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誰同搏》第182章 申請留校
總算是到了這一天。
從五年前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歷經整整五年後，張智通過了他的博士論文答辯，終於取得了他夢寐以求的博士學位。
他立刻開始他的下一步計劃——以人才引進的方式，申請留校。
發達開放的海東市，是國內各類人才的重要聚集地，符合海東市人才引進條件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尤其是國外留學回來的各個行業的海歸人才，絕大多數的就業目標城市都是海東市。
在這樣的人才環境中，沒有任何國外學習經歷、年齡也已經超過海東市人才引進政策規定的四十五周歲上限的張智，如何才能讓自己從眾多的求職者中脫穎而出?
留在海東市進入高校任教，一直是張智計劃的博士畢業後想要的最理想的結果。
海東市高校眾多，國內知名學府也不在少數。但他認真分析權衡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後認為，最有希望達到自己目的的，就是申請留在母校。
盡管他已經向導師田東晟教授表明了自己留校的願望，田教授也已承諾積極向學院予以舉薦，但張智對自己申請留校所具備的條件，並不敢抱有絕對的把握。
由於自己的年齡，以及自己屬於委托培養性質的博士學歷，加之還有其他一個又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因素，所以，此次申請，他只能成功。因為他清楚自己已經幾乎沒有了如果失敗再來一次的資本和機會。
因此，他不能讓自己因為準備不足，而產生任何的疏漏，導致功虧一簣。
他一遍又一遍地設想著申請留校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然後考慮從不同的渠道，盡可能地把準備工作做得更周全一些。
遞交申請前，他放下眼前的一切事情，抽出時間專程從海東去了趟南京去見甄福喜，希望從甄福喜當初辦理人才引進的經歷中取得一些經驗。
“現在面對大批的回國人員，國內的用人單位早已經過了看到海外博士就眼睛發直的階段。特別是一些名牌大學，眼界也是水漲船高。比如我們學校，幾年前來校的海外博士，一般都能作為引進人才享受相關的待遇，但是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每年都有一批海歸博士來了以後，享受不到這個待遇了。”甄福喜說。
“我也搜集了一些資料。‘985’的湘江大學二〇〇七年的時候，一共收到了四五十份來自海外的求職簡歷，但最後也就接收了二十人。而且，學校還要考察他在國內的學習情況和在國外的研究情況，如果覺得他的水平跟國內的博士差不多，也不會給什麽特殊的待遇。”張智說。
“對呀。所以，對於留校，你不用太擔心跟那些海歸們比。況且這段時間炒的很熱鬧的那個唐駿的假博士文憑，也讓許多海歸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有這樣的現實背景存在，這個時候，你在國內取得的博士學位，並不一定就是劣勢。”甄福喜鼓勵張智。
“說起這個唐駿，我只是多多少少聽說過被稱作‘打工皇帝’，但到底是怎麽回事我還真的不太清楚。”張智說。
“事情的起因是，唐駿究竟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還是加州理工大學的計算機博士，現在都成了一樁懸案。這個人的情況，你現在還真的需要多了解一點才對，說不定會在你面試的時候，用這件事來支撐你的觀點。”
甄福喜接著說:“有報道稱，唐駿畢業的這個西太平洋大學在上世紀**十年代雖有辦學執照，卻從來沒有授權學位的權利認證，而且曾涉嫌明碼標價賣學位。”
“這種事情應該也不是什麽新聞了。
”張智說。甄福喜說:“可是，這個唐駿，從一流大學到一流公司，從教育背景到工作履歷，他都披著一身耀眼的光環。他出任過微軟中國區總裁，還出任過其他一些著名公司的總裁，現在也是貨真價實的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社會上都傳說他的年薪達到十億，簡直就是一個職場英雄、時代偶像。”
“他如果真要是這個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那他當初顯然並不是想在美國取得真經，不過就是想輕松拿到一紙洋博士的文憑。”張智說。
甄福喜說:“你應該知道，花錢買文憑的‘克萊登’大學，已經成為現在社會上那些虛構教育背景和偽造學歷的人的代名詞。當年錢鍾書先生在小說《圍城》裡曾有過經典的描述。”
“嗯，這個我知道。”張智認真地等著甄福喜下邊的話。
“這段時間，有人就開始追問，說唐駿到底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還是加州理工大學的計算機博士?有人乾脆就說，他畢業的學校是不是又一所克萊登大學?”
