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而言，曾經擔任內史，且沒有出岔子的人，也確實能滿足丞相的能力要求——畢竟做了丞相，要管的地方，也沒比做內史時大多少嘛！

　能在內史任上管理好關中，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管好關中，以及關東多出的那幾十個縣。

　所以在漢室，除了功勳卓著，子孫受惠的開國元勳，以及周亞夫、衛霍這樣於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尋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報復，染指丞相大位，就普遍需要尊崇漢室官場特有的秩序。

　第一步:要麽被舉賢良方正成為侍郎，要麽恩萌為郎中;要麽憑借武力成為中郎，亦或是通過貲官，成為貲郎。

　說白了:先以郎官之身，在宮裡歷練一番就對了。

　之後，就是大部分官員晉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經歷——外放！

　如果是侍郎，那一般是酌情外放為郡守、縣令這樣郡縣主官，輔以郎中為副官;中郎外放為郡尉、縣尉、都尉這樣的武將。

　至於貲郎，則因為商人出身的政治汙點，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機會，只能如歷史上的文帝廷尉張釋之那樣，等候袁盎之類的‘恩主’舉薦。

　外放，算是官僚生涯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表現好了，那重回中樞，立刻就是有豐富治政經驗的人才！

　可萬一表現的不好，甚至只是表現得沒有想象中那麽好，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視野，乃至於被天子忘記，在地方乾到告老還鄉。

　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績，並借此回到中樞之後，官僚普遍會被任命為九卿副職，或在長安兩軍任校尉之類的職務，尋求建功立業的機會。

　再之後，就是熬。

　要麽在九卿副職的位置上熬死上司，並保證自己是九卿候選中最有競爭力的一人，要麽在南北兩軍熬到戰爭機會，並在戰鬥中立下功勳，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堅實的‘成份’基礎。

　而九卿當中，除了內史本人之外，剩下八個人當中但凡有點雄心壯志的，追求都只有一個:成為內史！

　因為只有通過內史證明自己的能力，才有機會向三公，即禦史大夫之位展開衝擊。

　也只有禦史大夫之位，能穩穩的預定一張丞相大位的門票。

　雖然丞相、禦史大夫、太尉同為三公，但太尉本就屬於軍政系統，只能通過武勳獲得;而丞相和禦史大夫，更像是‘正副職’的關系。

　想想也知道:從縣令直接身為郡守的概率，無疑比郡丞副官轉正成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

　在漢室朝堂也一樣:相較於從九卿直接成為丞相，更多的情況，還是從禦史大夫這個‘亞相’的位置副官轉正，順理成章的成為丞相。

　既然在漢室，禦史大夫=準丞相，那成為禦史大夫的條件，自然也是苛刻無比了——與‘非侯為相’一樣，通常情況下，禦史大夫也很少出現沒有徹侯之爵的顯現。

　想想也正常:一個武勳都還沒達到封侯要求的官僚，在漢室很難有什麽作為。

　自然而然，作為‘準禦史大夫’的內史，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徹侯之爵’的身份要求。

　在漢室初，類似的政治潛規則並不明顯——畢竟漢室前幾位丞相，其政治軌跡都是‘平民-功臣-丞相’這樣的逆襲式上位。

　早已在戰爭中證明過自己能力的開國元勳，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為內史-晉禦史大夫-拜相這樣的軌跡。

　如蕭何這樣的猛人，當初就幾乎是從一個負責後勤糧草的‘後將軍’，直接成為漢相的逆襲典范。

　平陽侯曹參，雖然在蕭何去世前做過齊國丞相和禦史大夫，但曹參在開國功臣中的聲望，絲毫不比蕭何底。

　在劉邦稱帝，並‘論功行賞’時，大半輿論都以為，隨劉邦南征北戰，身負七十余創的平陽侯曹參，應該排在第一。

　只不過劉邦強行把蕭何排在了第一位，這才讓曹參成為了漢室第二位丞相。

　而現如今，開國元勳大半凋零——在陳平死去、審食其為相的那一刻，漢室就基本告別了‘開國元勳’為相宰的時代。

　畢竟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無論是如今的辟陽侯審食其，還是即將接替審食其的北平侯張蒼，亦或是將來替補張蒼的故安侯申屠嘉，都算不上開國元勳當中的佼佼者。

