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問題上的不同戰後利益，只是中法同盟之間分歧的一個縮影。
　大順這邊不太可能理解的宗教問題，法國人有很多文章可做。
　大順依靠走私、貿易之類引發北美的諸多矛盾，渾水摸魚。
　而法國，實際上只需要在戰爭結束的條約中，要求英國在北美保障天主教徒的利益，即可直接激發北美清教徒對英國的無限反感。
　因為，清教徒連聖公會有教會、穿長袍這種事非常不爽《聖經》裡，哪一段描寫了傳教士長袍?哪一段寫了有教會這種東西?聖經裡沒有的東西，你居然在用，你這不純啊。
　這一點，東西方基本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清教徒認為，天主教過於世俗化，不純;瓦哈卜派，認為奧斯曼過於世俗化，不純;複古派儒生，以及興起的考據派，也認為宋明理學，不純，假儒。
　只不過因為宗教隔閡，大順這邊可以理解宋明理學在明末開始的複古反思，卻不能類比地去理解清教徒、聖公會、和天主教之間的正統之爭。
　簡單來說，清教徒來已經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聖公會，都覺得難以容忍，覺得不夠純粹，過於世俗化。又怎麽可能容忍英國對天主教的讓步?
　故而在宗教這張牌上，法國人可以打一些“投入少、見效大”的手段，而這和大順的策略自然是有分歧的。
　這種分歧是無法彌合的。
　現在來講，擺在中法之間的合作障礙，是要不要去海峽決戰，登陸蘇格蘭。
　即便說，這個分歧暫時被擱置，同意大順的放棄海峽決戰而采取貿易絞殺內部崩潰的戰略，分歧依舊巨大。
　就算說不去海峽決戰。
　那麽，下一步，是將精力放在哪?
　北美?
　加勒比?
　巴巴多斯?
　還是先幫著西班牙打下波爾圖?
　法國的兵力總數不少。
　但就如約翰·莫當特死前所驚恐的那般，要是法國去打卡塔赫納遠征，那丟人的程度要比英國更笑柄。
　是以總兵力不少的法國，實際上能夠參與跨大洋遠征的軍隊，也就幾千人。故而，如果要實施大順的貿易絞殺戰略，中法之間還是要繼續合作。
　因為法國這邊能遠征的軍隊不多，可大順這邊其實也沒有多少能夠跨大洋遠征的精銳常備遠征陸戰隊，兩邊還只能合作配合。
　戰爭就是這樣，大順嚴苛訓練出來的、技能特化的戰鬥工兵，的確是強，但需要別人配合。
　就像是此時大部分的戰鬥，傷亡主要是靠炮兵、騎兵砍殺造成的。但是，沒有抗線的步兵，炮兵和騎兵卵用沒有。
　不管是在南洋、在印度，還是在直布羅陀，攻克堡壘的主攻的確是大順這邊的工兵，但在之前的圍困、阻援、封鎖、威脅等，還是要靠海軍艦隊、法國陸戰隊、以及法國的那批原本計劃用於登陸蘇格蘭的步兵。
　一樣的道理，想要繼續在西班牙、加勒比或者北美擴大戰果，兩邊誰也離不開誰。
　不過，確實，在宗教問題上大順這邊不太能理解法國的看法。
　但在宗教這個問題之外，考慮物質、土地、人口、名聲之類的東西，大順這邊和歐洲並沒有隔閡。
　是以，大順這邊要把俘虜送回英國的這件事上，李欗等人還是做了一個向法國示好的決議。
　既可以認為是示好。
　也可以認為是某種戰略外交上的暗示。
　一般來說，法國人應該能夠看懂大順的這種示好和暗示的，因為這涉及到法國的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區。
　李欗對德·拉·克魯提議，這邊押送的英國俘虜，在直布羅陀裝船後，會在法國的敦刻爾克逗留。
　德·拉·克魯應該立刻將直布羅陀被攻克的消息，傳遞回巴黎。而巴黎那邊，也應該立刻遴選出合適的外交人員，與大順在巴黎的外交人員一起，前往倫敦。
　一方面，是要刺探一下英國的輿論情況、議會態度、以及英國的戰爭潛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順和法國之間能夠繼續保持彼此之間的信任，不會單獨和英國進行私下的和談，並出賣對方。
　這種事，大順怕、法國也怕。
　以為法國實實在在被曾經的“盟友”，在戰爭中背叛過，比如那場英法一起乾爆荷蘭的戰爭，就是打到一半，法國被英國背叛了。
　而大順這邊，也是實實在在不能相信所謂的“盟友”，畢竟大順這群人，縱然學的是所謂的新學，可是《三國演義》可是自小就看的，誰說盟友就一定不會中途背叛?
