份,按正常程序,逐個地找相關部門的業務人員、科長、處長以及主管經理簽署意見。
幾天以後。按當時的評定標準和程序,機關財務科給我拿來了120元合理化建議的獎金。我把它全部交給了科長。
兩位科長笑著說:“獎金是給你的,你收了就是,就不要上繳了。”
我說:“這個合理化建議,是在你們二位科長的指導下完成的,再說我也是用合同預算科的名義寫出來的,我絕不可能一個人自己,就把它全揣進兜裡。這獎金怎麽分配,還得由你們領導來決定。”
唐科長嚴肅地說:“你要這樣說,那我們兩個科長還真不好定,我們真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你就乾脆交給處長,由處長來定吧。”
三個小時以後,科裡的會計師趙老師從市裡回來,交給我一個黑顏色人造革(當時算是比較流行的三倒拐樣式)的公文包。鄭重其事地告訴我:“這個文件包是處長獎勵你的,同時還給你30元獎金。120元獎金除了你的這份,剩下的就給處裡的其他同志每個人發一支鋼筆。”
在當時我的月工資是按三級工的工資標準(44.5元/月)。這一下子就發給我30元的獎金,在當時對我來說,這也可以算是一筆巨款了。
我們處長以後就經常對別人講,我們的設計師們太保守了,搞出來的住宅樓設計,就連我們的初中生都糊弄不過去。
1982年春節以後,五冶計劃處正在開會學習政治,機關辦公室送來一份文件,大家紛紛拿來進行傳閱,我接過文件看了看標題:是關於文化大革命中的66、67、68屆應屆(過去稱為老三屆)初中畢業生文化程度複查和確認等內容的。
記得在69年元月份,僅CD市區而言,就有十幾萬人首批上山下鄉,69年和以後的若乾年內,全國上山下鄉的人數就更多了,起碼要有一兩千萬人,絕對不是少數。我相信以後國家肯定會要有個明確的說法。
這個說法整整遲到了13年啊,國家有關部委總算是給我們這批老三屆初中生來了一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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