　審食其無論是爵位，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都屬於‘恩封’的范疇，和審食其的功勳關系不大。

　張蒼成為丞相，則更多是出於出色的政治手腕，以及‘荀子門徒’的輿論話語權。

　說白了，人家成為丞相純靠治政能力，武勳只是達到了及格線而已，並不像開國時的蕭何曹參那般，佔據主要因素。

　至於再往後的申屠嘉，那更是不用說——申屠嘉食邑五百戶的故安侯，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

　說白了，申屠嘉根本算不上開國元勳。

　這樣一來，類似‘非侯勿相’‘非侯勿禦史’，乃至於‘非侯勿內史’這樣的政治潛規則，在漢室政壇自然也就愈發直白。

　畢竟如今的漢室，已經沒有可以依仗的開國元勳，官員能力是否出眾，只能通過其過往的執政經歷作為參考，以得出一個基本準確的判斷。

　即便如此，此時漢室選拔郡守、郡尉一級的地方官僚，更多還是以開國時立下的武勳為主要參照。

　那申屠嘉來說，就是從大頭兵一點點成為軍官，並折道成為淮陽郡守的鮮活例子。

　但再過幾十年，在開國時立下功勳的所有人都化為黃土之後，還是就見迎來一次十分嚴重的人才斷檔期。

　在歷史上，這一時期恰好是景帝一朝。

　賈誼、晁錯這樣的有識之士不再出現，開國元勳當中，就連申屠嘉這樣的‘最後排面’都告別人世，漢室，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官僚緊缺時期。

　恰恰是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才讓從漢初就一直抬不起頭的儒家抓住機會，憑借‘有教無類’的人海戰術一點點發揚壯大，並最終在武帝一朝開花結果，達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偉大勝利。

　而這一世，劉弘必然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正所謂流水不腐，又有言道:生於安樂，死於憂患。

　即便單單出於‘讓儒家時刻保持緊迫感’的考慮，劉弘都會盡量保留百家學說，以求百家爭鳴的狀況，成為漢室之後百年的常態。

　更何況諸子百家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其余諸家學說當中，也有許多儒家所欠缺，卻於國家大有裨益的思想。

　如法家的學說，就很適合用於法治思想建設;墨家的主張，適合發展科技創新;縱橫家的學說，可以為外交視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論基礎。

　除此之外，還有可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農家、為娛樂手段貧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家，乃至於如今漢室風頭正盛，十分適合經濟複蘇的黃老學說等等，都能在特定的范疇內，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而對已經不再對周亞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劉弘而言，眼前的申屠嘉，就算是‘漢開國元勳’階級，所能貢獻出的最後一個人才了。

　之後，漢室必然會如大多數穩定下來的封建政權一樣，從武人執政時期，向文官掌權時代過渡。

　賈誼、晁錯這樣的賢良方正將大放異彩，張釋之、桑弘羊這樣的商界精英也將步入政壇。

　文官集團和武將集團各自的尿性，劉弘自是了若指掌——文官集團，在竭盡所能攬權的同時，會本能的抗拒一切變化。

　在歷史上，絕大多數封建王朝在進入‘文官集團為主’的政體之後，大半都會走上腐朽的下坡路。

　國家弊政得不到修繕，問題得不到解決，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官集團甚至會最終成為這些問題的獲益者、製造者。

　而武將集團則呈現出另一個極端:為了武勳，這幫武夫甚至敢無中生有，製造戰爭！

　為了引起戰爭，武夫階級會不遺余力的攛掇朝堂:xxx對我大漢不恭，咱得收拾他呀！

　這還算好的——如果鼓噪戰爭而不得，亦或沒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武人階級也不比吃人血饅頭的文官集團好到哪裡去。