　到時候，晉陽之戰打到一半了，再出個張孟談，留下個唇亡齒寒的歐洲版典故，那樂子可就大了。
　而選擇敦刻爾克，作為俘虜的中轉地，以及中法兩國外交人員登船赴倫敦的地點，也算是大順的一種戰略外交上的示好暗示，而且在法國人看來屬於是那種
在“敏感的地區”站隊的、尊重歷史傳統的一種示好暗示。
　應該說，至今為止，大順和法國在歐洲的幾場關鍵戰役主要是贏的這幾場其實都算是幫著法國擦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的屁股。
　梅諾卡島、直布羅陀，以及大順這邊提出的俘虜中轉的敦刻爾克，都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歷史遺留問題。
　梅諾卡島和直布羅陀不提。
　而大順選擇讓自己運送英國戰俘的船，前往敦刻爾克，並且希望在那裡和法國的外交官匯合，是有政治意義的。
　兩個政治意義。
　其一:大順認可敦刻爾克是法國的領土。
　其二:大順承認、認可、甚至用實際行動，捍衛路易十四對敦刻爾克的承諾與定位:
　敦刻爾克問題，一直是法國的痛，也算是法國的愛國者們，一直不願觸碰的傷疤。
　就如同荷蘭人懷念黃金時代一樣。
　法國人也懷念自己的黃金時代，而法國黃金時代的終結，就現在來說，這個轉折點一般被視作“布倫海姆之戰”。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轉折點，也是法國“路易十四大擴張時代的終結”。
　而敦刻爾克，則算是法國的一個不可觸碰的傷疤。
　因為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英國逼著法國，拆了敦刻爾克的港口、防禦設施、填平了港口、燒毀了商鋪。
　理由是敦刻爾克太自由了，以至於戰爭期間，有海盜襲擊了英國的商船並在這裡補給，所以不準自由。
　當然，真正的原因，則是因為敦刻爾克距離英國太近了，擔心法國從敦刻爾克進攻英國。
　這件事，自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後，一直被視作法國人的屈辱。
　一直到多年前大順參與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並且策動荷蘭政變、且法國理論上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算是個名義上的勝利者。
　路易十五在戰爭結束後，立刻花了大價錢，重新建設了敦刻爾克。
　畢竟，這是個象征。
　恢復對敦刻爾克的統治，在象征意義上，是“法蘭西重回布倫海姆之戰前的榮光，我路易十五已經快要追平十四了”。
　但這一輪戰爭開始之後，敦刻爾克立刻被英國的海軍燒掉。
　並且，每個法國人都可以確信一點:一旦法國輸掉了戰爭，敦刻爾克必將再度毀滅，成為那個法國根本無法管轄、要看英國臉色和遵守英國條約的法國領土。
　敦刻爾克的象征意義，極大。
　因為特殊的戰略位置，使其在地緣上，非常適合進攻英國如果不是很近，那麽也不會有那次會出名的大撤退渡海可攻英國、北上可達奧屬尼德蘭的天主教地區也就是比利時。
　故而，只要法國贏了，或者說法國處在戰略進攻地位，那麽敦刻爾克一定會大建。
　反之，如果英國贏了，或者說英國處在戰略進攻地位，那麽敦刻爾克一定會被拆掉。
　除非英法同盟，比如一起乾西班牙、一起乾荷蘭的時候，敦刻爾克才不這麽敏感。
　真要說地理位置險要，倒也險要。
　但要說真正的進攻壓力，或者說最適合的進攻發起良港或者海軍基地，那還是算了吧。土倫和布雷斯特，都比敦刻爾克合適的多，背靠大後方，安全的很。
　但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開始，英國兩國“第二次百年戰爭”，每次戰爭結束後，肯定要圍繞著敦刻爾克問題扯一堆蛋。
　烏得勒支條約，扯了;亞琛條約，扯了;歷史上的七年戰爭的巴黎和約，扯了;一直到再一次的巴黎和約，法國人支持十三州幹了英國在巴黎簽字，還是扯了這個問題。
　法國的啟蒙主義者，歷史上並不介意法國丟了加拿大。
　但是，歷史上七年戰爭後，英國再度要求法國拆了敦刻爾克，引發了法國的巨大仇恨，被視作比丟了加拿大還大的屈辱。
　大順選擇在這個節骨眼，讓英國戰俘去敦刻爾克中轉，實際上也算是明確地告訴法國:這一次被英國人拆了的敦刻爾克，我們保你再建起來了，我說的。
　換句話說:法國的核心利益，大順知道在哪，並且你放心，這個同盟，一定會捍衛法國的核心利益。至少，這個基本點不會變。
　這種暗示，身處此時此刻;以及過去幾十年的英法幾度戰爭;且敦刻爾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的歷史，讓德·拉·克魯很容易就理解了大順這邊的示好和誠意。
　在確信大順這邊一定會選擇把英國俘虜送回英國、對英國國內進行“戰爭親歷者傳播恐慌”的策略後，德·拉·克魯也沒再繼續爭辯。
　本身，土倫艦隊就沒幾條船了。
