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已經是晚上的10點多鍾了，在刑警隊會議室裡，偵查員們還在對案件進行熱烈的討論。

　　史可飛正在放“當頭炮”:“經過對銀行這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沒有發現什麽明顯的情況。至今也沒有發現誰和姚紅有什麽矛盾，別說是突出矛盾了。所以，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因果關系很重要。目前來看，這個張前進和死者的衝突比較激烈，就連銀行的不少人都懷疑他。作案動機明顯，和死者談了一年多後，突然提出分手，死者可能不肯，而張前進還急著往省裡調，8號晚上是不是去作最後通諜，如果是他，姚紅是會開門的，進門後，他又企圖說服姚紅，而姚紅卻不依不饒，堅決不分。或講條件過多，或出罵語，張年少氣盛，極易衝動，姚紅的態度令他惱怒萬分，他便惡從膽邊生，鋌而走險，憤起殺心。可以說:姚紅的死，他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張前進應該是重中之重。很有必要對其進行重點突破。”史可飛從因果關系的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

　　王仁貴用力抽了一口煙，彈了一下煙灰，接著說:“我們對張前進進行了詢問，發案當晚，同學結婚請他去幫忙，晚上8點多回單位後再也沒有出來，無人證，也無法排除，自己當然也不承認。我們之前對死者家裡的社會關系進行了調查，沒有發現和誰有明顯的矛盾。雖然在姚紅的宿舍發現有張前進的指紋，可他和姚紅談戀愛去過幾次，無意間留下指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何況，指紋還是陳舊性的。”

　　張勝利手握水杯，呷了一口水，也說道:“我覺得還是要讓現場的痕跡說話，銀行的門衛晚上非常嚴。北一樓洗手間的的鞋印，和死者門前的鞋印已經作了同一認定，在洗手間牆內外的地面上，也確實有這種球鞋進出的反映，那就說明死者是從外邊進來的。根據這種情況看，不能排除是外邊的人作案。死者年紀輕輕，在社會上也不認識太多人，她在老家會不會和誰有什麽仇，或是她家老人和誰有什麽仇來報復她哪?還有縣城的一些地痞流氓，也應刻引起我們的注意，會不會認為周日人少，正好那天晚上對面又放電影，案犯趁機從洗手間潛入，伺機作案。無意看到五樓有一個女孩在，而遂起歹意呢?所以，也不能隻專注內部偵查而忽視了外圍，包括對社會面的查控。”張勝利陳述了“外邊人作案”的思路。

　　“如若說社會上的人作案，對於那個盜車賊許二也要引起注意，不能就事論事，他晚上作案，正好也在銀行作案，時間空間相符，出入口也是洗手間，不能輕易排除。”李虎成想到了那個在銀行偷盜自行車的嫌犯。

　　史可飛是負責詢問許二的，他說:“許二是很可疑，可從他的劣跡看，主要就是盜竊自行車，還沒有發現撬門入室盜竊的案例。就姚紅的案件看，他和姚紅並不認識，談不上有什麽矛盾，不會專門報復殺人;若說是流氓，可他並不知道姚紅的屋裡住的人是男是女;那主要就是盜竊，如果他是去姚紅的屋裡盜竊那也不對，姚紅當時應該就在屋裡，電燈肯定還亮著，他看屋裡有人，就不可能再去作案。再者一個生人，姚紅怎麽會給他開門?”

　　“我覺得姚成彬也很可疑，他和死者是雙重關系，和死者同住一村，在姚紅還沒有上學的時候，兩家關系就不錯，畢業分到銀行又是一個單位，接觸較多、走得很近，他為姚紅說工作、跑房子，回家往返同乘一輛自行車，兩人獨處的機會很多。

