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薦)　　鄭中原之所以著急回伊陽，是因為鄭中原是要乾一件大事，或者說是一系列事情。

　　傷亡軍人的撫恤，以及陣亡將士的祭奠等自然有人安排，現在已經成了規矩。這次陣亡將士不算很多多，土地的壓力勉強還能克服。

　　而就在這一系列轟轟烈烈的舉動後面，鄭中原開始了一些動作。

　　首先李智開始正式籌建一個銀行了，洛陽龍財務結算部現在的影響力不小，至少在獨立師控制的六縣以及洛陽等地，洛陽龍的銀元卷已經有了初步信譽。商人們認為銀元攜帶不方便，交易麻煩，不如換成特製的銀元卷，而洛陽龍保證銀元卷可以隨時提取銀元。雖然現在商人們心存疑慮，但是畢竟銀元卷一年多來從來沒有貶值，法幣貶值的一塌糊塗，現在已經接近三元法幣兌換一元的銀元卷了。

　　李智是知道這裡面的利益巨大，其實儲備一塊銀元就可以發行兩塊甚至更多的銀元卷。按照美國招來的那幾個金融人才的分析，至少可以一比四的發行銀元卷。鄭中原自然知道其中的利益所在。但是這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經濟發展勢頭好，第二軍事上必須足夠強大。這樣銀行的信譽就會一直堅挺。鄭中原還不想殺雞取卵，他現在要做的是穩步發展，避免金融波動，只允許一比二的髮型銀元卷。

　　眼看自己提出的農稅方案，竟然被別廷芳一個土豪走在了前面，雖然被他改的面目全非。

　　很快的鄭中原批準了六縣稅收改革方案，於1939年1月1日執行，只有簡單的三條:

　　一所有田租不得超過兩成五。

　　二家庭人均土地三畝以下的免收糧稅，三畝到十畝的，交納正常的糧稅。十畝以上的部分交納三倍的糧稅。

　　三勳田五年免糧稅。五年後也隻用繳納正常稅收或者優惠稅收。

　　此稅法一出，極大的獲得了百姓的支持，地主們自然是非常不滿了，不滿你就賣地啊，反正那麽多的工業商業都可以投資。而與此同時，實際上的控制區桐柏縣，在齊雲天的主持下也開始實施。

　　洛陽龍廣播電台更是吹捧，什麽德政，萬民受益，等等，言語肉麻的鄭中原都聽不下去了，反正現在洛陽龍廣播電台就是獨立師的喉舌，怎麽好聽怎麽唱。等等，言語肉麻的鄭中原都聽不下去了，反正現在洛陽龍廣播電台就是獨立師的喉舌，怎麽好聽怎麽唱。

　　第三件事情是招來了顧金木老先生和毒舌周文海。制定了下一階段的宣傳內容和主題思想。

　　隨著武漢會戰的落幕，華軍或者說國內的一系列矛盾都開始浮出水面。

　　可以說在武漢會戰之前，中國內部各派勢力是最為統一的階段。但是隨著武漢的丟失，戰爭節奏明顯趨緩。國內各種輿論，各種勢力都開始粉末登場。

　　其中汪精衛最近的一系列漢奸行為影響最為惡劣。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

　　三八年的十一月，日本再次發出誘降聲明。於是，汪精衛集團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本代表影佐楨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舉行秘密談判，簽訂《日華協議記錄》。1938年12月潛逃越南，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

　　總之汪精衛要搞他那套所謂的“曲線救國”的把戲了。鄭中原對這種漢奸行為深惡痛絕，要求報紙和廣播電台對此開始批判。

　　這是必須批判的，汪精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幫人，這些人對中國的抗戰事業毫無信心。