　大順這邊出了個親王，法國這邊來了個剛晉升不久的中將，本身地位就是不均等的。
　既然是帝國時代，那麽彼此的王冠、皇冠總得彼此承認。法國派他來，本身就是把地中海的戰爭指揮權交到了大順手裡，德·拉·克魯也沒得爭。
　於是他立刻派人，將直布羅陀獲勝的消息，傳遞回巴黎，並且附上了大順這邊的意思。
　這種事，還是交給舒瓦瑟爾公爵，或者國王的國王之友小圈子吧。
　不過，德·拉·克魯還是覺得挺欣慰的:最起碼，大順在敦刻爾克問題上的態度，表明了兩邊的分歧雖然存在，但核心利益上似乎並無分歧，那便證明還可以繼續合作下去。
　這件事定下來後，德·拉·克魯就去準備了。
　大順這邊的高階軍官，也沒有去看清點俘虜之類的事，而是繼續在直布羅陀的石山上，看地中海的江山，心情激蕩，感慨萬千。
　李欗回身望了望遠處硝煙尚未散盡的戰場，忽然道:“你們還記得，第一次聽到直布羅陀、還有我剛才談的敦刻爾克的事，是什麽時候嗎?”
　大順的這些高階軍官，作為基本上同期的同窗，幾乎給出了一個基本一致的答桉。
　“是在威海的時候。興國公講歐洲局勢、講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講布倫海姆之戰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是膛線槍的木托子彈剛研究出來的時候吧?國公在講一些戰術性的變革，講武器、科技、陣法、戰術的相互關系?”
　陳青海給出了一個準確的答桉，其余人也都紛紛點頭，道:“是的，就是這次。”
　那一次，李欗當然也在。
　回憶起來，眾人回頭看看戰場，紛紛吐出一口氣，似乎在紀念著一個時代的逝去。
　既是他們曾經一起在威海訓練的年輕時候的日子，自己的青春時代。
　也是看到戰場上這一幕，想到了當初劉玉關於“時代在不斷變化”的那番話，雖然只是戰術意義上的“時代在變”，可與當初的那番話對應一下，卻能深刻地感受到時代的變遷。
　當時在威海。
　劉玉只是在拿到研製出來的木托子彈膛線槍後，轉述了一下恩格斯對布倫海姆之戰的評價畢竟，那是個能負責編寫大百科全書上的軍事條目的強人，老恩的評價，自是相當到位的。
　言簡意賅地描述了散兵戰術、線列戰術，在面對相同的戰場、相同的環境下，完全不同的情況。
　大順在直布羅陀的這一仗，實際上也算是對恩格斯這番評價的實體展示:
　線列兵時代，和散兵時代，其防禦戰術、防禦體系、壕溝戰術，是有代差的。
　大順的散兵，少量的散兵，在壕溝、環形工事、磚石據點防禦中，頂住了以線列戰術攻擊的數倍英軍。
　直布羅陀之戰，從雙方傷亡來看，並不算一場大戰。
　但東西方的戰術體系，在此交匯，真正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包括已經自殺的約翰·莫當特，都已經看出來了一些問題。
　舊時代，或者說，純粹的線列橫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棱堡時代，也已經快要結束了。
　時代在變，一場新的戰術變革，即將拉開，誰跟不上，誰就會失敗。
　開花彈、散兵、以及作為過渡的縱隊衝擊戰術、壕溝防禦的兵力梯次配置、膛線槍的比例增加……等等這些，即便還做不到立刻讓戰術體系重寫。
　但至少，新時代的曙光已經浮現。
　防禦一方的約翰·莫當特，臨死之前，寫給倫敦的建言，寫到了時代變了。
　而進攻一方的大順軍官們，作為勝利者，也切身體會了一把時代的變化。
　方陣在開花彈前不堪一擊。
　線列進攻在散兵戰術面前損失慘重。
　沒有蓋頂的棱堡，密集的線列兵戰術、距離被徹底淘汰，只剩下一種能承受更高膛壓的炮管、和一種更為安全的引信，以及一種更為便宜的拉膛線的機器。
　在這一戰之前，“我們和歐洲真正的軍事強國，到底孰強孰弱、大順的戰術體系是否是正確的”，這樣的疑問，一直縈繞在大順的這些高階軍官的頭頂。
　南洋之戰，打的是衰落的荷蘭，而且基本沒有啥像樣的戰鬥。
　印度之戰，那純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萬五六千的大軍、將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羅陀之戰，算是和英軍的常備軍交手，結果就是不管是進攻方
還是防禦方，都得出了結論:戰術體系，恐怕又要發生一次變化。
　一眾軍官們感歎於時代變化的太快。
　這種感覺很微妙，並不是說松蘇開始冒出煤煙和蒸汽的那種。
　他們作為軍人，站在軍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體會到這種飛速的變化。
　他們小時候，大順的軍事體系、戰術體系，是什麽樣的，他們當然知曉。因為他們不是達官顯貴之子，就是良家子體系的世兵。
　等著軍改開始，大順開始裝備燧發槍和刺刀，開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陣、線列、齊射，來決勝。
