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十一年的全年工作除了國內的天下各州郡政務以及京杭大運河沿線工程進度以外，國家又有一項新工作。

　那就是重新修繕在歷次動亂當中損壞的經典書籍，並且為之前的東漢歷史修史書。

　這個工作在唐代李世民之前，並不是由朝廷官方統一進行籌備。

　因為漢朝並沒有一個專門修史書的機構，雖有太史公以及蘭台令史兩個主管歷史的官員，但當時也沒有為前朝修史的規定。

　像司馬遷修《史記》，班固修《漢書》， 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等，基本上都是私人修撰。

　比如班固在擔任蘭台令史的時候，受漢明帝的命令，只是讓他記錄一下從王莽篡漢，一直到漢明帝當政時期的歷史記錄，並沒有要求他修西漢時期的史書。

　但班固自己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有缺失， 僅僅記錄到了楚漢相爭， 後面的西漢歷史全都沒有記載十分不妥，於是自己私下修了《漢書》。

　陳壽和范曄也是差不多的經歷，兩個人都是仕途不順，屢遭貶謫。在被貶的過程當中，寫下了《三國志》和《後漢書》。

　還有南北朝時期《宋書》的作者沈約，《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也是如此，他們都沒有朝廷官方的背書。

　而這些還只是公認比較客觀真實的史書，位列二十四史。

　民間私人修史不計其數。

　甚至從實際角度出發的話，《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等跟當時大部分私人修的史一樣，屬於民間修撰，而非官方正版。

　僅僅是因為其記載比較詳細，夾雜的私貨較少，頗為公允， 因此才被世人推崇為正史。

　可即便是如此，這些正史當中的錯誤和漏洞也有不少，缺失的部分和沒有記載詳細的部分亦是數不勝數。

　更別說從漢到南北朝時期，民間私人修史不勝枚舉，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當時的史料記載都非常混亂，錯誤漏洞和誇大其詞者非常多。

　像同樣是被列為二十四史之一的《魏書》，就記載了很多離譜的事情。

　比如當時有個叫陽固的官員，是個有名的貪官，後來被打了老虎，但是在《魏書》的作者魏收筆下，成了“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余財”的大清官。

　原因就在於，當年魏收能夠當上官，接下寫史的任務，陽固的兒子出了很大力氣，所以，當時魏收就許諾，我會給你老爸好好寫傳記的。

　而這還不算最離譜的，最離譜的是，魏收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於是寫自己是漢初高良侯魏無知的第七代子孫。

　然而從漢朝初年到魏收所在的北齊末年， 中間的時間跨度是七百七十九年， 將近八百年。

　也就是說，他們家七百七十九年只有七代人，平均一百多年才繁衍一代。

　同時又把爾朱榮製造的“河陰慘案”寫成了大忠臣撥亂反正，說爾朱榮修德講義，商朝的伊尹和西漢的霍光都比不上他。

　這麽離譜的記載當然引得世人憤慨，以至於唐朝修的《北史·魏收傳》當中記載:“其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因為得罪的人太多，死後被人把墳都給刨了。

　可見魏收寫的史書即便是被當時的人，也認為完全是在胡說八道瞎扯淡。

　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實在是過於混亂，不僅修史的人亂寫，連朝政和民間也都是一團亂麻。

　導致在隋唐時期被貶為野史的《魏書》，最後居然成為了二十四史之一。

　不得不說，這是件很諷刺的事情。

　但同時也證明，當時的史書記載完全沒有規范可言。

　連這麽離譜的《魏書》都成為正史，那麽其它私人修撰的史書，就更加不用說。

　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朝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有感於當時修史沒有任何規范，民間野史不計其數，歷史過於混亂等原因，於是開設史館。

