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張居正的驛站改革雖然偏於剛、強，失於柔、巧，但起碼比一心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好。

　　歷史上的1629年，19歲的崇禎皇帝也幹了一次驛政改革，不過急功近利的崇禎甚至連張居正的耐心還不如，只希望以一攬子的大刀闊斧改革，立竿見影的解決問題。所以他的手段與張居正有兩大區別:

　　張居正的驛政改革雖然也強硬，但至少著眼點還是減輕民眾的負擔，至於後來節省了上百萬兩銀子，反倒只是附帶的好處。而崇禎身為天子，卻只是盯著這驛政改革所得的幾十萬兩白銀下手。因此，他默許了官吏們對民間的攤派，而只是要求官吏們把這筆資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於軍費，可謂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剛才說過的，崇禎在改革的執行上操之過急，缺乏耐心。他在沒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況下，一刀切的下令裁減全國驛站規模的60%！要知道，嘉靖時期和張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進行、逐步推進，均耗時數年。而崇禎的改革，卻要求各地在幾個月內立刻完成！

　　這你還不失敗，誰失敗?

　　按照高拱、郭樸他們對張居正的看法，張居正做事都還太急了，那換成比張居正還急了好幾倍的崇禎，能不壞事?

　　治大國如烹小鮮，就好比煎雞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肯定得糊啊！

　　試想當年紅朝太祖那樣的偉人，又擁有無可比擬的威望和效率足夠高的行政隊伍，最後都在一個“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點都比不了人家，還能不出事?

　　高務實思來想去，大明驛站之所以成為盤剝當地百姓的毒瘤，關鍵還是在於它有盤剝的權力，想要消除這種盤剝，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讓它失去這種權力。

　　但這個權力收回雖然容易，可收回之後還能維持驛站的作用就難了。

　　現在驛站有“盤剝”百姓的權力，許多偏僻之地的驛站都難以為繼，年久失修都是小問題，規定應該擁有的車、馬、驛夫等通通不達標，一旦有事，效率完全無法確保。那麽試想一下，它如果還失去了盤剝的權力，這驛站設與不設，只怕是根本沒有區別了——什麽事都做不了啦。

　　但高務實畢竟是乾過基層幹部的，他很敏銳的想通了其中的關鍵問題:大明的驛站實際上相當於後世那些“自負盈虧”的事業單位，算起來倒也是國有，但國家實際上不管你的吃飯問題，反而賜予你某些特權。

　　換做是誰，也得把這份特權用到極致啊，要不然上哪吃飯?

　　世無孔子，良心固然是個好東西，可畢竟不能當飯吃，餓死不是嗟來之食的人，永遠是少數。

　　很好，這下子總算搞清楚問題的根源出在哪了——還是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

　　沒錯，這個看似方便實則腦殘的法子，就是這位真正打心眼裡同情農民的洪武大帝搞出來的。

　　簡直令人智熄。

　　所以大明的驛站改革，朝廷固然必須收回驛站盤剝地方百姓的權力，可是同時也必須負擔起驛站的正常花銷來。

　　那麽這一來就出現了兩個大麻煩:

　　第一個大麻煩是，朝廷現在窮得就差當掉底褲了，迄今為止高拱都還在為嘉靖朝還帳，哪有錢負擔驛站的開銷?

　　第二個大麻煩是，朝廷為什麽要負擔各級官員出行的費用?哦，你說大家都是皇帝的臣子，出差當然要皇帝出錢?沒錯，可就算要負責，按理說朝廷也只需要負責中樞層面的官員出行才對，

憑什麽你地方上的官員出行，也要中樞財政負責?你地方上上繳中樞的稅款才幾個錢啊?朱元璋當年可是把林林總總加在一塊的老大一筆稅款都留在了地方，根本沒有要求你們地方上上繳中樞的！　　這個情況要讓高務實來類比，就好比他是某南方省份的某市某縣某鄉鎮官員，他現在要去北方某地考察學習，難道他這筆差旅費能直接找財政部報銷去?

　　多大的臉啊朋友！

　　問題清楚了，根源也找到了，現在需要的就是想辦法解決了。

　　怎一看，這是個死循環:朝廷需要驛站——朝廷沒錢負擔驛站——朝廷給於驛站特權——驛站盤剝當地百姓——官員盤剝沿途驛站——朝廷還是需要驛站——朝廷繼續縱容驛站盤剝百姓。

　　說到底，這其中的根源還是在於一條:朝廷真的需要驛站。

　　別的不說，光是全國的公文往來，如果沒有驛站，就全部都得抓瞎。那也就意味著朝廷的統治力被全面切斷了，這還得了?

　　而且這承擔全國公文傳遞的功能，即便高務實這種穿越者，也不敢亂出主意說成立一個私企來操辦——誤了軍情、急政，哪個私人承擔得起這樣的責任?別說這私企的“法人”本人了，真要是誤了大事，怕不是連十八代祖墳都得讓朝廷給刨了，這可不是什麽法治社會，鞭屍、刨祖墳什麽的，真乾得出來。

　　好吧，驛站既然無可替代，那就只能想辦法滿足驛站所需的資金。

　　高務實對於現代財務也不是很懂，但他覺得，財務最根本的就是收入和支出， 要想朝廷能養活驛站，無非增加收入而減少支出。

　　增加收入可以從之前驛站“盤剝”當地百姓這一點上來想辦法，首先弄清楚大明眼下的驛站對於當地的盤剝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水平，在朝廷把驛站的盤剝權收回之後，由朝廷直接從當地收取另一筆稅款，單獨走帳，不能讓驛站自己負責，最好也不要讓當地官府負責。

　　當然，既然要減輕當地負擔，這筆稅款一定要比之前驛站的盤剝來得輕，否則就是做了白工。

　　可是這又涉及到一個行政效率的問題，如果單獨再設一個部門負責此事，就成了機構重疊，即便不是重疊，至少也是機構臃腫，同樣是在增加開支。

　　而減少開支這一項，最關鍵的則是杜絕經過驛站的各級官員消費和勒索，這也是張居正當年改革的主要著力點。不過張居正的問題在於，他抓死了這筆錢，不讓官員拿，所以各級官員對此都很不滿。

　　高務實不是非黑即白的小憤青，不會去說“這錢你們本來就不該拿”這樣的廢話——人家拿了兩百年了，現在你說不該拿他就心悅誠服的不拿了?就算孔夫子親自來，他們也不會心服的。

　　所以這筆錢得補回去，但朝廷中樞財政不能去補，否則還是做白工，只能讓地方財政去補——譬如各地官員上任，可以改為該官員到任後，由其所任的地方官府報銷他的上任差旅費。

　　當然，這個差旅費必須有一個嚴格的標準，不能你說你路上花了多少，我地方財政就給你報多少，得定下規矩，根據你的品級、旅途長短來嚴格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