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這條對貴族而言正確的路，實際上也已經把齊國帶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秦國不可能采取齊國這樣的以大貴族為基礎的變法，也不可能采取這種本應該在唐代才會大規模出現的莊園主經濟。

本質是因為秦國距離泗上太遠，而唯一有能力吸收大量糧食和原材料的工商業最發達地區在泗上，距離齊國太近，秦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沒法搞出來齊國這樣的變法。

齊國的主要收入還是農業收入，工商立國的策略早在齊桓公去世後諸公子之爭後便已經不複存在。

更關鍵的是齊國的貨幣崩了。

齊國嘗試著鑄過刀幣，以銅本身的價值作為貨幣，可是沒多久就出現了很極端的情況。

農業技術的飛速發展、泗上工商業產生了更多的貨物、距離泗上這個技術傳播地最近的齊國的錢幣出問題了。

銅伴隨著鑄炮等軍事活動價格節節升高，齊國的銅本來就少，今日銅可能是這個價、明日便可能是那個價，如此一來，手裡即便有銅幣的人也不願意把銅幣花掉，而是寧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銅幣很難流通，今天花出去買了一斤糧食，明天說不定能買兩斤，那我為什麽不直接拿東西去換，而把銅幣留著將來再買東西呢?

貴族們不肯私自鑄錢，覺得不如用銅和墨家直接交易;國君更不可能傻到把日日攀高的銅都變成錢。

沒錢的日子不是不能過，那得是用石頭、青銅農具、畝產三十斤的年代。

現在，沒錢是不行的。

齊國沒有錢幣，泗上卻有特殊的紙幣。

雖然防偽技術很一般，但泗上作為造紙最早出現的地方，靠著簡單的特殊油墨、從朝鮮運來的樺樹皮內層的薄皮內襯、原始的凹凸版印技術等二十年的技術積累，還不是齊國能夠仿製的。

久而久之，齊國和泗上先在“經濟”上完成了統一，齊國實質上已經在以泗上為中心的統一市場的范圍之內。

那些貴族生產糧食棉花礦石的目的，就是為了賣到城邑中、賣到泗上換取泗上的貨物。

原本最原始的那種分封製下的經濟其實已經被摧毀了。

原始分封製下的經濟活動，不怎麽需要錢。

村社封地之內，農夫給封建主勞作，最多也就是一些城邑附近的農夫繳納一下實物稅，沒有大規模的交易。

可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

齊國的這種畸形的莊園主經濟和宋國泗上周邊的情況還不同。

泗上周邊，那是最開始那裡的宋國貴族也看明白了，這年月什麽都是假的，錢才是真的，泗上一天不倒，他們也沒有必要擁有軍事力量。

況於他們距離泗上更近，更清楚墨家關於農奴束縛奴婢奴隸的政策。

加之泗上就在旁邊，強製的人身禁錮措施只會導致大規模的逃亡。

所以宋國靠近泗上地方的貴族采取的做法是:侵佔土地、兼並土地、改良技術、購買新器械，將用不掉的人口趕走，愛去哪去哪。

自己用最少的人工依靠技術的進步經營自己的土地，多余的人趕去泗上是做雇工也好、入共耕社也罷，和他們再無關系。

以最少的人工、最少的成本、最少的工資、獲取最多的利潤。

齊國這邊則是保留了農夫少量的籍田，新作物出現後，三五畝籍田總不至於餓死，剩下的則繼續保持藉田的勞役地租，使得農夫被困在土地上，為貴族拚命勞作。

泗水周邊逃亡到泗上，可能只需要一日就能跑到;而在齊國想要逃亡泗上，那就不那麽容易了。

更為嚴苛的禁止逃亡的律法、連坐法的實施，

都使得逃亡的成本太高，好死不如賴活著，只要不至於餓死，總還可以堅持下去。於是牛羊、毛、糧食、酒類等可以生產出來許多，通過海運的途經源源不斷地運抵泗上。

齊國出口的主要貨物排在前三的，是糧食、烈酒、棉花。

齊國進口的主要貨物排在前三的，是鐵器、棉布、陶瓷璆琳。

管子學派的官山海政策的基礎，是國內封閉以及齊國在春秋末期工商業最發達的物質基礎。

手工業發達遠勝於別處，商業政策怎麽玩都可以玩出花;手工業不發達而且緊鄰著高度發達地區，商業政策玩不好就可能國家崩潰。

現在這麽搞，官山海變為了官關稅，田氏壟斷著對外進口貿易，收取稅金作為軍費;貴族們出口糧食繳納出口稅作為對田氏的支持。

臨淄之前曾有諷者講過笑話，說是大王的軍隊，拿著泗上的火槍、穿著泗上的棉布、花著泗上印刷的紙幣，哪天大王和泗上開戰，就要帶著一群光著身子的士卒了。

齊國也就還剩下鹽業還能夠支撐，剩下的手工業基本上完了，而且這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之中。