　從那之後，國家才正式規范修史工作，李世民將史館置於門下省，由宰相監修國史，為前朝編纂歷史，成為了一項國家級的大工程。

　但規范修史工作是唐朝的事情，漢朝還沒有完善這方面的制度。

　陳暮自然不會允許歷史記載這麽持續混亂下去，於是在蘭台開設弘文史館，廣招學者，由太常主持整個修史計劃。

　所以這就有了今年朝廷準備大張旗鼓修史的計劃。

　不過蔡邕年歲已大，這個工作比較繁重，無法持續擔任，便由他精挑細選，選了學生阮瑀、欣賞的後輩徐乾、王璨等人為史館尚書，幫他完成修繕工作。

　除了修史以外，陳暮還主持了整個國家典籍修繕、整合、編纂等工作。

　就如同朱棣修的《永樂大典》一樣，他要把全天下的典籍收錄進大漢國家圖書館裡。

　只是朱棣的《永樂大典》屬於是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沒有任何確切的作用，放在倉庫裡起灰。

　而陳暮這麽做是因為董卓之亂對東漢的鴻都館、蘭台、辟雍館、東觀、石室、宣明、太學等藏書場地造成了毀滅性打擊，需要重新恢復。

　並且隨著造紙業的蓬勃發展，紙張廣泛傳播，原來幾乎所有藏書都是竹簡，現在也要全部謄錄到書頁上，編纂成冊，印刷成書。

　將來這些書本會經過挑選，有些會變成課本，有些會變成學者研究用的典籍，還有些則成為豐富國家圖書館的一部分。

　從這一點上來看，陳暮對目前大漢所有殘存的典籍重新進行修繕和清點工作，實際意義肯定要比朱棣做得更大。

　要在大漢這樣一個封建社會提供開放的知識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好消息在於這些事情也許用不了他去管。

　因為光今年修繕清點工作才開了個頭，僅僅簡單預估了一下，光初步的清點、分類、摘抄、謄錄、研經等工作，可能要持續數年之久。

　然後將來還得大量校準、勘驗、選摘、印刷等，就像《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都用了數年到十余年時間不等一樣。

　像這樣的工作會用很久的時間，到那個時候也許陳暮在不在還不知道，只能說現在在做這項工作，未來算是為子孫後代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吧。

　目前民間科學發展還是比較活躍，在物理學、數學、化學都在迅猛推進，而與此同時，今年年初，大漢朝廷正式啟用了公元紀年。

　從前些年開始，朝中大臣對於劉備年號問題有過上書建議，詢問劉備是否要進行改元。

　因為漢武帝到現在，自從年號創立，皇帝頻繁更換年號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劉備得到上書之後，便詢問陳暮，要不要改元?

　這件事讓陳暮想起來，必須要進行規製。

　一是得確定一皇帝一年號制度，這樣方便百姓和百官記事。

　二是要確定公元紀年，讓歷史更加清晰。

　前者好說。

　劉備聽聞以後最好確定一個年號一個皇帝制度，以此方便天下黎民百姓，便同意了陳暮的請求。

　如此劉備在後世歷史上，也被稱為章武大帝。

　而後者就比較麻煩。

　因為確定公元紀年遠不是想象當中的那麽容易。

　陳暮與算聖劉洪和他的學生徐嶽一起多次研究歷法，重新改良完善“乾象歷”，試圖尋找一個最合適的年份。

　但可惜的是劉洪年歲已高，在去年春天病逝，使得這件事一直拖著。

　到今年年初才終於完善下來，於年中總算是頒布了新的歷法，確定了三百六十五天一年以及二十四小時和閏年等新概念。

　歷法當然還是農歷，這畢竟是華夏幾千年文明以來的智慧結晶，像二十四節氣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公元紀年如何確定，就是幾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們要頭痛的問題。

