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的思緒也很混亂，有點兒肚裡東西太多，不知道從何處頭緒說起之感，而且他的內容還得修飾架空、把原本發生過的事情說成是哲學推演，這就更累了。

　　好在劉備也不是很急切，他本來都已經陷入一種焦慮和僥幸交替的精神狀態，覺得那麽難的問題，哪怕是智如李素、知天命如李素，一時答不上來也是正常的。

　　“伯雅賢弟能想到《殿興有福論》和《史記索隱尋正統》這兩招跨越時、空的正統常法，已經很不容易了，朕今天的問題，也確實有些過於突兀……”劉備見李素沉思，便在內心如是自忖。

　　好在李素終於還是理清了思緒和話術，又回憶梳理了一下劉備剛才的主要問題，開始一一作答。

　　“陛下剛才最後問道，假設天下無有陛下橫空出世，華夏會不會陷入神器卑辱、戰亂連綿的狀態。這個問題雖然不該假設，但臣可以正面回答:很有可能會。

　　最初會有袁紹代漢，但他若是步伐不夠快，而且沒能活到滅掉其他殘余擁漢勢力的時候，那麽曹操代袁就是必然的。

　　曹操之後，如何再被他人所篡，臣說不出具體的推演，但無非是曹操選擇兩條路:要麽嚴重貶抑武臣，自廢武功，一改秦漢以來華夏強而夷狄弱的局面。如此，則曹操終將亡於胡。

　　如果曹操不嚴重貶抑武臣，但他自己又是篡袁而立，考慮到任何人對於自己走過一次的路都會嚴加提防，到時候曹操肯定會總結出‘袁氏之亡在於宗室兵權相比於外姓兵權不夠有壓倒性優勢，所以才被外姓挑撥宗室亂中取事’的結論。

　　到時候，他就是大封曹姓諸王，而且實掌兵權，哪怕會因此導致一兩代人後重演漢之吳楚七國之亂也在所不惜。而且曹操本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現在還沒得多少疆土，都已經隻重用夏侯惇、夏侯淵、曹洪、曹仁掌兵，其余諸將豈有獨力傭兵五萬以上的?

　　在他看來，就算重演一遍七國之亂，好歹將來的七國都是姓曹的，哪怕中樞被地方藩王所滅，最後上去的也是一個姓曹的嘛，總比曹氏被其他人篡竊後跟袁氏一樣覆滅要好。

　　在正統崩潰的時候，最重要的往往是最初的六十年，也就是一代人的壽命。一旦最初的六十年熬過了，確保一個帝國的子民都是在建國之後出生的。

　　生於前朝的老者都老死了，也就沒人親歷過朝代更替的腥風血雨，不會有切身體會的前朝記憶，也就不會覺得‘王朝會更替’是正常的，反而認為朝代不會更替才是正常的，這就算是正統認知在庶民階層中基本穩定了——

　　當然，這裡僅針對庶民，不針對士，也就是讀過書的人。讀書人會通過史來了解前朝，所以他們心中的正統性一旦崩塌，是很難用時間重建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祖當年的廣封諸王，雖然導致後來諸王血統漸遠後離心離德，但也確實完成了‘讓沒讀過書的庶民都忘記曾有前朝’歷史使命，幫漢拖過了最初一世庶民壽命的時間。

　　但是，七國之亂畢竟是必須吸取的教訓，曹操指望廣封掌兵諸王來撐過正統崩塌的六十年，他未必能確保中樞勝過地方。

　　而一旦天下大亂起來，就不再是‘庶民是否識正統’可以穩住的了。曹操相比於漢，在士中永遠沒有正統性，所以只要中樞壓不過藩王，所有有識之士都會當牆頭草，再無忠義之人，最終限於崩摧。”