　從阿爾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後，不過短短十幾年，膛線槍木托子彈、散兵和騎炮配合反騎兵、散兵加縱隊衝鋒、開花彈、虎蹲炮複興、防禦戰壕溝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戰術，又開始推廣。
　這些人對於“時代在不斷變化，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認識，應該說，以一種不得不的形式，不斷加深強化。
　僅僅從戰術上，他們已經送走了兩個時代。
　聯想到此時大順國內發生的種種變化，難免不會讓他們生出諸多的感歎。
　當“變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覺到“不適應”的時候，那麽，怎麽變化，變成什麽樣，也就逐漸叫人不會覺得有什麽“理所當然不對”的理所當然感。
　雖然他們感觸變化的方式，只是通過戰爭。
　但關鍵是他們潛移默化接受的三觀，使得他們對於“變”的認知，是一種非常別扭的認知，建立起了一種在這個時代看起來非常奇葩的認知方式:一定是因為甲的改變，所以乙才變成了這個樣子;乙變成了這個樣子，本質上是甲發生了變化。
　比如，戰術的改變，是因為武器的變化。
　武器發生了變化，而戰術不變，就會遇到排著隊列陣，衝擊膛線槍和開花彈防禦陣地的場景，就會引發慘敗。
　這種認知，狹隘的去看，倒是問題不大，狹隘的看就是軍改而已，
　但對於大順而言，真正的大問題，是這一整批廣義新學派系的人，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嚴重的三觀影響:什麽是基礎、什麽是上層建築或者叫表象。基礎變了，上層建築就要變，否則就要塌。
　從各種各樣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種各樣的神聖性。
　軍官們從戰術變革中，破除了過去的許多神聖性，把戰術變為一種無趣的學問，與武器、士氣、軍餉等等一一對應的無趣的學問。不再有什麽是不可變、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們從貿易變革中，破除了過去的許多神聖性，把出海遠航變為了一種無趣的學問，與風向、經緯、洋流、太陽、地球、時間等一一對應的無趣的學問。不再有什麽是不可更改的，從神明到口口相傳的禁忌，種種被賦予神聖的東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員，在松蘇的改革中，也破除了過去的許多神聖性，把征稅發展變為了一種無趣的學問，與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並傾向、白銀買地還是乾工商取決於回報、溺嬰和紡織業之關系等一一對應的無趣的、沒有道德的、沒有人味兒的學問比如松蘇溺嬰問題的改變，靠的是紡織業發展，和殘酷無比的“包身工”、“靈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資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領一半”等和沒有進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倫理和封建道德現實對應的極端黑暗政策。
　這種潛移默化的改變，無非是這些軍官們感觸最深而已。
　這批大順海陸軍體系內都算是高階軍官的軍官，自然不會因為一場三五千人規模的戰鬥，就大發感慨。
　但這場戰鬥背後的時代變遷，讓他們感慨莫名。
　也正是許多年前，關於膛線槍問題所引發的散兵戰術、線列戰術、縱隊衝鋒過度等戰術問題的那場討論，使得此時的李欗，知道了敦刻爾克這個法國的傷疤，知道了法國的一些情況。
　並且在共情之後，提出了這麽一個向法國示好、維系同盟關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議。
　感歎與追憶之後，李欗點了陳青海的名字，說道:“此番去倫敦，外交那邊由齊國公家裡的田平，他當初就被送到了英國做公使，對這邊熟悉，也算是國公早年幫忙給他鋪了個建功立業的路。當初誰想著最終最風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國，而不是去羅刹、法國?”
　“軍隊這邊，既是去震懾的，也是要鎮得住場子，你帶隊過去吧。我估計，法國那邊，至少也得派個有爵位的。咱們這邊的人，級別也得能鎮得住，有些東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國那邊的海軍，我們在這邊打仗交手的時候，你還在好望角，我估計多半是打不起來大海戰了，你也正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