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曹操親率大軍趕往關中，坐鎮長安，以便隨時指揮漢中戰局。同時，邊塞硝煙再起，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烏桓鮮卑聯軍。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今漢水)，依山而進，駐軍於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與劉備爭奪地勢，被黃忠斬殺，曹軍大敗。

　之後，曹操親率大軍來奪漢中，但是劉備堅壁不出，曹軍與劉備軍相距數月，無利，遂放棄漢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曹操剛剛從漢中撤出，劉備大將關羽就從荊州向他的東南防線襄、樊一帶發動了進攻。

　曹操聞知，立刻派大將於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關羽乘洪水泛濫之機，擒於禁，斬龐德，乘勢進軍，將樊城圍住。

　時樊城曹軍只有數千人，城被水淹，水面離城樓僅有數尺，曹仁率軍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領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從關中趕到洛陽，親自指揮救援樊城。

　孫權因關羽處其上遊，不願意讓關羽勢力發展，且他早有攻取荊州之心，於是聯結曹操，準備以大將呂蒙偷襲荊州要地江陵。

　曹操接到書信後，將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繼續堅守，自己進至摩陂(今郟縣東南)，臨近指揮，又派兵十二營增援徐晃，命他反擊關羽。

　經過惡戰，關羽大敗而走。不久，呂蒙偷襲江陵得手。關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孫權軍擒殺，孫權將關羽的首級送到許昌，曹操以諸侯之禮安葬，襄樊戰役結束。

　曹操在孫權擒殺關羽、取得荊州後，表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孫權遣使入貢，向曹操稱臣，並勸曹操取代漢朝自稱大魏皇帝。

　曹操將孫權來書遍示內外群臣，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

　曹操手下群臣乘機向曹操勸進。曹操自己還不想廢獻帝自立，他說: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還軍洛陽。當月，病逝在洛陽，終年六十六歲，諡曰武王。

　他臨死前留下《遺令》。根據曹操的遺囑，他於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於鄴城(今河北邯鄲臨漳縣)西郊的高陵。

　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漢朝，自立為皇帝，國號魏，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曹了，何須論其英還是奸，無論曹操是英雄是奸雄，其都是雄，這是無法否認的，在歷史上，不僅是他的武功，更是他的文治，才成就了他的“雄”。

　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黃淮流域社會經濟遭到空前的破壞，百姓遭屠，土地荒蕪，幸存者被迫離鄉背井，流落他方。可謂“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

　面對這種悲慘景象，曹操在世時實行了一系列政策來恢復經濟，穩定局面。從曹操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如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由於禍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製豪強的法治政策。

　曹操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製不法豪強。

　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

　“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

　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

　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並非無據:漢獻帝被西涼軍爭奪，各州郡牧守都在擁兵自強，斷絕納貢。整個中國的局面是群雄割據，軍閥混戰。

　漢獻帝小朝廷，遠遠沒有控制政治局勢的能力，在這危難之際，曹操挾持窮途末路的皇帝，遷都許昌，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圖進而統一中國，起到了穩定東漢朝政局面的作用。

　還有曹操的唯才是舉，實在是舉世聞名: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為維護和發展勢力， 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制，強調“唯才是舉”。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

　210年到217年，他先後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製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曹操十分尚禮重法，他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其根基屬於儒家思想范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

　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術，嚴刑峻法，史載甚明，這構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側面。此即“撥亂刑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

　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當然，曹操的“雄”更是雄才大略的雄，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他統一了華夏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