不是說齊國現在不能戰鬥。

就現在中原這個局面，把趙國刨除，魏、韓、齊三國最能打的其實是一直悶聲不敢卷入戰爭的齊國。

但這種經濟狀況只能維持，一旦有一次戰敗，就可能是萬劫不複，內部外部的矛盾就可能全部爆發出來。

不是齊國想這樣走，而是齊國的統治基礎是貴族，又距離泗上太近，不得不這麽走。

貴族需要錢，因為泗上的那些手工業品要用錢買，可他們家裡沒有金礦，變不出錢。

怎麽辦?只能選擇從封地入手，而且只能選擇兼並土地經營對外出口糧食棉花等，要是靠著以前那種勞役地租井田制度，貴族就得吃屎，就得過上遠不如泗上一個小作坊主的生活。

田氏需要貴族的支持，庶農工商再怎麽籠絡，也比不過墨家的道義更符合他們的需求和利益，既然這樣還籠絡個屁，不如把精力用在自己的利益同盟上。

田氏需要軍隊，需要集權，那麽就需要錢，需要軍費，需要軍官階層，需要貴族支持。

田氏不想讓國內的貴族走他們當年走過的路，那就得將一些大城邑籠絡在自己手裡，那些邊緣地區不如完全交由貴族控制。

貴族不是沒有從奴私兵，可這點從奴私兵已經完全不能和中樞對抗了;但反過來中樞的常備軍軍官和中樞官員又都是貴族出身，田氏也不可能對貴族采取極為激烈的手段。

這是當年齊墨戰爭時候上一任齊侯就定下的大略，一直不變，於是發展成了這般模樣。

雖然畸形，但卻足以吊打燕國。

可齊國卻不敢亂動，因為對外開戰墨家不會允許齊國擴張，這就使得齊國陷入一個詭異的悖論之中:齊國理論上可以打得過魏、韓、燕、衛;但齊國對這四國任何一方下手墨家都會背刺;魏韓燕衛打不過齊國，而齊國打不過泗上，於是齊國在不能打得過泗上之前也永遠打不贏魏韓燕衛，所以實際上齊國誰也打不贏。

泗上的商人、作坊主、手工業者對於齊國的態度也很微妙。

泗上的糧價很低，可以供養大量的城市人口，當年萬民製法否決了對進口糧食增加關稅之後，實際上墨家已經背棄了小農的利益，工商業者很高興。

可齊國每年賣出去的貨物讓工商業者又很不高興，大量的農夫被禁錮在齊國貴族的封地上，泗上整天缺人，缺的使得鐵軌、蒸汽提水機等等但凡能夠省人工的技術只要出現就會被用上。結果齊國大量的人口還在給貴族們無償勞作，甚至還不準遷徙逃亡。

大量的農夫被禁錮在貴族的封地上，農夫一個錢都沒有，啥也買不起，本來能賣出去十匹棉布結果只能賣出去三匹，這使得工商業者們大為不滿，而且齊國又近，泗上的工商業者們整日叫囂對齊開戰。

泗上的工商業者是看著墨家被適修正後的那一套道義長大的，耳濡目染之下他們很清楚一旦土改會擴大多少市場，農夫得有自己的余糧才能買東西。

所以這就導致泗上經常性地指責齊國不義，要求齊國變革;齊國深恐墨家下一步就要北上，因為不能改革。

懷揣著利天下之心的理想主義者們，認定齊國的政策是害天下。

懷揣著求利之心的工商業者們，認定齊國的政策是他們的貨物不能賣更多、雇不到更多的雇工的根源。

對於糧價過低不滿認為的農夫們，認定齊國的政策是糧價過低的根源。

能夠把泗上近乎所有的階層都得罪了，齊國也算是諸侯之中的第一份兒，哪怕是楚國都因為和泗上的經濟聯系沒有那麽深的緣故還不至於說人人喊打。

相反田氏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改革下去很可能完蛋，還不如繼續深化反動變革加強貴族力量一致對外，擴大軍備，壓榨庶農工商。

結果墨家先攻楚，這就使得齊國更加的緊張。

泗上之前的局面，是只要在泗上三百裡之內作戰，諸侯國沒有一個能單獨戰勝墨家的。

哪怕是諸侯聯軍，只要墨家堅守選擇內線作戰，諸侯聯軍也無可奈何。

而且諸侯之間又不是鐵板一塊，墨家搞縱橫之術擴大諸侯的矛盾，使得諸侯也難以齊心。就像是秦國一樣，秦國國君又不是禮法主義戰士，放著西河不去奪，卻派兵數萬耗費無數來打泗上就為了天下大義?

可現在墨家對楚開戰了，一直盡可能不招惹墨家的齊國率先坐不住了。

如果墨家佔據江漢地、吳越地，再給墨家十年時間，諸侯就算是鐵板一塊，只怕也無能為力了。

而齊國距離泗上這麽近，又向來被墨家指責不義， 之前一直盡量避免戰爭的田氏明白，這一仗自己再不出頭，自己就完了。

魏國已經廢了，野戰軍團被東西對進的放血戰術給放光了;趙國有河套之憂、中山之敵，不可能挑起來反墨的大旗;指望秦國不如指望燕國都還能現實點;韓國沒資格挑這個大旗。

原來田氏想著裝孫子，盡可能避免和墨家的衝突，先整合內部、避免戰爭，以及不願意承擔一旦開戰之後經濟上的巨大問題，想借刀殺人。

可不曾想偌大的楚國半年覆滅，精華的江漢地已經到了墨家手裡，墨家伸出了獠牙要咬死舊貴族，舊貴族也不可能引頸就戮，不得不拚死一搏。

時勢所至，當仁不讓，反墨的大旗能也只能是齊國扛起來，趁著墨家還沒有完全安定江漢、吳越的時機，搏一搏。

反正再不搏，十年後也是死。墨家徹底放棄了非攻的道義，號稱繼承了大禹的法統，要定九州於一才能終結亂世，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九州之一的青州自然在九州之內，十年後若是整合了吳越江漢的力量，更打不過了。

但扛大旗是扛大旗，卻不是自己去送死，齊國必須要和各國協商一起出兵，否則的話齊國覺得自己怕是無力扭轉，而各國協商出兵就需要時間，這便是導致了墨家對楚開戰半年了，各國還沒有出兵干涉的原因。

至少，泗上墨家是這麽認為的，也是這麽猜測齊國的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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