　　李素這番話說得很艱難，還好幾次停下來，不但要給劉備時間理解吸收，他自己也要臨時組織調整話術，把“八王之亂”、“五胡亂華”逆向拚湊解讀，偽裝成“智謀推演所得”。

　　很多地方的處理，還是似是而非比較生澀的。

　　好在本來就是憑空推演，劉備心中壓根兒沒有任何圖景，李素能有理有據說出一些乾貨來，他已經覺得很有道理了。

　　其實更主要是李素跟他認識十三年，算無遺策，積累的信用夠多了。現在李素說出一些細節不嚴密的東西，他也傾向於直接相信了。

　　總而言之，劉備是確實得出了“只要正統性崩潰，軍閥篡位循環不可避免，要穩定就得不惜損害對外戰鬥力抑製武臣”的推演結論，也為自己避免了這個深淵而捏了一把汗。

　　不過，沉思良久之後，劉備居然觸類旁通，自己醒悟出了一點——這種醒悟，如果是原本歷史上那個不愛讀書的劉備，還真做不到。

　　但這一世劉備不但親自細讀史書，尋求治亂經驗，關鍵是還專門通讀過李素寫的《殿興有福論》等政治哲學書。劉備此刻是從他對《殿興有福論》的學習心得裡，找到的疑點:

　　“伯雅，如此說來，你當初創設《殿興有福論》，尤其是後續還寫了注釋的《蔡李公問對》，朕如今卻從中隱晦地看出一個見解:

　　一旦殿興有福論傳遍天下，為天下讀書人所知，則士懷敬畏，恐懼天譴，不敢為私欲權利妄為。然黔首無知，不知畏懼，故為君者仍需慎待百姓，蓋揭竿而起者不知天譴。

　　現在看來，你是早就知道自己的殿興有福，有多大適用范圍了吧。你要追求的，不是單純為劉氏一姓萬世不易，那只是順帶而為。

　　你要的是把‘權貴篡竊’這種改朝換代的方式堵死，哪怕要改朝換代，也只能是黔首揭竿，不能是權貴軍閥中的野心家為一姓私欲篡竊?

　　如此，不管天下姓誰，只要天數有變神器更易的理由，不是權貴軍閥篡竊，只要軍閥篡竊這種事情歷史上一次都沒成功過，那麽新朝的君主，就依然可以信任武臣，不用文武相害、自廢漢人對蠻夷的戰力。

　　總結一下，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要追求的是這個:第一，能少改朝換代就少改朝換代。但換個姓享受榮華富貴，別的什麽都沒變的那種改朝換代，不要也罷。

　　非改不可，那也是黔首活不下去而改，甚至改了之後要有新政普惠天下，還依然盡量不傷人君與武將的相互信任，不產生歷史首次武將成功篡竊。”

　　劉備說出這種話，絕對是朗姆奶酒喝多了，思維奔放，膽子也放得開，才說得出口。

　　眾所周知，喝酒對於創意幫助的三境界，只有“微醺”是出發創作靈感的，“酣暢”並不能導致發現靈感，只是讓人之前已經產生的靈感敢於表達出來，而“酩酊”就只是誤事，喝斷片了。

　　劉備算是“微醺”下思考、傾聽，剛好喝到“微醺”向“酣暢”轉變的臨界點時，全部說了出來。

　　但李素才微醺呢，劉備敢說他也不敢接口啊，他當然是四平八穩地說:“人智猶有盡頭，臣窮極智數，只能想到彌補到這一步的法門，其余非臣不願，實乃不能。”

　　劉備擺擺手:“行了，朕就是偶覺豁然貫通，沒有責怪你，知道你不敢徹底把話說開的，哪怕再無六耳也不敢。

　　算了，這話題揭過，關起門來，朕有什麽不敢講的?治亂興替那麽多次了，誰敢說萬年無期?子孫不肖，真連續都出魚肉百姓，貧者無立錐之地，自然會有揭竿而起的。

　　先漢之末，連劉歆身為宗室，還掌太史，尚且覺得王莽該代漢，恐怕便是親見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句話可是他親筆寫的。