“真有人較真。”張智笑笑說。
“要我說，唐駿攻讀博士的西太平洋大學究竟是怎樣的一所大學，有沒有買賣文憑，這事，讓網友和媒體去不斷跟蹤和求證，很快就會得出結果。但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是，肯定也會有很多人這樣去想這件事——不管他的學歷是否存在造假，這對一個已經做的特別成功的創業者來說，究竟有多大關系呢?誰會真正在乎那些成功的創業者到底有沒有博士文憑、是不是名校畢業?”甄福喜說得興味盎然。
“是啊，比爾·蓋茨退學創業的故事，讓多少懷揣夢想的創業青年為之鼓舞。”張智說。
“所以，把話再說回來，這說明，一個人的教育經歷，並不影響他的的個人成就和能力評價。任何人的成功都與他的學歷並無必然關系。唐駿也好，在什麽西太平洋大學就學的其他人也罷，他們的成就與貢獻都不是學歷的功勞，而完全依靠的是他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智慧取得的。相信真正有頭腦的人，誰都不會因為一個人並非出自名門而對他抱以輕蔑。同樣道理，一個庸庸碌碌之人，你即便頭頂牛津、哈佛的金字招牌，最終又會如何。”甄福喜說。
“這應該就是中國常說的那句話，英雄莫問出處。”張智說著，從心裡感激甄福喜為他打開了思路。
張智繼續說道:“你知道我妹妹和妹夫他們吧。他們回來的時候，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有關部門就表示，以前留學回國人員是賣方市場，回來後對工作機會還可以挑挑揀揀，但現在已經成為買方市場了，好機會已經競爭得很厲害了。”
“好在我辦理的早。”甄福喜作為過來人，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我那年來的時候就發現，只要是美國的博士後，一般在國內高校都會受到歡迎，但沒過多長時間，身價就明顯縮水了。如果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話，是進不了重點大學的。現在的門檻高多了，如果剛剛拿到博士學位，或者是剛完成博士後研究，即使出自世界名校，也很難立即被聘為國內名校的教授。”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目前國內高校裡四十歲以上年齡段的已經趨於飽和，但是年輕人才明顯不足，許多學校開始把目光對準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了。”這是張智擔心的重要一點。
“是的。比如我們學校，現在對四十歲以上的海歸，需要提交更有說服力的履歷。還有一些高校，對此類人才提出的要求更高，像什麽要在國外取得了教職，最好是終身教職;要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和研究經歷;要以主要作者身份在《科學》《自然》等一流期刊發表過論文，而且這些成果必須是在自己的實驗室裡取得的。”甄福喜說。
“我妹夫回來那一年就說，別看現在很多學校給的條件不錯，但對成果的要求比過去高太多了。許多留學生都已經感受到了國內競爭的激烈，都清楚，拿不出像樣的成果，很難熬出個名堂。”張智說。
“以後想在國外隨便熬幾年混個資歷，光頂個海外博士回來，再拿幾篇二三流的論文，想回國進到一線名校已經基本不大可能了，即便是進去了，甚至可能連個副教授都不輕易給你。”甄福喜說。
“我的弱項在哪裡吧，”張智說出自己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比如在曙光院，對我們承擔的課題項目進行評價，如果用基礎研究的評價標準，肯定是不適用的，因為我們的課題研究目標是要實現工程化。”
甄福喜點頭表示讚同。
張智接著說:“把一個在實驗室裡通過小試、中試一步步搞成熟的成果最後完成工業化應用，這個成果是絕對不能單純地用論文、用專利、用科研經費來評價的。但是在高校，所有的成果，幾乎都是要以論文的多少和質量的高低來衡量的，而在出論文這方面，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特別大的興趣，所以，我是一點優勢也沒有。”
“這個問題要看站在哪個角度去看待了。”甄福喜提醒張智，“你可以重點強調，對於一個研究課題而言，要看這個課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否起到了它應該起到的作用。作用起到了，從事應用研究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而這個價值不管是對於基礎研究還是對於應用研究，都是最終要追求的目標。這樣的話，誰再用論文來衡量一切，顯然就太學究了，也太缺少說服力了。”
“你看，海東市的人才引進政策不是也明確說明，‘要強調為了更好地實施人才強市戰略，發揮人才在促進本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甄福喜指著張智打印出來的有關海東市人才引進的相關政策說，“你完全可以在這上面做文章。”
“說句實話，可能是我在曙光院待時間長了，每次接到的科研課題都是真刀真槍地乾，直接面對的是要解決某個領域的技術難題，所以，對炮製一些毫無學術發現的論文，實在是有點不屑。”
張智說的是實話。參加工作這麽多年來，他很少耐下心去整理發表論文。
