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起源於黃土高原，生存環境決定了華夏民族會逐步演化成一個農耕民族。作為農耕民族，生存的根本就在於對土地的擁有，而獲得土地的基本方式是繼承，農耕經驗同樣也要靠一代一代總結傳遞，由此使得華夏民族歷來對傳承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勞作艱苦，個人難以承受，以家庭或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小規模合作生產形式得以廣泛普及，成為古代社會生產生活的基本單元模式，影響深遠。

　　土地的單位產出相對穩定，要想獲得更多的收獲，基本的辦法就是佔有周邊的土地，所以不管是保護既有的土地產出還是覬覦隔壁老王家的一畝三分地，家庭乃至家族的團結才是立身與進取的根本。華夏民族重視親情又喜歡內鬥的傳統大抵來源於此，而所謂小農意識目光短淺、自私自利，說的也就是這回事兒。

　　農業生產在小規模的家庭(家族)合作生產模式的基礎上，還需要一定的道路水利大型公共設施，風調雨順物產豐富時則需要大型的公共場所進行產品交換，外敵入侵時農耕民族是無法一走了之的，只能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外敵，兄弟鬩於牆，外禦其悔。所以中國社會很早就進化出具有強大職能的政府，進而演變成大一統的模式以期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內耗，集中力量辦大事。萬裡長城，千裡運河，百裡阿旁宮，十裡長安城皆由此而來。

　　華夏大地雖然朝代更迭不斷，但文明一直延續不絕，在古代即使是外族入主中原，往往也只會被華夏文化所同化。這一方面無疑是因為華夏文化遠較周邊其它民族的文化先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古典華夏文化已經與華夏民族的傳統農耕生產模式無比契合，而農耕生產模式又無比契合於神州這塊土地的自然條件。

　　所以在工業文明興起前，無論周邊哪個民族，一旦進入中原，最終的命運都只會是選擇農耕生產模式，進而接受華夏文化的洗禮，並逐漸被同化成華夏民族的一份子。

　　華夏歷史上的每個時期，每個朝代，各有其獨特之處，但只要仔細推敲，便不難發現，華夏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層結構，始終與生存環境以及同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聯。

　　華夏民族在早期無疑是一支很彪悍、很有血性的民族，直到漢唐時期，因生產技術落後，單位土地產出有限，統治者始終很重視開疆擴土，強調對外征伐，統治者以擴大統治疆域來實現其佔有財富總量的增加。

　　但後期隨著精耕細作生產模式的推廣使農業單位收益得以提高，加之周邊自然環境適合農耕的土地均已被佔有，對外征伐的所得已經遠不及維持和平讓百姓安居樂業劃算，華夏政權的擴張欲望大為消退，政府的主導宗旨也逐漸轉變為守土有責。

　　眼下西方各國的大航海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但這是西方文明在某種程度上的延伸，與歐洲大陸水熱條件不佳，農業產出始終難以得到有效提高有著密切關系。

　　而在此時的大明，哪怕作為皇帝，想在疆域范圍之內進行大規模移民都會遇到很大阻力，何況是將子民投送去千萬裡之外的蠻荒之地，社會主流階層不會同意，老百姓同樣也不會答應。要做到這一點，無疑要對傳統思想觀念進行顛覆性的改造，還需要做長期大量的宣傳動員工作。

　　而且萬歷需要的，不只是一個安置流民、緩和社會矛盾的好去處，他希望能與西方文明一樣，通過汲取新大陸的財富，實現本土社會物質的繁榮、思想的進步，

從而使華夏文明進入一個良性的發展通道，再不會陷入興衰輪回的怪圈。　　說到華夏歷代政權的興廢，在客觀上當然與社會矛盾的積累有關，而在主觀上，人性隨生存環境的轉變而發生改變，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統治者的後代失去了先輩的睿智果決，受益者的後代拋棄了祖先的忠誠廉潔，勇士的後代沒有了浴血搏殺的鬥志。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腐朽式的蛻變幾乎伴隨著每個朝代的延續不可逆轉的加劇，直至最後的崩潰。

　　華夏歷代政治家從禮的角度出發，始終是以維持政權的穩定作為根本目標。於是乎，人性就成了最不可靠的變數，歷史越往後走，社會主流意識越趨向於保守，甚至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終極口號。

　　其實，在古代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非常緩慢，人們很難意識到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積極意義，往往只能看到其消極的一面。不只是華夏，全世界的古典文明，越往後發展，其社會主流意識往往都是越發趨向於保守與僵化。

　　這也反映出了各個文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各自對客觀世界有限認知的基礎上，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殊途同歸，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思想意識的解放，需要靠認知的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來推動。而反過來，思想的僵化，又會極大地阻礙認知的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原本歷史上的華夏社會，無疑就是陷入了後者的深淵。

　　所以很多時候，一個時代的社會問題，往往需要從思想方面來尋找解決方案。客觀環境與主觀意識兩者間的辯證關系，古人可能搞不清楚，但作為一名穿越者，萬歷心中還是很明白的。