　——喝兵血、吃空餉，乃至於殺良冒功，在後世都成為了武人集團的基操。

　二者孰是孰非，自是一目了然——任何一個陣營的單獨存在，都會使政權‘跛(bǒ)腳’。

　所以即便知道很難達成，劉弘也想要試一試，看能不能讓這兩個陣營，成為漢室的油門和刹車，同時存在，互相製衡，卻又誰都奈何不了誰。

　文官集團更為守舊，但相應的，也意味著更加穩定。

　就像那句‘武奪江山、文治天下’一樣，政權的治理，最終還是要依靠文人階級。

　畢竟不是誰，都能做到漢初開國元勳那樣‘文能提筆修詩賦，武能上馬安天下’非人的壯舉。

　所以劉弘更願意把文人集團，形容為‘國家’這輛車上的刹車板。

　而武人階級的不穩定性，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無論古今中外，促進社會生產力、科技水平的，都永遠是戰爭。

　只有戰爭，才能在一段十到數十年的時間間隔內，將人類的文明先前推動前年！

　就好似後世，十九世紀的華夏人還都處於‘路太遠，信太慢，一生只夠愛一人’的封建時期，短短百余年後，人類文明就經歷了動力革命(蒸汽機)——電氣革命(內燃機)——信息革命(計算機)——綠色革命(人工智能)這一連串革命。

　人類在長達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時代中，都沒能推動一絲一毫的科技技術創新，在世界大戰前後短短一百年之內，就成為了現實。

　所以武人階級，在劉弘的認知力，就是國家這台車的油門。

　每一台正常的車，都需要有油門和刹車同時存在，沒有油門車走不動，沒有刹車，則可能會翻車。

　一個健康的政權，也需要文人集團充當刹車的角色，武將階級發揮油門的作用，才能讓這輛‘車’，平穩的行駛在富強的康莊大道之上。

　而此時的漢室，就將在不遠的將來，面臨一個十分危險的時期:以開國元勳為代表的武將集團暗弱，文官集團強勢抬頭。

　這個時期，導致了文-武兩個集團在漢武帝一朝徹底對立，並在文官集團的全面勝利中畫上句號。

　——就連武帝朝著名的巫蠱之禍，本質上也無法脫離‘文武相爭’的內在緣由。

　巫蠱之禍，與其說是李廣利支持下的昌邑王，與背靠衛皇后的戾太子之間的鬥爭，倒不如說，是衛霍新興武勳集團，與劉屈氂為首的文官集團的政治鬥爭。

　巫蠱之禍結束，文官集團，雖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但巨大的人員基數，使得文官集團很快就緩過神來，

　而漢室武將階級，則因為衛、霍新興武勳集團因戾太子遭到全面清洗、之後李廣利兵敗身亡，而徹底落寞···

　自此，漢家不再有男兒爭相參軍入伍的熱情，也很少見朝堂之上，有武夫出身的官員位列相宰。

　陳湯那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邁誓言，成為了漢家尚武之風最後的絕唱。

　甚至在之後長達兩千多年的華夏封建史當中，武人階級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最終從西漢初文武雙全，軍政皆通的群體，發展成為了明末殺良冒功的**。

　在這場‘刹車’與‘油門’的鬥爭中，油門徹底熄火，‘猛踩刹車’成為了華夏社會的主流。

　原本位於世界文化中心，身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強大的華夏文明，在之後近二千年的時間之內，十分‘大度’的停下了前進的腳步，並最終被西方所超越。

　所以擺在劉弘面前的，是在這個即將到來的‘文官愈發強盛、武將愈發式微’的微妙時間點，找到文-武之間的平衡。

　能一直維持漢室如今‘不分文武’‘武官能治民，文官能治軍’的局勢自然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保證讓文-武成為漢政權的兩條腿，交替前進，誰也不比誰短一截。

　而如今， 文官集團起勢在即，武將群體已然開始落寞。

　武人階級的落寞，主要源自於開國元勳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漢初保守的對外戰略，使得軍方後續的新鮮血液很難得到出頭的機會。

　對於武人集團的落寞，劉弘沒有太好的辦法——無論如何，漢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質基礎積累，才能逐步開啟與匈奴的系列戰役。

　既然武人的落寞無法遏製，那劉弘就只能從另一方面下手，給即將抬頭的文官集團，創造一些阻礙。

　只有這樣，才能讓劉弘有更多的時間，完成漢室的物質積累，讓武人階級緩緩停下衰敗的速度，與‘後來居上’的文官集團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而對文官集團最好的遏抑，古往今來都只有一個方法，具有‘立竿見影’的成效。

　——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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