　　說點建設性的吧，今日跟賢弟此議，朕最大的收獲，就是發現原先不怎麽在乎的‘君與武將相得，互無疑忌’，是多麽的難得，居然是華夏尚武之風的根髓所在。

　　這個根髓立之至難，傷之至易，卻又極為重要，乾系到華夏漢統，能不能長久保持對蠻夷戎狄的優勢——

　　現在看來，安順衝質桓靈，鮮卑之禍愈演愈烈，跟朝中自竇憲獲罪後，其後八十余年，屢以外戚為大將軍掌兵、而天子亡故後又靠宦官另立旁支、外戚宦官互相攻殺、大將軍屢屢不得善終有關。

　　竇憲、鄧騭、閻顯，都是曾有對外武功的大將軍，卻不得善終，連續三朝先例在前，到後來幼君與外戚的關系便越來越勢同水火。

　　不僅把幼君推向了宦官，導致亂政加劇。也導致此後為大將軍乃至挾君把持朝政者人人自危，越來越想擁兵專權以自保，梁冀、何進、董卓、袁紹、曹操，愈演愈烈。

　　自梁冀以後，那些大將軍只是空掛其名以攬朝政，並無對蠻夷禦外侮之功，因為權力鬥爭被殺，倒還不至於在後世史書上被人借鑒自比以自危。

　　但竇憲有封燕然山之功，可比衛霍，細讀其史，他本人不過是跋扈專權之罪，謀反則未必。從和帝對竇憲的處置來看，竇憲並非被朝廷定罪而明正典刑，只是落入辦案的大鴻臚梁棠之手，逼他自行了斷。

　　朕以為，先在弟妹修的《後漢書》裡，重新把史官點評的部分修飾一下，強調竇憲罪不至死，只是梁棠與竇憲兩家外戚宮鬥私逼致死，以顯示大漢公允。對於攘除外侮之武臣，非謀反不以死罪論的寬宥。

　　要是順利的話，把《漢紀》裡的韓信之死篇目，乃至《史記索隱》裡重新補足的‘太史公言’對韓信案的點評，也都加上，強調‘韓信罪不至死，高祖從未下令處死，為呂後似加重刑’。

　　如此，可能多挽救一些後世君、將之間的相互信任?至於明詔給這些古人重新定性，還是等過幾年，天下徹底統一再說。反正有朕一日，雲長翼德子龍這些是不用擔心的，朕擔心的是後世子孫任用的那些武臣，肯不肯釋懷為公。”

　　劉備也不能直接說自己祖宗不好，但好在他找的這兩個例子，已經是能夠盡量遮羞修修補補了。

　　韓信從法理上來說確實不是劉邦下令殺的，當時他在外打仗征討叛軍，雖然可以說呂雉的命令大概率是揣摩了劉邦的意思，但這裡面還能有機會圓回來一點。(韓信是否有謀反這裡不討論，展開又很長。我認同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削為淮陰侯的時候確實沒有反意。後來可以說有嫌疑，但畢竟是第一次被削了之後被逼了)

　　竇憲和辦案逼死他的梁棠的恩怨，也可以解釋。

　　因為竇太后和梁貴人的恩怨，就有點像靈帝時候何皇后和王美人的恩怨。竇太后是正牌太后，但她沒兒子繼承皇位，是被她壓製的梁貴人生的兒子成了漢和帝(但梁太后沒有像何皇后鴆殺王美人那樣殺梁貴人，她尋罪殺了梁貴人和梁棠的父親，梁貴人是自己驚嚇鬱悶而死的)。

　　所以說梁棠要找殺父仇人的弟弟報仇，私下逼死竇憲，也說得過去。

　　劉備這就是想把有統一戰爭和對外戰爭大功的人的定性平反一下，示好於後世武臣。

　　這招他活著的時候完全用不上，完全是他覺得這樣可以給子孫積德，讓武臣對皇帝的猜疑鏈稍稍松一些。

　　當然了，那些純粹因為外戚成為大將軍、混日子沒有對異族大功的，就完全沒必要平反了。不管他們有沒有謀反還是僅僅跋扈就被殺，不重要。武臣對君主的信任，也不會因為聯想到這些人的下場而有所損失

　　比如梁冀那種外戚跋扈將軍，對外作戰屁事沒乾成，哪怕他沒想篡桓帝，只是跋扈專權，殺了也就殺了，不解釋。再說梁冀也不是被明確問罪而殺的，是直接畏罪自殺。而且梁冀鴆殺質帝的罪名跑不了。