　　大明既是一個朝代，也是一個國家。國家，是私有製的產物，華夏也不例外。在傳統社會，政權就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個古典國家，其國家政權維護統治的功能始終是排在第一位的。

　　隨著歷史的不斷推進，人類社會其實一直都是從極少數人佔有一切資源財富逐步向越來越多人資源共享的方向發展，從奴隸社會發展到後世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的人都能公共資源中受益。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政權的統治職能一直都在逐步減弱，而政權的服務職能越來越被強化。

　　社會生產力越低下，統治者越需要盡全力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至於服務功能就根本無從談起，而社會要提供越多的服務功能，反過來也需要越高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

　　在此時的大明，談這些還遠得很，但萬歷也能清楚地意識到，華夏政權更替至明清時期，統治者在制定政策之時，雖然不知道能靠發展生產力來緩解階級矛盾，卻已意識到，統治階級的權益需要被抑製，不能盤剝過甚，只有這樣才能維持長時間的穩定。

　　在政府提供不了更多社會服務的時代，這種意識無疑是先進的，同樣反映了統治者對局面的一種理性認識。但這樣反過來又製約了政權的調節應變能力，一旦發生動蕩，就有可能危機重重。張居正克服巨大阻力推行改革所獲得的那點積蓄，正常狀況下已經可以維持政府很長時間的運轉，而一旦情況有變，卻又是杯水車薪遠遠不夠。

　　在此時的大明百姓看來，往往公家就是天家，公家收糧征稅無非是以天下奉一人罷了，在這種意識狀態下，誰又願意去承受更多的經濟負擔呢。所以以後大明如果要建立全新的社會財富分配體系，就必須理順公私之間的關系。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都必須能從政府那裡獲得越來越多公益帶來的好處，這樣的政權才會得到全民的擁護，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當然，所有這一切的根本前提，仍然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農耕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只需要有比較良好的自然環境，通過勤勞的耕作，就能長期獲得比較穩定的物資來源，這也為華夏文明得以長久存續奠定了穩定的物質基礎。

　　華夏民族作為農耕民族，在古代其生產能力相對於其他民族來說始終是非常高的。這個時代西方航海者們不管掠奪到多少金銀財富，都只能老老實實來華夏交換各種實物商品。當然，此時華夏生產的絲綢、瓷器等各種產品，本就具備更強的質量與技術優勢。這些優勢與強大的生產能力相結合，便擁有了極高的性價比，無可替代。

　　明末自然災害比較嚴重，但整個社會陷入絕境，並不是因為災亂導致社會財富總量不夠。關鍵原因還是在於分配的極度不公，政府的調節平衡能力極其有限，既得利益階層的勢力極其強大。

　　這是個西門慶與李自成並存的年代，當李自成們被逼得揭竿而起，最終破開西門慶們的府門後，獲得的財富還沒來得及享受，更加凶狠的敵人趁虛而入了。搶來的金銀財寶只能埋進土裡，沉入江裡，想想都讓人覺得沒一點意思。

　　所以萬歷覺得，此時的大明，確實是存在了各種各樣的嚴重問題，但最佳的選擇還是讓華夏克服思想意識的障礙，順利平穩地從農業文明跨入工業文明，並在這一進程中借助物質財富的快速增長，從容解決掉此時的一系列現實問題。

　　如果在正常歷史條件下，這可能需要數以百年的時間去積累知識，而華夏的傳統思想觀念又過於根深蒂固，稍有波折，就有可能使這一趨勢中途夭折，一切都只能重入輪回。原本歷史是的明清交替，就是這樣。

　　幾百年後的華夏腳球隊，依然在一而再地上演這一悲劇，臨門一腳啊，何其難也。

　　作為一名穿越者，萬歷很清楚自己既不長於理政，也不懂得強軍，這些事兒始終還是要交給這個時代的政壇軍界精英去完成。但他帶來的後世那些知識與見知，卻恰好能與此時華夏民族的勤勞品質形成絕佳的優勢互補，能極大地加快華夏實現工業化的進程。

　　很明顯，這種優勢互補才更加適合大明的現狀，也更能發揮穿越者的優勢。

　　只要能實現初步的工業化，就能為圓滿解決大明各種內部問題打下良好的物質基礎，並對這個時代的其他所有文明形成碾壓之勢，到時候便可以以絕對強者的姿態參與到這場全球利益分配的盛宴之中去。

　　解決內部問題，消弭未來隱患，參與到這個時代的大潮之中去，這都是萬歷早已明確的基本目標。讓大明實現初步工業化，看似前景無比樂觀，但真要實施起來，問題卻依然不少。回到眼下，萬歷覺得自己最缺乏的，依然是對局面的掌控能力，這不是一個適合講什麽溫良恭儉讓的時候，唯有不擇手段努力提高自己對朝局，對軍隊，對百姓的掌控能力，才有希望實現既定的目標。自己可以耐著性子小心布置局面，自己也要拿出勇氣與智慧破除一切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