據他自己講，到姚紅的五樓宿舍就去過四次，現場情況自然再熟悉不過。就連姚紅的戀愛對象，也是姚成彬牽的線。谷小慧給他說姚紅找不到後，他積極地往老家打電話，找保衛科，又一起到姚紅的宿舍，直到把姚紅送到醫院搶救，最後送進太平間，這是不是一種過分的舉止?或是說借機再看看現場和屍體，還有沒有什麽不放心的地方。他給姚紅辦這麽多的事，姚紅及家人肯定是感激涕零。二人的關系，無論是在單位還是在村裡的異性中，我覺得是無人能超越的。所以，我認為，他是最可疑的人了。”伍喜哲從與死者關系最親近的異性中，試圖捕捉著‘獵物’的蹤影。　　嶽玉峰抹了一把胡須，開始發言:“還有那個楊主任，絕不可大意，他在單位威信很高，穩重老成，和姚紅有共同的愛好，經常相互借書。就在發案當晚的8點左右，死者還到辦公室找他借過書，後來兩個人就上樓去了楊的宿舍，倆人在屋裡說了什麽?作了什麽?有多長時間?有什麽約定?死者已逝，除了他自陳其詞外，兩人在屋呆多長時間現在只是憑楊明陽自陳，並沒有人見姚紅什麽時間走出楊的宿舍。兩個人的言行無人知道，也無從知道。會不會是在楊的宿舍就已經約好，讓楊9點半到五樓找她呢?那姚紅開門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從目前我們了解的情況看，除了凶手，他是死者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了。所以，他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嶽玉峰也從死者的愛好興趣、特別是死者最後見到的人等方面，努力尋覓著凶手。

　　“目前，我們雖然確定了四個嫌疑人，但薛冬生也不可小覷，他是死者的經理，死者是公司業務部的內勤，每天都在一起，這就決定兩人接觸的更多，薛冬生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給了她不少的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是二人會不會在工作或生活中超出紅線，因情生仇，繼生命案呢?二是姚紅會不會在日常的工作中，掌握了她領導的什麽秘密呢?也末可知。”程新生是刑警一組的偵查員，他34歲，身高1、74米，平頭，是縣裡選調來公安局的年青人。他習慣在本上不停地寫，練就一手好字，還會軟筆書法。他從死者的工作角度提醒人們的注意。

　　這時，歐陽劍右手拿著一支鉛筆，開始發言:“我先說洗手間內外的鞋印，經過複查，在洗水間外邊的地面上，仍然沒有發現延伸的鞋印。會不會是凶手進進出出製造的一個礙眼法呢?現在還不好說。可暫時不把它作為鑒別內部人、還是社會上的人作案的依據，內部的人也可能從外面進來。

　　從這起謀殺案看，凶犯目的性很強，就是要除掉姚紅，他來的時候就帶著繩子。若是社會上或其它沒有預謀的案犯，他身上只會有撬壓工具和防身一類的工具，用於盜竊、搶劫、自衛等，不會帶著繩子去作案呀！所以，這不符合不認識的人、無因果關系的人、偶然遇到的陌生人作案。再說，時間已經是晚上的9點半了，別說是姚紅，就是一個男子，在這個時間有人敲門，他不問清是誰會冒然的給陌生人開門嗎?而他要撬門或砸門就要發出聲響，門上就會留下明顯的痕跡，姚紅也會大聲喊叫。所以，還應該是熟人作案。

　　從現在看，死者外部的社會關系並不複雜，最有可能的就是張前進。剛才史組長也說了。現在正在審問張前進，若能有突破，那就最好了。但這起案件，我看不會這麽簡單，一些細節是張前進這樣的年輕人不會想到的，若是他作案，他完全可以把姚紅約到一個偏僻之地，實施犯罪，不會把‘殺人’這麽大的事放在受害人的單位宿舍進行。”

　　“可是，在銀行內部，死者和誰也沒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即便是小矛盾也沒有，因果關系很不明顯。”嶽玉峰插話說。

　　“所以，一旦張前進被否，就決定了這起案件的深度和難度，以及我們的工作量。就象羅局長說的一樣，案犯是個不好對付的主。”