“這樣的話，你進到高校裡是要吃虧的。大學裡，晉級也好，收入也罷，都與論文緊密相關。現在，大學裡就是以論文論英雄，論文就是大學老師的人生，不管你願不願意接受。”甄福喜說。
“我就是覺得天天埋在論文稿裡，即便發表了再多論文，到頭來，總好像什麽也沒乾出來似的。”
“老弟，你要是真有這樣的想法，你聽老兄一句勸，那你不適合從曙光院出來，再返回到學校裡來。”
對甄福喜的這句話，張智雖然聽著心裡不大舒服，但他承認，甄福喜說的都是實話，也的確是在為他考慮。
“張智，我知道你心目中理想大學的樣子，你可能是既想身處大學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之中，又可以像在曙光院專心搞科研那樣，不必以論文論短長。”
張智啞然。
看著張智的表情，甄福喜意識到自己的話有點太直白了。
於是，他想緩衝一下氣氛，便將話題扯到了別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和蘇聯從東西方向同時攻入德國，開始在佔領區掠奪各自認為最值錢的資源。那時，蘇聯視重工業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便集中精力搶運德國的各種機器和設備。而遠離本土的美**隊，卻對德國的大學城感興趣，把大量高學歷的人才當做戰俘，跨洋過海運送回美國。有人就認為，正是由於對國家未來發展最重要資源的不同認識，導致了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後來截然不同的命運。”
甄福喜明白張智申請留校雖決心已定，但又患得患失、欲進還退的心理。
他想幫助張智打消顧慮。
“現在，國內的海歸多了，但真正的精英是少之又少。雖然大批出去的都回來了，但你從總數看，截至去年，中國已經派出了一百六十多萬的留學生，居世界之最，而目前回來的只有不到五十萬。從二〇〇〇年開始，每年大約又有四十萬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是通過技術、投資移民以及留學的方式出去的。”
甄福喜列舉這組數據，是為張智進一步分析如何將劣勢變作優勢。
張智的思路便也隨著更加清晰起來。
“老兄這麽一說倒是提醒了我。我們學校商學院的學生做過一個調查，國內最著名的兩所高校的高科技專業畢業生，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都去了美國，其中有一年的數字是，這兩個學校均以五百多名的博士輸送量，成為美國大學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兩所院校。但這部分人，目前回國的比例很低。”
“所以，張智，在申請留校這件事的運作上，你還是有你特定的優勢的。”
甄福喜的話，讓張智長出一口氣。
從五年前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歷經整整五年後，張智通過了他的博士論文答辯，終於取得了他夢寐以求的博士學位。
他立刻開始他的下一步計劃——以人才引進的方式，申請留校。
發達開放的海東市，是國內各類人才的重要聚集地，符合海東市人才引進條件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尤其是國外留學回來的各個行業的海歸人才，絕大多數的就業目標城市都是海東市。
在這樣的人才環境中，沒有任何國外學習經歷、年齡也已經超過海東市人才引進政策規定的四十五周歲上限的張智，如何才能讓自己從眾多的求職者中脫穎而出?
留在海東市進入高校任教，一直是張智計劃的博士畢業後想要的最理想的結果。
海東市高校眾多，國內知名學府也不在少數。但他認真分析權衡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後認為，最有希望達到自己目的的，就是申請留在母校。
盡管他已經向導師田東晟教授表明了自己留校的願望，田教授也已承諾積極向學院予以舉薦，但張智對自己申請留校所具備的條件，並不敢抱有絕對的把握。
由於自己的年齡，以及自己屬於委托培養性質的博士學歷，加之還有其他一個又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因素，所以，此次申請，他只能成功。因為他清楚自己已經幾乎沒有了如果失敗再來一次的資本和機會。
因此，他不能讓自己因為準備不足，而產生任何的疏漏，導致功虧一簣。
他一遍又一遍地設想著申請留校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然後考慮從不同的渠道，盡可能地把準備工作做得更周全一些。
遞交申請前，他放下眼前的一切事情，抽出時間專程從海東去了趟南京去見甄福喜，希望從甄福喜當初辦理人才引進的經歷中取得一些經驗。
“現在面對大批的回國人員，國內的用人單位早已經過了看到海外博士就眼睛發直的階段。特別是一些名牌大學，眼界也是水漲船高。比如我們學校，幾年前來校的海外博士，一般都能作為引進人才享受相關的待遇，但是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每年都有一批海歸博士來了以後，享受不到這個待遇了。”甄福喜說。
