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河北人民有條件種稻，卻不種稻的的現實，朱皇帝一開始也是頗為驚訝。據他所知，水稻的產量可比小麥之類的東西高多了。

　　與徐光啟聊過，翻看了一些舊檔案之後，他才明白，這個事原因還真有點複雜。

　　在畿輔之地開發水利，乃至種稻的呼聲，從很早之前就有了，不少有識之士都希望減少京師對東南漕糧依賴。畢竟從江南運一石糧食到北方，路上就要消耗不少，能在北直隸種田，對國家無疑有大大的好處。

　　不過窮得很的大明朝廷，當然不肯花錢把田開出來賣給士紳做一錘子買賣，一開始準備搞的都是軍屯或者官田模式。北方士紳們當然清楚軍屯官田從長期看，必定都是搞不好的，這些新開的田地最終必然被權貴佔據。到了那時朝廷發現屯田收入也沒有了，漕糧又減少了，最後必然要加他們的稅，所以都強烈反對這個事，每一次都把朝廷準備在北直隸開發水利的事給攪黃。

　　不止如此，由於京師龐大的脫產人口存在，對燃料的需求極大，京師多年的消耗早就把北直隸許多山頭都砍禿了，這會北直森林覆蓋率還不如開發力度極高的近現代，柴薪在當下並不便宜，一片荒地不怎麽打理就能有不錯的收益，所以北直不少荒地都被宦官和勳戚們圈佔。要動他們的地，他們當然強烈反對。

　　徐光啟就對這個事尤為忌憚，隻說了在北直搞屯田為西北人所忌，當時甚至不肯多談。

　　除開來自官僚權貴的阻力之外，北方在北宋以來的長期戰亂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人口大量南遷，進入明代後又有了修建長城等大型國防工程的影響，使得北方人民背負上了沉重的勞役，再加上黃河洪水泛濫，多種因素綜合影響下，造成宋代以來經濟重心南移之後，北方地區既失去了勞動人口的數量優勢，在人口質量方面也嚴重下降，到了當下這會已經是表現得極為明顯。

　　當下的很多士大夫都認為，北方人文化水平落後，思想觀念陳舊，精神萎靡，性情懶惰。

　　“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懶耳。”

　　“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

　　那會他隨便翻了翻一些資料，就發現，大明士大夫幾乎是眾口一詞，憤恨不已地在指責北方人懶惰苟且，拙笨愚昧，頑冥不化。在翻閱資料的時候，他還發現這類聲音在另一時空的清代都沒有完全消失。

　　倒是能深入基層了解情況的徐光啟看到了更深層次的問題，他直接就對皇帝講明了原因:“北方人治田，只是有田者安於故習，租佃力作之人，何嘗不勞苦啊！北人勞苦不下南人，淡泊過之而已。”

　　原來不是佃農懶，而是地主安於故習。地主不改變，佃戶當然也沒資本去改變。

　　據朱皇帝最近一段時間從基層方面了解的情況看，南方的士紳裡，想盡一切辦法大修水利的比例很高，朝廷不修他們自己出資也要修。而北方士紳，大部分都對興修水利漠不關心，朝廷不修他們大多也不管，大部分人完全是得過且過。

　　如果是臨近黃河洪澇災害頻繁區域還好說，畢竟那些地區水旱無常，投資風險太大，可以理解。可就是沒有洪澇災害的地方，那些士紳地主也對修水利沒有興趣，

對田地出產漠不關心。　　對於這種現狀，朱皇帝認為原因也很簡單。

　　由於長期戰亂，精華人口南遷，還被遼金蒙元持續統治北地數百年，不免讓北方地區人民的各項素質都大幅度下降。

　　落後民族漢化的同時，漢族的異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朱皇帝看來，中國的發展確實是存在自身經濟結構上的問題，近代沒能跟上西方是大概率事件，落後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蠻族，但這不代表蠻族入侵對國家有好處，為落後民族洗地的那幫人不是蠢就是壞。

　　 對於北方的這種現狀，朱皇帝當然十分憂心。大明北方士紳地主相對南方更加反動落後的現實，無疑是加重了小冰河期旱災造成的損失。

　　在近段時間朱皇帝一直希望找出清代糧食總產量增長的原因，以解決當下的糧食問題，為此他翻閱了大量的專業論文，最終不止對清代糧食產量增長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認識，也對如何解決北方問題有了初步的思路。

