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日寇突襲了重慶?”

上午十點，高天翔得知消息後，心中無比震驚。

“不，不可能，怎麽一點風聲都沒有呢?”

高天翔緊皺眉頭，暗自嘀咕道。

不過，日寇反覆轟炸重慶，在國際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同樣激發了重慶人民支持抗戰的愛國熱情，飽受日機轟炸災難的重慶人民，化災難為仇恨，化悲痛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獻金不讓人獨多，成為支援前方抗戰的堅強後盾。

這一點，完全出乎高天翔的意料，他也是後來才知道的。

不過，作為前世之人，高天翔對於歷史事件還是略知一二的。

其中，蔣介石在慶祝國府還都大會致詞中對重慶人民的貢獻曾有中肯的評價:“重慶市民在敵機大轟炸下遭受不測損失，仍忠於抗戰，輸財輸物之多，尤為全國各地之冠，這種偉大貢獻在將來抗戰史上，必將大書特書”。

與此同時，許多遷渝復工和新建的工廠，屢次遭受日機轟炸，但廣大工人隨炸隨修，雖在硝煙彌漫之中仍然堅持生產。

據統計，在日機頻繁轟炸的1941年，重慶5個兵工廠生產各種炮256門、炮彈609417發、槍支33510枝、槍彈106698880顆、手榴彈45530枚、甲雷38200個、炸藥包20000個、曳光彈20120顆，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戰，用實際行動回擊了日機的野蠻轟炸。

與此同時，樹立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頑強奮鬥的形象，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1942年6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在空襲警報網及防空洞方面，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市乃聯合國家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征。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若乾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縛之象征。轟炸並未達到其預想之效果，重慶之民氣仍極高漲，斜枕於揚子江上之重慶城，到處斷垣殘壁，然附近山丘與河流，均經開發，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進行”。

另外，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曾高度評價重慶人民“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襲時，人民堅定鎮靜，不被征服”的精神。在反轟炸鬥爭中，重慶和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重慶由戰前一個僻處內陸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躍而成為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三大城市並駕齊驅的國際名城。

想到這，高天翔一臉凝重，道:“雖然贏得國際上的同情，但是中國人的苦難遠未結束啊！”

言畢，高天翔轉身走出指揮室，獨自徘徊在昆明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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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日本佔領區的後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廣泛開展遊擊戰爭，開辟抗日根據地，嚴重威脅著日本對佔領區的統治，並同正面戰場相配合形成對日軍的夾擊態勢。

隨著中日戰爭必將長期化，日寇軍力國力的製約、外交上的孤立和戰爭的長期化，日本當局深感“以抗戰情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擴大戰區或增添兵力，無疑要大量消耗國力”。

因此，在佔領武漢、廣州後，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姿態，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於是，日寇被迫放棄了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確立了以政略進攻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侵華新方針。

日本侵華新方針確立後，其軍事戰略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強調為減少消耗而限制戰爭的規模和強度，要以堅強的軍力為背景進行政略和謀略工作，將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對付後方的抗日遊擊戰爭。在日本看來，“對被壓縮中之中國政府若放任不顧，則仍為重大之禍根，必貽後患，故仍須適宜促使其崩潰”。

因此，在將軍事打擊的重點轉向敵後戰場的同時，企圖通過非軍事的政略工作並輔之以軍事打擊，動搖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的意志，迫使其放棄抗戰立場，實行對日妥協。而對重慶的大轟炸，就是適應這一軍事戰略的具體迫降行動。

重慶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位於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襟帶雙江，控馭南北，素有“天險”之稱。

1931年局部抗日戰爭發動後，國民政府曾經營西北地區作為未來對外戰爭的後方基地。

隨著西南各省的統一問題漸趨解決，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轉向西南。由於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聯系密切，具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地形險要，三面環山，具有絕佳的天然屏障，在戰爭中易守難攻。且有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托，一旦東部沿海地區遭敵封鎖，仍能對外交通聯絡。

同時，重慶成為了戰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成為名副其實的戰時首都。1939年5月，重慶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

1940年9月，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重慶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大量的工礦企業也相繼遷渝。

隨著遷渝工廠的相繼復工，重慶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機械、鋼鐵、煤炭、紡織、化工、電力等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加上新興工廠的建立，重慶成了戰時中國工業部門最齊全、工業種類最多、工業規模最大的惟一的綜合性工業基地。

此外，重慶的金融、商業、交通、文化教育和對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迅速成為戰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對外交往中心。戰略地位的提高，使重慶開始成為日軍轟炸的主要目標。

1938年2月18日，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市郊。10月4日，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市區。

12月初，日本天皇發布《大陸命第241號命令》，命令對中國內地實行戰略轟炸。並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計劃《陸海軍中央航空協定》，強調要“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捕捉、消滅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堅決實施戰略、政略航空戰，挫敗敵繼續作戰的意志”。

十分明顯，日軍轟炸重慶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動搖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摧毀中國抗戰的後方基地，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後，日軍開始了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

因此，重慶大轟炸既是日本帝國主義調整對華侵略方針的必然產物，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戰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

走在路上，高天翔心裡想著日寇轟炸重慶的政治目的，與後期對中國局勢的影響。

“呵呵！日寇這是在自掘墳墓...”高天翔冷笑一聲，道。

不是有一句話說:“上帝要讓人滅亡，就要使人先瘋狂嗎?”

所以，日寇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頭了。

不過，為今之計，需加強自身建設，組建飛虎隊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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