“我也搜集了一些資料。‘985’的湘江大學二〇〇七年的時候，一共收到了四五十份來自海外的求職簡歷，但最後也就接收了二十人。而且，學校還要考察他在國內的學習情況和在國外的研究情況，如果覺得他的水平跟國內的博士差不多，也不會給什麽特殊的待遇。”張智說。
“對呀。所以，對於留校，你不用太擔心跟那些海歸們比。況且這段時間炒的很熱鬧的那個唐駿的假博士文憑，也讓許多海歸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有這樣的現實背景存在，這個時候，你在國內取得的博士學位，並不一定就是劣勢。”甄福喜鼓勵張智。
“說起這個唐駿，我只是多多少少聽說過被稱作‘打工皇帝’，但到底是怎麽回事我還真的不太清楚。”張智說。
“事情的起因是，唐駿究竟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還是加州理工大學的計算機博士，現在都成了一樁懸案。這個人的情況，你現在還真的需要多了解一點才對，說不定會在你面試的時候，用這件事來支撐你的觀點。”
甄福喜接著說:“有報道稱，唐駿畢業的這個西太平洋大學在上世紀**十年代雖有辦學執照，卻從來沒有授權學位的權利認證，而且曾涉嫌明碼標價賣學位。”
“這種事情應該也不是什麽新聞了。
”張智說。甄福喜說:“可是，這個唐駿，從一流大學到一流公司，從教育背景到工作履歷，他都披著一身耀眼的光環。他出任過微軟中國區總裁，還出任過其他一些著名公司的總裁，現在也是貨真價實的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社會上都傳說他的年薪達到十億，簡直就是一個職場英雄、時代偶像。”
“他如果真要是這個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那他當初顯然並不是想在美國取得真經，不過就是想輕松拿到一紙洋博士的文憑。”張智說。
甄福喜說:“你應該知道，花錢買文憑的‘克萊登’大學，已經成為現在社會上那些虛構教育背景和偽造學歷的人的代名詞。當年錢鍾書先生在小說《圍城》裡曾有過經典的描述。”
“嗯，這個我知道。”張智認真地等著甄福喜下邊的話。
“這段時間，有人就開始追問，說唐駿到底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還是加州理工大學的計算機博士?有人乾脆就說，他畢業的學校是不是又一所克萊登大學?”
“真有人較真。”張智笑笑說。
“要我說，唐駿攻讀博士的西太平洋大學究竟是怎樣的一所大學，有沒有買賣文憑，這事，讓網友和媒體去不斷跟蹤和求證，很快就會得出結果。但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是，肯定也會有很多人這樣去想這件事——不管他的學歷是否存在造假，這對一個已經做的特別成功的創業者來說，究竟有多大關系呢?誰會真正在乎那些成功的創業者到底有沒有博士文憑、是不是名校畢業?”甄福喜說得興味盎然。
“是啊，比爾·蓋茨退學創業的故事，讓多少懷揣夢想的創業青年為之鼓舞。”張智說。
“所以，把話再說回來，這說明，一個人的教育經歷，並不影響他的的個人成就和能力評價。任何人的成功都與他的學歷並無必然關系。唐駿也好，在什麽西太平洋大學就學的其他人也罷，他們的成就與貢獻都不是學歷的功勞，而完全依靠的是他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智慧取得的。相信真正有頭腦的人，誰都不會因為一個人並非出自名門而對他抱以輕蔑。同樣道理，一個庸庸碌碌之人，你即便頭頂牛津、哈佛的金字招牌，最終又會如何。”甄福喜說。
“這應該就是中國常說的那句話，英雄莫問出處。”張智說著，從心裡感激甄福喜為他打開了思路。
張智繼續說道:“你知道我妹妹和妹夫他們吧。他們回來的時候，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有關部門就表示，以前留學回國人員是賣方市場，回來後對工作機會還可以挑挑揀揀，但現在已經成為買方市場了，好機會已經競爭得很厲害了。”
“好在我辦理的早。”甄福喜作為過來人，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我那年來的時候就發現，只要是美國的博士後，一般在國內高校都會受到歡迎，但沒過多長時間，身價就明顯縮水了。如果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話，是進不了重點大學的。現在的門檻高多了，如果剛剛拿到博士學位，或者是剛完成博士後研究，即使出自世界名校，也很難立即被聘為國內名校的教授。”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目前國內高校裡四十歲以上年齡段的已經趨於飽和，但是年輕人才明顯不足，許多學校開始把目光對準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了。”這是張智擔心的重要一點。
“是的。比如我們學校，現在對四十歲以上的海歸，需要提交更有說服力的履歷。還有一些高校，對此類人才提出的要求更高，像什麽要在國外取得了教職，最好是終身教職;要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和研究經歷;要以主要作者身份在《科學》《自然》等一流期刊發表過論文，而且這些成果必須是在自己的實驗室裡取得的。”甄福喜說。