　　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在不少無恥文人間，持這種論調的不在少數。

　　同時在部隊裡的文化課裡加入這些抗戰宣傳，並且對漢奸論調進行批駁，在各個學校也開始宣揚。

　　而鄭中原不知道，洛陽龍一乾電台和報紙編輯，在宣傳中加了不少私貨。

　　而這些私貨，鄭中原反倒是充耳不聞，他不僅認為那是天經地義的，而且還經常認為這些編輯對民主自由什麽的認識淺薄。

　　而顧金木和周文海一乾編輯利用洛陽龍廣播電台和報紙，除了抗日宣傳，還打著開啟民智的旗號，把三民主義那套的缺陷無限放大，把共、產‘主’義的那套找出缺點和邏輯上缺陷無限放大。

　　大肆的宣傳民主法制萬能。至於不同意見，也不打壓，反正你不能在我這裡宣傳。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法制部分是李智這個律師一手策劃的。

　　安排完了這三件事情，鄭中原開始忙於軍事和科研。偶爾閑暇，鄭中原感覺自己好像在玩帝國時代，可是真真切切的洛陽龍集團就是在這樣發展，現在已經有了經濟怪獸的摸樣。

　　鄭中原自己都有些想不清楚是怎麽發展起來的，小小的伊陽，竟然聚集了十萬多工人，兩三萬軍隊。如同一個奇跡。

　　在七月的時候，李智認為如果不招新兵，經濟可以維持，可是等到了年底財政竟然不僅支持了三萬部隊的基本開支，而且有十多萬的盈余。而在這半年時間中，洛陽龍不僅每個月為部隊提供了四十萬的經費，還為部隊提供了大約一百萬的彈藥儲備。

　　不僅如此，到1939年元月的時候，除了近三萬正式兵，又增加了三四千名新兵，這些新兵主要是豫東災區的青壯年。根據袁砧這個老鐵匠的經驗，過了年春荒的時候估計會更多人參軍。

　　糧食儲備足夠三萬部隊半年之用。而且還在大肆采購。

　　而這一切都是靠洛陽龍的產業支撐的，利潤最高的一個月達到了六十萬大洋。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如果按照全年都是這樣的利潤，總計為七百二十萬大洋，相當於整個洛陽盆地上千萬人口的全部稅收。(上半年還沒有達到這個利潤水平。)

　　在1938年，洛陽龍集團創造了兩千多萬大洋的產值， 而獨立師軍費共計四百萬大洋全是從利潤中所得。尤其是到了年底的時候，每個月的純利潤達到了五十萬大洋。其中軍火的產值和利潤佔了一大半。

　　這些數字有多麽驚人，隻從華軍的軍費總開支的數量就能看出端倪。整個一九三八年，華軍的總軍費為十四億六千兩百萬法幣。其中武器彈藥費用為三億一千萬法幣。而洛陽龍就銷售軍火達到了一千多萬大洋。如果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大約是二十分之一。

　　根據國內的形勢，鄭中原預期一九三九年洛陽龍集團的純利潤達到八百萬大洋絕對沒有問題。如果按照這個數字的話，鄭中原的洛陽龍集團如果按十倍的市盈率計算，就價值八千萬大洋。即使保守的計算也在五千萬大洋上下。

　　而隨著武漢的陷落，武漢的民族工業內遷，伊陽和洛陽出現了幾家相當規模的工業，使得周圍的工業環境進一步向好。

　　雖然還是在非常需要錢的時候，鄭中原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經濟問題，賺錢，或者說經濟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麽?自從進入1938年十二月，鄭中原就開始感覺奇怪，他開始考慮一個高級哲學問題。

　　在現代的時候，賺了錢改善生活，擴大投資賺更多的錢幾乎就不用想，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是這樣。可是突然之間，鄭中原發現好像不是這樣的，變成了賺了錢養軍隊，擴地盤，然後賺更多的錢，養更多的軍隊擴更大的地盤。難道這才是國家賺錢的本質　　

　　鄭中原有幾天的時間就沉寂在賺錢的終極目的這個哲學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