　　相比大明，另一時空清代，由於采取了聯蒙治漢的國策，北方面臨的軍事壓力不大，並沒有什麽經常性的國防工程修建，北方也沒有那麽多的藩王要養，初期又有了雍正的一系列的改革，人民各種負擔都比大明小得多，生產積極性要比大明高不少。

　　除此之外，另一時空清代無論南北，精耕細作的程度都是進一步加深，整體上複種指數大大提高，所養活的人口是靠主糧產量提升解決的。

　　就拿北方來說，我大清養活增長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所依靠的是冬小麥播種面積的大幅擴大，複種指數提高，兩年三熟輪作制度完全確立。

　　很多人都有的傳統觀點是，除開引進美洲作物，明清時期中國主糧播種結構變化不大。然而實際上，明清時期中國北方傳統主糧播種結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山東稅糧征收分為夏、秋兩季，夏稅征麥，秋糧征粟。一直到了嘉靖朝，山東280余萬石稅糧中，夏稅麥85萬余石，秋糧收粟卻還是有近200萬石。當下冬小麥的種植比之嘉靖朝是有所擴大，但粟也就是小米的種植依舊在北方佔有非常大的比例。

　　根據另一時空農業專家的估計，清代冬小麥成為了山東等北方地區主要糧食作物，並同時帶動著夏播大豆複種的普及，極大地提高了複種指數，大幅度地提升了糧食產量。

　　北方冬小麥種植比例的擴大，在大明是個緩慢的進程。不過在進入小冰河期之後，便有了快速的提升，因為適度的低溫，與冬小麥產量提升有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另一時空滿清，經歷了雍正的多項改革後，在相對大明更寬松的制度下，人口快速增長，在人口的壓力下，北方也不得不提高複種指數，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獲得更多的產出，冬小麥隨之徹底成為北方主流作物。

　　以當下大明的組織執行能力，要改變北方人的耕作習慣，暫時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挽救衰落無比，甚至即將崩潰的大明北方地區，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顯然還是政權本身。

　　解決了政權的問題之後，通過經濟和技術等各種手段，加大對冬小麥種植的扶持，以加速耕作制度變革，無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北方的糧食問題。

　　這種把精耕細作極限化了的耕作模式，也只是在提升產量，它不能代表先進。這種純粹的勞動密集型集約化農業發展道路，必然會伴隨著勞動力投入的邊際產出遞減，農業勞動力生產效率降低，會讓單位農業人口可養活的非農人口下降，最終降低城鎮化率和農業產品的商品化率，滿清制度上比大明對百姓是更好一點， 但暴增的人口和內卷化的農業卻是讓其事實上離近代化更遠。

　　朱皇帝認為，中國古代發展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人口壓力下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斷追求產量。

　　唐代之後，由於大的技術革新不多，這種產量的提升就沒有伴隨著生產效率的提升，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在邊際收益遞減的鐵律下，只會呈現下降的趨勢，正如提出農業內卷化這個概念的學者所說的，這只是種沒有發展的增長。

　　中國農業遇到的這種也被稱為“過密化”的現實下，不止是讓農業發展緩慢。同樣拖累了工業發展，過多的勞動力供給拉低了勞動力價格，而原始的水力機械在人力面前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優勢，人力過於便宜工坊主就不會使用水力機械，這樣的現實下手工業並沒有發展水力機械的動力，部分產業甚至會逆向淘汰水力機械，會導致工業在起步階段就沒有足夠的技術積累，使得工業發展艱難無比。

　　越是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高的地方，內卷化現象導致的問題就越嚴重。作為一個城鎮化率可能不足8%的農業國，大明的農業長期只有“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也是大明發展停滯，儒家成為一潭死水的根本原因。

　　走上我大清的老路，把精耕細作的農業極限化，是有使得大明的農業變得更加落後的趨勢。不過在朱皇帝看來，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面前，發展是不值得一提的。當下挽救更多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事，保存的人口越多，挺過這一波的小冰河期後，大明就有資本去佔領更多的地盤，華夏文明的未來才會越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