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找到學校後說，孩子的死因不僅僅是老師說孩子是豬腦子之類的話，而是老師為了自己的業績和績效，怕他兒子影響整體的考試水平，故意不讓孩子參加民辦名校當天下午在他們學校組織的小升初點考考試。

　這些民辦名校還是第一次來這所學校點考，家長也不知從哪裡知道的。名校之所以能破天荒的來他們學校，當然，不僅僅是因為這所學校近幾年來的教學水平有所提高，而是這所學校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

　能讓初中名校到小學裡來點考招生，這是所有小學的期盼，和許多小學一樣，這所學校為了爭取到名校的點考機會，他們還從教導處專門抽調了幾名工作人員，成天跑紫華的這幾所名校，去公關，拉關系。期間自然也少不了灰色的交易，也就是在那年，才好不容易爭取了幾場點考。

　初中名校到哪所小學去招生，就意味著哪所小學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成果得到了肯定。通過點招再能考上一些學生，哪怕幾十個十幾個，這對學校來說那都有著傍上名校的象征意義。

　只要哪所小學成了初中名校的生源地，那麽，這所學校在社會上的美譽度將大幅提升，他們就也就慢慢成了名小學，家長也就會拿著高昂的讚助費，爭相托人求情讓孩子入校。

　幼升小時，這所學校就跟初中名校到他們學校招生時一樣，會被幼兒園視為座上賓，迎來送往，高看一眼。他們也會從紫華琳琅滿目的幼兒園裡，選擇優質生源，也同樣會對幼兒園的學生進行秘密測試。

　當然，要是幼兒園能成為名小學的生源地，他們招生時同樣就可以坐地起價，設什麽預備班、親子班，把幼兒受教育的時間提前到兩歲甚至1歲多……

　那位家長把孩子的死因歸結到“怕他兒子影響小升初點考考試整體水平”顯然是不正確的，事實上，這位班主任老師事先也不知道下午突然要考試。

　初中名校的點考試卷上根本沒有寫台頭，試卷上了只寫著“某科測試”的字樣，根本不會出現名校的校名，這些事情都是違規進行的，哪裡見得了光?

　再說，人家只是擇優錄取，這和整體水平也沒有什麽關系。但是，家長執意說他孩子的死，是老師為了自己的績效而不讓孩參加點考造成的。要不，孩子下午沒去學校，老師為什麽不給家長打電話?

　就算老師渾身長滿嘴也是根本說不清。再加上孩子留下的“遺書”，更是無可爭辯的把死因都推給了他。

　孩子臨死前“我希望警察叔叔把數學老師給抓了，然後，狠狠打一頓……”這句話，就像一把鋒利的尖刀，深深刺痛了老師。老師不給這位學生換坐位的事情，後來也被無情的放大……

　就這樣，在其他同學都參加小升初點考的那個寒冷的下午，心理脆弱的他在父母都不在的家裡獨自傷心，誰了不知道小孩當時是多麽的悲傷和無助，多麽害怕和絕望……

　一個鮮活的生命就這會結束了。太惋惜了，人生之花還沒有綻放就凋謝了。

　那位老師被帶到公安局派出所調查時，泣不成聲，追悔不已，幾次尋死覓活。後來，她離開了自己非常熱愛的教師這個行業，這些年來她的心理一直被無情地拷問著，她的良心受到了整個社會和自己巨大的譴責。

　她開始抽煙、喝酒、折磨自己，自暴自棄……她因此和丈夫離婚了，惟一的女兒也跟她分道揚鑣，認為媽媽是一個內心陰險歹毒的壞女人。

　漸漸的，她就越來越消沉頹廢，邋裡邋遢，她成天把自己關在房子裡與外界隔絕。在紫華待了兩年後就離開了這座城市……那一年，她43歲。

　講完這個故事梅格玲的淚水掉了下來，她吸了吸齉齉的鼻子，然後抹了一把臉，目光一動不動。

　“那她去了哪裡?她後來一個人是怎麽過的?”越美婷問。

　“我不知道。”她說。

　“那學生家長後來的生活呢?”

　“聽說他們又生了一個女孩。好像也搬家了，搬回農村去了。做了點小生意。他們說城市的競爭太殘酷了。”梅格玲說:“我想，他們在紫華可能會觸景生情，睹物思人吧。”

　“真是一個悲劇啊……”趙美婷說。

　“我給你說了，小升初是一個洪流，許多事情你看似只是個教書匠，但實際上你不是一個純粹的工匠，而是洪流中的一分子。”梅格玲說，“那位女老師怎麽也沒想到自己所有的問題一下子就會瞬間爆發，而一切的源頭就是小升初。”

　“這小升初現在遠遠不止是一次考試，整個社會都瘋狂了！”趙美婷說。

　“如果沒有那場點考，也許那個孩子也會自殺，但至少家長和社會不會誤解她，她不會成為小升初的殉葬品。如果能給她一次說話的機會，她其實隻想說一句話，那就是:孩子的死跟小升初無關，跟我的業績無關，跟整體考試水平無磁……”

　“是啊，我也覺得那位老師挺冤的。這樣的學生哪個班上沒有?可是老師怎麽能這麽辱罵學生呢?”趙美婷說:“但是，我覺得這孩子也真是太脆弱了，為這事怎麽就自殺了呢?”

　梅格玲沒有回答她。

　“太遺憾了！每個人要是都能稍微克制一下，也許就能避免這個悲劇……”趙美婷說。

　梅格玲按自己的邏輯繼續說:“當整個社會和受害人都剝奪了表達的權利，連丈夫和女兒都不願意聽她說一個字的時候，整個世界也便把她拋棄了，謊言和真理之間完全被顛倒了，那種痛苦是一般人不可想象的。”

　“是啊，就調換座位這事，我一聽家長非議，都快委屈死了。更何況她呢……”趙美婷說。

　“偶爾用過激的語言批評學生，這是小事，動調換座位也是小事，但如果像這個故事裡的男孩一樣把它寫進‘遺書’，繼而用生命來控訴的時候，你說這還是小事嗎?”梅格玲問。

　“學校沒有替老師說句話嗎?”趙美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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