　這跟算法無關，跟歷史有關系。

　後世西方的公元紀年，其實就是耶穌的生年為時間原點。

　一戰和二戰由於西方掌握了工業革命的技術優勢，迅速積累原始資本，成為了世界霸主，因此全世界的人不得不捏著鼻子承認他們的公元紀年。

　但現在。

　世界霸主是大漢。

　耶穌在陳暮眼裡連個屁都不是，更別說拿他的生日做公元紀年。

　所以就得重新劃分公元紀年。

　可時間節點到了大漢，先秦時期的很多古籍都已經遺失。

　包括夏商周時期的大量記錄，也都殘缺不齊。

　倒不是說歷史有失就不能做公元紀年，而是你沒辦法確定書上記載的事情到底是哪一年的歷史。

　比如你把孔子出生的那一年定為公元元年，可孔子出生日期他們都沒法確定。

　《左傳》《春秋》《史記》《呂氏春秋》甚至《春秋谷梁傳》《春秋公羊傳》裡記載的時間都不一樣。

　有的古籍說是魯襄公二十年，有的說是魯襄公二十一年，還有的說是魯襄公二十二年。而這樣的事情不僅發生在孔子身上，其它還有很多例子。

　而你要確定公元紀年，首先得確定這一年的具體時間，這一年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但春秋戰國時期時間記載都比較混亂，如果把公元紀年放在春秋戰國乃至於夏商周時期，就有可能發生公元某某年的史料記載模糊或者殘缺或者混亂的情況。

　像你勉強把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誕辰定為公元一年，但這一年當中，同樣也有大量時間差的事件，如有些典籍記載這個時候又有哪些人出生，國家之間發生了哪些戰爭，哪裡出現了災難等等。

　可另外一些古籍上的記載又與之不符合，發生的時間地點也出現了偏差。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麽辦?

　是采納這本典籍的說法，還是采納那一本典籍的說法?

　當時漢人有治經典的傳統，如弘農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汝南袁氏，世傳孟氏《易經》。沛國恆家，世傳《尚書》。北海甄家，世傳《公羊春秋》。河內司馬家，世傳《漢書》。

　包括像關羽讀《春秋》，其實就是專門研究一本書的意思。

　各家各派都有傳世典籍研究，你采納了這家記載，另外一家就不滿，學術研究恐怕會爭論不休。

　甚至你把孔子誕辰定為魯襄公二十一年，估計都有其它儒家學派不滿意。

　所以確定公元紀年也不容易。

　最後陳暮與多名歷史學家、天文學家商討之後，最終決定，把公元紀年，放到了漢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西方歷公元前140年。

　在建元元年之前，統稱為公元前，建元元年之後，則正式成為公元1年。

　之所以把漢武帝建元元年稱為公元1年，有兩個原因。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雖然比較模糊，但由於有《史記》和《漢書》，從戰國後期到西漢的歷史記載是非常清楚的。

　哪一年發生了什麽事情，哪一年國家的政策，哪一年有什麽災禍，基本都詳細記錄，有跡可循。

　所以把公元放在戰國後期以及西漢時候最好，不至於出現歷史混亂的情況。

　而公元前的事情記載可以模糊，由史家和學者自己評判，這樣也就能讓公元後的事情少了很多爭議。

　二是建元元年是歷史上第一個年號，同時也是漢武帝劉徹登基的年份。

　在劉徹創建年號之前，是沒有年號存在的。

　之前記錄年份往往是看什麽皇帝。

　比如在漢武帝之前，漢景帝在位16年，每年的年號就是漢景帝一年到漢景帝十六年這樣的順序，跟之前說的襄公二十一年類似。

　自漢武帝之後，就有了年號的存在，這樣才更方便史家記錄史料，同時也讓百姓清楚今年是什麽年代。

　因此年號的創建意義很大，再加上漢武帝到東漢末年的歷史記載詳細，不會模糊史料。

　所以綜合種種， 最終確定了公元紀年。

　而如果把建元元年定為公元一年一世紀的話，那麽到如今章武十一年，歷史上建安十六年，西方公元歷211年，換算到漢朝公元，便是公元351年。

　自此華夏就有了明確的年份，至於公元前的記載，就得繼續從古籍當中尋找答案，追溯歷史，找尋夏商周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真相。

　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很久，但這卻是朝廷必須要做的事情。即便是沒有找到真相，也要編出一套說辭出來，給予華夏百姓歸屬感。

　但不管怎麽說，混亂的歷史資料和古籍文檔正在修複。

　混亂的年份記載和年號制度都已經完善。

　如此在章武十一年，劉備正式宣布今年是大漢公元351年，從此歷法、時間、歷史記錄方式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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