　　當然了，這一切的前提和操作，也就是基於劉備現在所處的環境、華夏文明之前還沒有武將篡逆為皇帝的先例，皇帝殺有功武將的先例也極少，所以還修修補補得過來。(武將篡國君、國君殺功臣的例子很多了，那都是春秋戰國時候的王，不是皇帝。有皇帝制度之後還沒有)

　　如果是已經唐宋了，惡劣先例歷史包袱太多，那還修補個屁。就算君主想修補，李素都會主動勸他放棄的，都爛了，補丁面積比本體還大，修不過來的。

　　歷史太悠久，有時候也是一種包袱。會讓每個人都代入其中的角色，然後揣摩“我代入的這類角色在歷史上有沒有善終”，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習慣。

　　揣摸多了，原本沒有反意的，因為看到的悲慘案例多了，也殺心漸起(君臣都有問題，都有殺心，不是單方面的)。

　　現在這狀態，能不能補回來，李素也說不好，但劉備想嘗試，看起來就算乾不成，也不至於有什麽反效果，也不至於被說“揭祖宗的短”，導致思想意識形態混亂。

　　何況，兩個案子分別過去四百年和一百多年了，也可以解釋嘛，也確實不是皇帝親自下令殺的功臣，試試就試試吧。

　　劉備決定以後一定要教導後續子孫，好好讀讀歷史書，要自己讀，不能讓博士挑重點講解。

　　當皇帝的人，尤其是生於深宮，本來就對社會缺乏了解，不知民間疾苦，再不以史為鑒，根本就不了解如何代入和安撫臣子的疑慮。

　　安排完這些，劉備因為剛才提到了給韓信平反定性的事兒，也是越想越惋惜。

　　高祖一輩子留下的絕大多數是政治遺產，但唯獨這兒，讓人扼腕歎息。雖然劉備也知道那是劉邦當年正統還不夠強，所以手段狠了一些。如果是劉家人已經當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再有個韓信都不用怕的。

　　如此一想，劉備就骨鯁在喉地衍生出兩個問題:“伯雅，高祖與韓信之前，雖然沒有武將篡帝、皇帝忌憚功臣之能而殺大將的惡例，但春秋戰國時國君殺大將、大將篡國君的例子還是不少的。

　　那為何只要國君與大將之間沒有篡逆相殺，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這種穩定能一直被借鑒下去呢?為什麽他們不會借鑒到勾踐文種范蠡身上去?

　　如果高祖之前，秦始皇不再用民過重，以秦之正統，是否可以完全不殺功將而平穩有天下?秦始皇生前， 王翦等人也頗得善終，蒙氏之死，那也是胡亥時所為。”

　　劉邦想到這一步，完全是徹底進入了“酣暢”向“酩酊”過渡的階段，所以連同情秦始皇的假設都開始說了。

　　當然，他作為漢朝皇帝，肯定不是出於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他只是忍不住做一個“正統性足夠的君主，該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撫武臣的制度”的思想實驗，以為自己借鑒所用。

　　這種思想實驗，他也隻敢在沒有外人的時候問，否則太有損皇帝的形象。

　　面對劉備執著求知求安慰的狀態，李素決定給個高屋建瓴的回答，讓他放棄幻想，同時結束今天的討論。

　　李素:“陛下，諸侯國君背信棄義、出爾反爾、鳥盡弓藏，與皇帝做上述三類同樣的事情，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諸侯國君並非天下共主，有無道者，還有天下他國共誅之，吊民伐罪。

　　所以哪個國君做得不地道，自有外部勢力懲罰他，國民也不用擔心天道正義得不到伸張，不會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只會覺得那個君必然被百姓所棄、國力日衰、最後為其他諸侯所滅。

　　所以從這個角度，皇帝背信棄義的傷害要大得多，士庶百姓都會發現其上再無製衡競爭之人去懲戒這種背信棄義。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跟他看不透這一點有莫大的關系，這種假設一開始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