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歲的衛鞅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看似雲淡風輕，實則內心也是咚咚直跳，緊張兮兮。

　此時沒有稷下學宮，也不太可能再有稷下學宮了，泗上的崛起，使得諸夏的學術中心難移，原本齊魯、魏西河兩分天下士的局面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泗上就是如今諸夏的學術中心。

　想要成名者、想要名動天下者，看似最捷徑的道路，也就是在泗上成名，一朝成名，便可為天下所知。

　衛鞅是屍佼的閉門弟子，才智聰慧，自小就喜好刑名之學。

　李悝的變法、吳起的變革、鄧析的竹刑種種這些，他都有射獵。軍功爵本身就是三晉開的濫觴，趙子的那句田十萬算得上軍功爵的始祖，受此影響之下的衛鞅所學的一切都有著環境的印記。

　他天資聰慧，年少有志，渴望成名，建功立業，所以他沒有遊學來泗上加入墨家，因為想要在墨家內部成名太難了——墨家的理論體系已經穩固，後繼者最多也就是修修補補以轍前車，而且在墨家內部森嚴的組織紀律下想要一舉成名如吳起曾經那般實在太難。

　士人身份想要成名，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泗上，但不要加入墨家，因為一旦加入墨家那麽這輩子就只能成為組織內的一員，如同大海的水滴。

　大海廣闊，萬人讚歎，可卻沒有人會讚歎大海內的某一滴水。

　在泗上之所以能夠成名，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墨家巨子不管是墨子還是禽子亦或是如今的適，他們首先是一個學派的領袖人物，其次才是泗上這個政權的執掌者。

　術業有專攻，被人稱讚兩句當然是好的，但被不同身份的人稱讚的意義卻大不相同。

　各個學派的人如今多聚在泗上，只要能夠得他們一兩句讚賞，亦或是能夠將他們中的一人駁的一時語塞，那麽從楚之蒼梧到燕之孤竹;從齊之東海到秦之荒漠，數年之內天下必聞其名。

　他的先生屍佼不是墨家的人，只是在宇宙觀上和墨家有些可以溝通的地方，宇宙這個概念也是屍佼最先提出的: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屍佼給出了宇宙的準確定義，即為無限的時間和空間。

　若真的給他安個學派的名稱，他算得上是雜家，倒不是呂不韋的那種雜，而算是儒墨相爭的中間產物，算是道家調和儒墨吸收儒墨學說的雜家。

　他也是最早給出了“民為水、君為魚，水無則魚亡、魚亡然水仍存”的理念，並且在歷史上為後世的孟子發動的儒家的改革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只不過他這個雜家，卻又支持絕對君主製，而他的閉門弟子衛鞅恰恰也是三晉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可謂是忘年之交。

　畢竟三晉最先開啟的變革，軍功爵授田刑法之類的手段都源於三晉，很多理念上屍佼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和墨家有些不太一致。

　在適修正墨家之前，墨家的道義算是變種的利維坦，而且當時因為時代的局限性，所能想到的製約君主的手段使用類似於宗教的上帝鬼神的監督，迫使君王不去作惡。

　屍佼的想法受墨家原本的道義影響很深，但墨家除了變種利維坦的道義之外，還有更多的愛民利民之類的想法，隨著時代的變遷，民眾的力量逐漸覺醒，君主和貴族的矛盾日益加劇，這使得墨家也倒逼著儒家改變，最終道家也受雙方影響並有部分人試圖調和雙方矛盾，也最終開啟了百家爭鳴的時代。

　四年前的大辯論上，屍佼和適探討了空間和時間，探討了上下左右這些方為的“相對性”，為墨家的大地是圓的的理論做了最後的補充:因為上下左右是相對的，而在無限的空間中上下左右並無絕對的意義，所以就算大地是圓的，腳下的人的頭頂仍然是上，而非下，也就此解決了許多士人的疑惑——如果大地是圓的，那腳下的人豈不是頭朝下?

