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之前和郭樸說會試之前都住在他的大學士府，其實那只是個說辭，主要是用這個姿態表示對郭樸的支持，從而加強郭樸在高黨的權威性。這一點，高務實知道郭樸一定能看得出來。

　　既然只是個姿態，那麽在接著朱翊鈞的“君威”，高黨雷霆萬鈞的扳倒了凌雲翼之後，高務實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閣老府中了。

　　會試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試之前臨時決定的，但高務實知道郭樸就算被皇帝點將主持本次會試，他也也一定會拒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高務實這次也會參加會試，而高務實是他的學生。

　　出於同樣的理由，高務實估計大舅張四維也不會出任本次會試的主考官。

　　這就讓高務實有些撓頭了，因為會試主考，是有很大幾率會讓一位內閣閣老領銜的，而現在內閣只有三位閣老，如果郭樸和張四維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概率這次的主考官會是申時行。

　　申時行在先帝隆起朝時就是“同知太子經筵事”，雖然不是日講官，但因為他“負總責”，其實也是給朱翊鈞講過課的那也就是給高務實講過課。

　　申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狀元公，學問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過這位狀元公的課高務實一直不是特別喜歡，倒不是他講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時行講課的風格實在是太過於四平八穩，說話也是小嗓門，溫文爾雅有余，威嚴肅殺不足。

　　不過，這恐怕也是申時行的個人風格，他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其做學問甚至有些把儒學往道家的無為上帶，某種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現在心學中的某一派傾向，就是過於注重所謂心性的修養，而把現實中的許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國有兩千年封建史，這兩千年中的大一統王朝自漢以降，一直是尊儒家為正統價值觀。但是所謂儒家學說自孔孟之後，也是變化發展的。自從宋代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北宋五子開創的新儒學，在南宋分為朱陸兩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學逐漸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學則進一步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並通過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為君主統治的正統要義。

　　而至明代中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級的壯大，一股帶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個思潮，開始猛烈衝擊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綱常禮教觀念。王陽明心學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比起從政的經歷，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矚目。結過艱苦卓絕的現實磨練，他成就了自成一說的心學理論。“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後人因此也稱王陽明哲學為良知之學。

　　據說，曾有人請王陽明講學，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隻講良知，不要守著“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反駁他，說:“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

　　其實對於這一則故事，高務實是有個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裡說，良知是一種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人們通過性善所體現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陽明卻把這個本能的道德感應變成了三觀的核心價值觀念。

　　高務實一直認為，禪宗就是把佛教中國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學與禪宗頗有些異曲同工，是將儒家學說也通俗化和大眾化了，不必拘泥四書五經教義，人人都可隨心所欲地領會儒教，人人可以為聖賢。

　　陽明心學一直在民間流傳甚廣，但因為沒有系統的嚴謹理論，所以無法取得正統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階段遭到官方打擊。即便王陽明死後，嘉靖帝還評價他說:“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此論若一言以蔽之，可謂“心學即歪理邪說”。

　　然而奇怪的是，心學在王陽明死後半個世紀，依然火了起來，並得到官方承認。歷史上的萬歷十二年，張居正已死，一些心學門徒進入了權力中心，在他們的鼓噪下，萬歷帝將心學當成了儒教理論發展創新，使王陽明從祀孔廟。

　　高務實的觀點是，王陽明也許是夠資格入孔廟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