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將李信率領秦軍數千人，窮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潛伏於水中幸免於難。後來，燕王喜經過權衡利害關系，派人將太子丹殺掉，將其首級獻給秦國，想以此求得休戰，保住燕國不亡。[33]燕王喜逃到遼東以後，秦軍主力就調往南線進攻楚國。

　　前222年，王賁奉命攻伐燕國在遼東的殘余勢力，俘獲燕王喜，燕國徹底滅亡。[34]

　　(六)滅齊國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政命令王賁揮戈南下，攻打東方六國中的最後一個:齊國。從春秋到戰國中期，齊是山東諸國中比較強大的一個。但是，前284年燕、趙、韓、魏、楚五國攻齊，尤其是燕將樂毅橫掃齊國，令齊國差點亡國。之後，齊國一直沒有複強。而且，此時的齊王建是個無能之輩。[62]

　　前249年，後勝任宰相。秦國迅速展開收買內應的活動，向後勝饋贈大量的黃金、玉器。後勝得了秦國的好處，就派出大批賓客相繼赴秦。秦國又對他們大肆賄賂，送給金錢、珍寶，讓他們回齊國充當內應。這批人從秦國回來後，就積極地製造親秦的輿論。他們說齊王建應西去朝秦，以表歸順，又說齊秦是姻親，根本不用備戰抗秦，也不要幫助三晉、燕、楚攻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賁南下伐齊，幾乎就沒有遇到過什麽抵抗。王賁率軍長驅直入，來到臨淄，齊王建與後勝馬上向秦投降。[40]齊國滅亡。

　　至此，秦國走完了削平群雄、統一六國的最後一程。

　　開疆拓土

　　(一)南征百越

　　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中原的大業之後，就著手制定北討匈奴、南平百越的戰略。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將屠睢和趙佗率50萬大軍，發動了征服嶺南越族的戰爭。秦軍兵分五路，經廣西北部的越城嶺、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以及江西南康和余乾等地，向兩廣地區的越族進軍。其中，攻佔番禺的這支秦軍最為迅速。他們經九嶷要塞，順北江而下，直達珠江三角洲地區，並佔領了番禺。而進攻廣西地區越族人的兩支大軍，越人由於熟悉地形，善於爬山涉水，夜間偷襲秦軍，擾得秦軍苦不堪言。越人一度獲勝，秦軍糧道被斷，供給不足，主帥之一的屠睢也被殺害。由於糧食匱乏、主帥被殺、數十萬的秦軍傷亡，使戰爭陷入了對峙階段，前後相持達三年之久。[63]

　　為了扭轉兵力不足、糧草供給的困難局面，前217年，秦始皇命監禦史史祿在廣西興安縣境內開鑿溝通湘水和漓水的靈渠。由於靈渠總長僅34公裡，工程的勞動量不大，秦軍很快就完成了。靈渠溝通了湘水和珠江水系，秦軍的糧餉能夠絡繹不絕地運到嶺南，為秦始皇完成嶺南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障。[63]

　　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囂和趙佗再次進攻百越各部族。秦軍勢如破竹，很快擊潰了今廣西等地的西甌族和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族的反抗，整個嶺南地區從此劃入了秦朝的版圖。[63]

　　為了保持嶺南的穩定，秦始皇命進軍嶺南的將士留守當地“屯戍”。另外，還從中原向嶺南地區大批移民。留守的將士和移民，除少數與中原移民女子結婚外，其余多娶越女為妻。他們為嶺南地區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農業、手工業技術，為嶺南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秦平嶺南的戰爭是秦始皇統一中國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將嶺南納入了中國的版圖，

使越族正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它對促進漢越民族的融合及嶺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63]　　(二)北擊匈奴

　　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前214年—前213年)，秦始皇遣將軍蒙恬率軍北擊匈奴的一次大規模進攻戰。[53]

　　戰國時期中原各國忙於征戰，無暇北顧，匈奴經常襲掠與其接壤的秦、趙、燕三國北部邊地。為解除匈奴對秦的威脅，秦始皇命蒙恬率30萬大軍北擊匈奴。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春，蒙恬統主力軍從上郡(郡治膚施，今陝西榆林市南)北出長城攻其東;楊翁子率偏師由肖關(寧夏固原東南)出長城攻其西。匈奴敗逃。秦遂取河南地(內蒙古烏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 沿河置44縣，移民墾守。因匈奴不斷來攻，次年秋，秦始皇複命蒙恬軍又北渡黃河，取高闕(內蒙古狼山中部計蘭山口)，攻佔陽山(內蒙古烏加河北的狼山、陰山)、北假(烏加河以南夾山帶河地區)。匈奴不敵，向北遷徙。為鞏固河南地區，秦置九原郡(郡治九原，內蒙古包頭市西北)。為防止匈奴南下，蒙恬奉命征發大量民工在燕、趙、秦長城基礎上，修築了西起臨洮(甘肅岷縣)，東到遼東的萬裡長城，對鞏固秦北部邊地發揮了重要作用。秦朝反擊匈奴的勝利，是對匈奴貴族侵擾勢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擊。匈奴單於“頭曼不勝秦”，被迫“北徙”十余年。[53]

　　故漢初著名政論家賈誼稱其“郤匈奴七百余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桑弘羊也說:經蒙恬反擊之後，“匈奴勢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這場反擊戰，解除了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與破壞，“悉收河南地”，使今河套內外，大河南北的廣大地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擺脫了兵禍的災難。[53]

　　(三)開發北疆

　　北伐匈奴的同時，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實之初縣”。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進一步增加了徙邊的人數。除謫徙刑徒外，還鼓勵一般民眾移居邊地。如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一次就從內地徙民三萬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級”。這些遷去的民眾與刑徒，一面屯墾，一面戍邊，對於開發北方邊地，充實武備，發揮了重要作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