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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其他人並不曉得這種疾病，隻能在一旁袖手旁觀。

　　“都讓一下，我懂救治。”

　　加裡安擠開圍觀的看熱鬧群眾，將倒地不起的病人扶了起來，平躺在舒適的座位上，用手帕擦乾嘴角的白沫防止流入氣管引起嗆咳窒息，然後用左手的兩指解開脖頸上紐扣，松開了他的衣領，並將他的頭轉向一側，輕輕拍打著他的臉，讓口腔內的嘔吐物順利排出。

　　蒸汽時代的到來意味著人類進入了第一次的工業革命文明，伴隨著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科學取代了宗教的權威地位。

　　火車的出現意味著固有的階級正在逐步的打破，然而卻未能短時間內扭轉封建愚昧的落後現象。

　　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巴黎這座都會，而在巴黎人民的眼中，法國其他的城市都是一群鄉下人。這也是教育不平等導致的後果。比如包圍在加裡安四周圍的鄉下農民，因為政府頒布的法令導致貴族圈地運動的興起。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被迫背井離鄉，向城市的大工廠轉進，轉而成為工人階級的一份子。

　　所以指望這些農民能救人是不可能的了，幸好這裡是列車的車廂而不是其他的癲癇患者沒被當做魔鬼附身而掛在十字架上已經是萬幸。

　　此時列車員也趕了過來，不過面對這種突發情況他也手足無措。

　　加裡安學過一些緊急救助的方法，充當起臨時醫生的角色。突然想起頭等座或者二等座裡可能會有醫生身份的乘客，連忙對身邊的列車員喊道，“醫生，快，幫我去頭等座或者二等座的車廂問問，有沒有當醫生的人！”

　　年輕的列車員連忙向二等座的方向跑去，加裡安則繼續的安撫著患者，試圖緩解對方的痙攣狀態。隨手拿起桌上的一塊破布，塞進對方的嘴裡，防止咬傷舌頭。

　　很快專業的一生拿著聽診器從頭等座的位置上趕了過來，接替了加裡安的救助時，他才松了一口氣。交給專業的醫生負責，胡子灰白的醫生從他手頭上接過癲癇病人，看了一眼專業的急救措施，打量了幾眼衣著落伍的鄉下人，驚訝的說道，“年輕人，你是醫生?”

　　加裡安搖了搖頭，說道，“不是的，我學過一些急救的手段而已。”

　　聽到他的回答，醫生就沒有再跟這位鄉下的農民打招呼，而是開始安撫癲癇病人盡量讓他冷靜下來。還不耐煩的揮手說道，“你先走開，我是專業的醫生，由我來就行了。”

　　此時病人的呼吸已經平穩了下來，而加裡安見到他沒有什麽大礙了，重新坐回座位上。圍觀看熱鬧的鄉下人也逐漸的散去，回到各自的座位上，還在小聲的討論之前的發生的那一幕。

　　他甚至看到有些人拿著一本聖經在喃喃自語，並且目光恐懼的望向病人。在神權崩塌的十九世紀，在法國南部的鄉下依舊還存在數量龐大篤信宗教的信徒們。

　　天主教在法國依舊擁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即便拿破侖三世不是真正天主教信徒，依舊要向大主教表示友好的姿態。

　　方才的小插曲已經過去，車廂又重新恢復了平靜。有些人抱著雙臂斜靠著座位，沉沉的睡去。其他的人則百無聊賴的望著窗外的飛馳而過的景色，從安德爾-盧瓦爾省到巴黎，時速在30公裡每小時的蒸汽火車需要坐十個小時左右，加裡安隻好百無聊賴的從皮箱裡拿出一本盜版的《巴黎聖母院》翻閱。

　　幸好自己穿越之前在巴黎生活過一段時間，

小說儼然成為了法國中產階級們消遣娛樂的一種方式，十九世紀中葉，伴隨著盜版書籍的大量出現，書本的價格開始持續的走低，甚至只需要一個法郎便能買得起一本不錯的正版小說，而盜版的價格更加便宜。　　周圍陷入了沉寂，隻有加裡安翻閱著小說的摩挲聲音，伴隨著鐵軌的嗡鳴，讓列車的車廂顯得更加幽靜。

　　不知道過了多久，幽暗的天空變得光芒肆意，陽光已經灑滿了田野，金黃色的鬱金香和野生的薔薇在春風中緩緩地搖曳，偶然在茂盛的蒿草之中若隱若現的展露出五彩斑斕的身姿。

　　一陣突如其來的低沉吟誦打斷了加裡安讀書的思緒。

　　“從高盧風格、歐洲風格、本地風格蛻變成希臘和羅馬風格，從真實和現代的風格成為假冒的古代風格。正是這種沒落，卻被稱為文藝複興。話說回來，這種沒落倒也不失其壯麗，因為古老哥特風格的精靈，這輪沉落在美因茲巨大印刷機背後的夕陽，卻有時以其余暉，仍然照射著那拉丁式拱廊和考林辛式柱廊，互相混雜的整堆建築物。”

　　“這是黃昏的太陽，我們卻把它當做黎明的曙光。”

　　加裡安抬起了頭，對方念叨的文字正是《巴黎聖母院》的段落，他驚訝的發現之前救助的癲癇病患者已經恢復了精神，雖然臉色還有少許的蒼白。

　　他瞥了一眼封皮，說道，“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我很少在三等座的位置上見過有人安靜的讀書，絕大多數要麽在打牌，要麽毫無優雅可言的呼呼大睡，尤其是……”

　　他打量了土裡土氣的年輕人幾眼，把說到嘴邊的話咽了下去。

　　不過就算不說出來，也知道對方想說什麽。 加裡安穿越之前就在巴黎第五區生活了多年，能用純正的巴黎口音回復道，“我叫加裡安・亨利・尼古拉，嗯，看到你沒事我很高興。”

　　坐在對面的中年男人楞了一下，重新眯起眼睛審視著面前的人。他從未見過一個盧瓦爾省的鄉巴佬能說出沒有鄉下口音的純正巴黎腔調，即便在首都生活了多年的自己多多少少也會夾雜著一絲的地方口音，口音的問題也是他心中拚命隱藏的自卑。

　　十九世紀的西歐國家，上流社會對口音強調這種東西幾乎到了病態的偏執，甚至以口音來區分暴發戶和真正貴族之間的區別。

　　蕭伯納的《賣花女》正是19世紀到20世紀初社會面目的真實寫照。

　　隨即中年男子笑了一下，覺得面前的年輕人非常有趣，伸出了手認真地自我介紹說道，“我叫米歇爾・維列，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長。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說道出版社時，中年男人明顯朝加裡安得意的笑了笑。

　　加裡安似乎在哪裡聽過這個出版社的名字，隻是一時之間想不起來。既然對方已經表示了友好，也不能讓對方尷尬的把手伸在半空中，他也同樣大方的伸出了手。

　　“你好。”

　　自我介紹完畢之後，米歇爾・維列開口說道，“不過我有個不情之請，還請加裡安先生聽完不要在意。”

　　“嗯?”

　　加裡安合上了書，安靜的聽他說下去。

　　米歇爾摸著鼻子，有點尷尬的說道，“下次見到有人癲癇發作的時候，請不要將擦桌子和玻璃的抹布再塞進病人的嘴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