　可以說沒有屍佼關於宇宙、空間和時間的論證，墨家關於大地是圓的的學說走向整個九州是有些難度的，因為適的符合這個時代的闡述能力肯定是不如屍佼的。

　這是宇宙觀上的一致，只不過放到塵世間的政治理念，雙方的分歧其實很大。

　在邏輯上學、宇宙觀上，屍佼和墨家走的很近，譬如《墨辯》中一直強調的實際與名稱的統一、時間和空間的連續不可分割、相對與絕對等等的概念，這一點既可以說是受到影響，也可以說是屍佼有自己的理解。

　同時對於墨家的尚賢、罷不肖、貴無恆貴賤無恆賤的學說，也頗為支持，甚至於很支持“罷不肖”這種明顯是要掀貴族飯碗的理論。

　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屍佼是支持絕對君主製的，墨家因為適的修正，使得墨家並不支持絕對君主製，而是繼承和發展了“上之所是皆是、上有過而謗焉”，形成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

　屍佼則是融合了墨家和儒家的學問後，提出了“以財為仁、以力為義”的說法，拋棄了儒家原本對於仁的解釋權、也不認同墨家關於仁是愛的想法，換為更通俗的話來講，“以財為仁、以力為義”，其實就是富國強兵。

　屍佼認為，絕對君主製和名正言順的刑罰，可以使得國內的貴族受到製約、使得民眾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內耗從而使得國家強盛。

　在認為“君為魚、民為水”的前提下，無限加強君權，使得形成一種民君二元結構，讓國君成為一國主權的象征和執行者，如果可以做到，那麽這種絕君主製的國家下，國君沒有必要侵吞財物，因為整個國家都是國君的、民眾財富的總和就是國家的財富，也就是國君的財富，因為國君是一國的主權的實體。

　這在適開始大規模修正墨家的理論之前，無疑和墨家的一些想法是相似的，也正是因為天下大亂、貴族爭權、國君無力、民眾苦難的背景下所出現的一種符合時代的想法。

　屍佼對墨家沒有意見，而且向來認為墨家在泗上的手段，很合乎他的想法，確實做到了“以財為仁、以力為義”，看似泗上無君，但實際上卻是個權力集中可以做出大事、壓製反叛的政治制度。

　屍佼和弟子衛鞅討論過，討論的結果很微妙。

　其弟子衛鞅認為，泗上的政策很好，但也僅限於泗上，別處不可複製，想要成就功名，不可以不借鑒泗上的手段，但絕對不可以複刻泗上的手段，因為除了墨家之外，再無別的諸侯有一個數萬人的、同義同心同德同志的組織，照抄泗上的做法去別國，那簡直就是災難。

　如果想要在別國建功立業，就必須要支持絕對君主製，以刑罰治國，取締上下尊卑，尚賢重才，打壓貴族，最好能夠做到“民選的、絕對權力的、世襲的諸侯”這種程度。

　既可以借民之力，又可以在禮崩樂壞的大環境下獲得君位的法理性，既否定天子之權神授、諸侯之權天子授的法理;而是變為君侯之權民授，且一旦授予不可收回的法理。

　這些話讓屍佼大受啟發，而起隨後年紀輕輕的衛鞅也對諸子百家的一些學派提出了自己看法。

　他認為，農家發展壯大，靠的是“真正的平等”來吸引人。

　墨家發展壯大，靠的是“虛偽的隱藏在財產不平等下的人格的平等”來吸引人。

　而諸侯要做的，只能選擇“嚴苛法律之下的明確規定的不平等的平等”來強大國家。

　即法律不要去追求什麽公平，要的只是在法律之下人人都要遵守的平等，但又明確出不平等的地位，同時給予底層一個向上爬的階梯，只有這樣，才可以在禮崩樂壞、墨家使得天下人追求自己權利的大背景下發展壯大。

　此時活動於天下的百家，哪怕是最風輕雲淡的道家，也有一派是入世的，只要心懷天下，總歸是有著天下心的。

　而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名動天下、執掌一國、大爭之世奮勇向前的建功立業的誘惑，那實在是難以抵擋的美味。

　衛鞅素有大志， 素想成就功名，一心最為佩服的就是當年對著母親發誓“混不好我就不回來了”最終名揚天下的吳起。

　這種大志，也注定了他不想要加入墨家，因為加入墨家的那些人，多是想著“有志為天下芬”的集體主義，打壓的是那種“名動天下”的功名追求，而且也確實在人才濟濟的泗上混不出那種“一人驚天下、一人強一國”的功業。

　在泗上的人，融入的是組織和體系，離開了泗上，很多人不過是中人之姿，並沒有經天緯地之才，只不過泗上的組織和體系太過優秀以至於中人之姿的人可以憑借這個體系和那些天下所謂的頂尖人物一較高低。

　這一點衛鞅不喜歡。

　況且，泗上已經很強盛了，泗上也有自己的體系組織了，自己年紀輕輕，正該建功立業，為什麽要選擇泗上這個注定了將淹沒於開創的墨子、穩定的禽子、完善的適這三代、之後哪怕立於巔峰也注定被人遺忘的人呢?

　他想建功立業，他想壯懷激烈，他的先生為他提供了這個舞台和機會，就是今日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