　　“那你的意見哪?”史可飛忍不住問。

　　“綜合分析:我認為案犯一是有備而來，自帶繩子;二是心理素質好，不慌忙，作事大膽幹練，作罷案還從容地把現場拖了一遍;三是時間選擇的較好，姚紅正值失戀期，好混淆案件的性質，極力想把姚紅的死掩飾成自殺，時間又是周日的晚上，單位人少，加上對門飯店又演電影，值班的人不少都去看電影了。所以，9點多就開始作案，同時也說明案犯急於除掉姚紅;四是對內部情況和環境都很熟悉;最後一點我覺得很重要，時間已是晚上的9點多了，姚紅還給他開門，這說明姚紅對這個人很了解，應該是平常關系不錯的人，或是很熟悉的人，很放心的人，一叫就能開門，要不然叫的時間長了或聲音太大，單位的其它人就會聽到或看到。他對姚紅會給他開門很有把握，別小看這個細節，不管是誰想作案，叫不開死者的門都是枉然。

　　所以，我認為，內部人作案的可能性遠大於外部的人，單位是死者認識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產生矛盾最多的地方，凶手和姚紅的關系肯定不一般，就是姚紅身旁的人。”

　　晉副大隊長最後說;“好。這四個重點人是大家從內到外全面調查後，篩選出來的，嫌疑的質量很高，凶手很可能就在其中。沒有充分的證據，想讓凶犯在短時間內招供是不現實的，我們要有信心和毅力才行，要加大對這四個重點人的工作力度，仔細研究分析，多種偵查措施並用，能排除也是成績。堅決改變長時間既認定不了，又否定不了的被動局面。當然也不絕對，社會面上的基本工作還是要作的。

　　根據這一段我們的工作情況，結合大家的分析意見，下一步要開展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對許二、張前進、姚成彬、楊明陽的詢問調查要加大工作力度，詢查結合，力爭盡快對嫌疑人進行認否;二是幾組在詢問重點人的同時，在對內部職工走訪時，要有所重點，先想再問，一步到位，排查放心，對和死者關系好的男性尤其要引起注意，包括銀行的領導。王組長原來已對死者家屬詢問過，抽出時間，對死者的家裡及其社會關系再作進一步的調查;三是為了放心期間，李所長負責對社會面的調查和走訪，根據縣城的治安形勢，把重點放在受過打擊處理的人身上，特別是銀行周圍。技術上歐陽科長可再作安排。好，散會！”

　　李所長接到任務後，立即帶領所裡的民警開展社會面的調查。就整個縣城而言，銀行這一片不屬於治安亂點， 加上在銀行的旁邊就是城關派出所，所以，治安問題並不突出。經摸排，發現了兩個可疑人:一個人叫胡學懷，二十八、九歲的樣子，他是‘大事不犯，小事不斷’式的人物，因猥瀆婦女、偷竊、賭博多次被治安拘留。在發案的晚上，自述家中來了親戚，找兩個人作陪在自己家喝灑。經調查，無作案時間，可以否定。

　　另一個叫吳小圈，因強奸被判刑，30多歲仍是孤身一人，膽大妄為，不計後果，獨往獨來。刑滿釋放後街道辦事處安排他到一個預製廠上班，他嫌髒怕累，有業不就，自己到處亂轉悠，就在銀行附近居住。在案發的當天晚上，電影剛開始放映時，有人能證明他在觀看，但後來就看不見他了。案件發生後，他父母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田所長便安排人對其進行追尋。

　　張勝利組送來一雙建築隊嫌疑人的球鞋，經鑒定，雖然和西樓洗手間遺留的鞋印花紋一樣，但不能作同一認定，可以排除。

　　按照歐陽劍的安排，這幾天，伍喜哲和余洋只要一有時間，就到縣城的商場轉，找鞋子，找繩子。繩子倒是賣的不少，可因顧客多，都不能具體描繪顧客的面目。可找鞋子就沒有那麽輕松了，他倆幾乎找遍了縣城的大小商店，也沒有找到。今天他們想擴大范圍，就先到了城關供銷社，終於找到了與北一樓洗手間牆內外出現的相同花紋的球鞋。當伍喜哲問及購買人的長相時，都說因買主多、時間長，記不清了。

　　外圍的調查和技術層面的工作也無新的進展，難道凶手不在這四名重點人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