“我妹夫回來那一年就說，別看現在很多學校給的條件不錯，但對成果的要求比過去高太多了。許多留學生都已經感受到了國內競爭的激烈，都清楚，拿不出像樣的成果，很難熬出個名堂。”張智說。
“以後想在國外隨便熬幾年混個資歷，光頂個海外博士回來，再拿幾篇二三流的論文，想回國進到一線名校已經基本不大可能了，即便是進去了，甚至可能連個副教授都不輕易給你。”甄福喜說。
“我的弱項在哪裡吧，”張智說出自己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比如在曙光院，對我們承擔的課題項目進行評價，如果用基礎研究的評價標準，肯定是不適用的，因為我們的課題研究目標是要實現工程化。”
甄福喜點頭表示讚同。
張智接著說:“把一個在實驗室裡通過小試、中試一步步搞成熟的成果最後完成工業化應用，這個成果是絕對不能單純地用論文、用專利、用科研經費來評價的。但是在高校，所有的成果，幾乎都是要以論文的多少和質量的高低來衡量的，而在出論文這方面，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特別大的興趣，所以，我是一點優勢也沒有。”
“這個問題要看站在哪個角度去看待了。”甄福喜提醒張智，“你可以重點強調，對於一個研究課題而言，要看這個課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否起到了它應該起到的作用。作用起到了，從事應用研究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而這個價值不管是對於基礎研究還是對於應用研究，都是最終要追求的目標。這樣的話，誰再用論文來衡量一切，顯然就太學究了，也太缺少說服力了。”
“你看，海東市的人才引進政策不是也明確說明，‘要強調為了更好地實施人才強市戰略，發揮人才在促進本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甄福喜指著張智打印出來的有關海東市人才引進的相關政策說，“你完全可以在這上面做文章。”
“說句實話，可能是我在曙光院待時間長了，每次接到的科研課題都是真刀真槍地乾，直接面對的是要解決某個領域的技術難題，所以，對炮製一些毫無學術發現的論文，實在是有點不屑。”
張智說的是實話。參加工作這麽多年來，他很少耐下心去整理發表論文。
“這樣的話，你進到高校裡是要吃虧的。大學裡，晉級也好，收入也罷，都與論文緊密相關。現在，大學裡就是以論文論英雄，論文就是大學老師的人生，不管你願不願意接受。”甄福喜說。
“我就是覺得天天埋在論文稿裡，即便發表了再多論文，到頭來，總好像什麽也沒乾出來似的。”
“老弟，你要是真有這樣的想法，你聽老兄一句勸，那你不適合從曙光院出來，再返回到學校裡來。”
對甄福喜的這句話，張智雖然聽著心裡不大舒服，但他承認，甄福喜說的都是實話，也的確是在為他考慮。
“張智，我知道你心目中理想大學的樣子，你可能是既想身處大學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之中，又可以像在曙光院專心搞科研那樣，不必以論文論短長。”
張智啞然。
看著張智的表情，甄福喜意識到自己的話有點太直白了。
於是，他想緩衝一下氣氛，便將話題扯到了別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和蘇聯從東西方向同時攻入德國，開始在佔領區掠奪各自認為最值錢的資源。那時，蘇聯視重工業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便集中精力搶運德國的各種機器和設備。而遠離本土的美**隊，卻對德國的大學城感興趣，把大量高學歷的人才當做戰俘，跨洋過海運送回美國。有人就認為，正是由於對國家未來發展最重要資源的不同認識，導致了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後來截然不同的命運。”
甄福喜明白張智申請留校雖決心已定，但又患得患失、欲進還退的心理。
他想幫助張智打消顧慮。
“現在，國內的海歸多了，但真正的精英是少之又少。雖然大批出去的都回來了，但你從總數看，截至去年，中國已經派出了一百六十多萬的留學生，居世界之最，而目前回來的只有不到五十萬。從二〇〇〇年開始，每年大約又有四十萬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是通過技術、投資移民以及留學的方式出去的。”
甄福喜列舉這組數據，是為張智進一步分析如何將劣勢變作優勢。
張智的思路便也隨著更加清晰起來。
“老兄這麽一說倒是提醒了我。我們學校商學院的學生做過一個調查，國內最著名的兩所高校的高科技專業畢業生，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都去了美國，其中有一年的數字是，這兩個學校均以五百多名的博士輸送量，成為美國大學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兩所院校。但這部分人，目前回國的比例很低。”
“所以，張智，在申請留校這件事的運作上，你還是有你特定的優勢的。”
甄福喜的話，讓張智長出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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