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尚書吃了癟，兩位相公隻好親自出馬，但親自出馬也不是亮個身份就能鎮住高務實的，總得拿出點說辭來才行。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裡，兩位尚書吃癟固然是真，但其實已經將平時常用的說辭都用了一遍，什麽害民論、無用論，剛才實際上都已經講過了。

　　在這種情況下，兩位相公又有什麽殺手鐧呢?

　　剛剛遞補為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錫爵王閣老端坐席間，但上半身卻轉了過來，朝尚書席面上的高務實笑道:“錫爵久聞大司徒能言善辯，咳唾成珠，不意今日有幸得見，果有諸葛武侯之遺范。

　　不過大司徒一定知曉，老子曾在《道德經》中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亦在《論語·裡仁》中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在《論語·學而》中道:‘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高務實淡淡一笑，朝王錫爵微微拱手，道:“荊石公教訓的是。只不過，方才所論之事關乎朝廷大政，務實雖德薄才淺，亦不敢以個人之俗名凌駕於天下之政略。

　　我實學一宗，素來講究所為之事必當有利於天下，切忌蟻羶鼠腐，狐媚猿攀，是以但凡論政，務實歷來不敢諱言。再有，正所謂燈不撥不亮，理不辨不明。若是辯理無用，我等讀書十載，寫就時文千篇，所為何來?”

　　王錫爵心中一凜，暗道:高求真果然善辯！我以君子之方欺他，他根本不肯上當，所言之意無非是說，他因為忠於朝廷、忠於天下之大政，即便舍了這君子之道也在所不惜。

　　高務實這個回答確實有點說道，因為對於一般的讀書人而言，首要的關注點並非自己算不算“能臣”，而是自己算不算“君子”。在此時天下大多數文人的心目中，一個人首先應該是君子，其次才好去爭取做個能臣。

　　王錫爵他們所屬的心學派就是這種思路，甚至傳統的理學一派，也即通常而言的中立派，其實大多數人也持此態度，惟獨實學派裡頭有些人對此抱有異議——譬如高務實現在就明確表達了這種思想。

　　當然，高務實的表達其實並非“我哪怕不算君子，但我至少可以做個能臣”。他表達的意思是“如果要我做個選擇，那麽為了成為能臣，我寧可不做君子。”

　　這兩種意思看起來差不多，但實際上有個先後順序在裡頭，有個因果、取舍在裡頭，意義其實就大不一樣了。

　　王錫爵呵呵一笑，道:“大司徒年未而立，學問既精，思慮又疾，以此學問思慮，論辯自然無人可及。不過，治大國如烹小鮮，為政者素來最忌操切。

　　天下間有許多事原本或許都是好事，許多政策原本或許都是善政，然則一旦操之過急，一應大政累積在一塊兒施為，就可能適得其反。

　　一如此前朝廷急於積攢錢糧，為攻略察哈爾而準備，結果鬧出西北之亂。去年大司徒收天下財權於戶部一衙，新設兩署十三司，此大政也。此大政行之是否有效，是否另有意料之外的變數，這都需要時間長期觀察，不能僅以去年收支之數超越以往，便言之鑿鑿，認為必是善政無疑……”

　　“施政是否有益，益中是否有弊，的確需要時間來證明。在這一點上，務實完全同意荊石公之論。”高務實點了點頭，道:“不過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去年戶部收攬天下財權之舉，即是為西北之亂‘反求諸己而已矣’。見兔顧犬，亡羊補牢，雖前禍已然，亦可為後患之補也。

　　至於荊石公所言之中論及今施政操切，務實雖當自省，不過這些‘大政’原本便是環環相扣，互為依存之政。前政即出，後政自當隨行，否則瞻前顧後，恐怕反而錯過時機，將來再欲行之，條件已然不再，豈不悔之晚矣?”

　　無論閣老席還是尚書席，見王錫爵與高務實這兩位大學霸開始引經據典地對戰，都不禁有些暗暗興奮。說起來，大家都是學霸，這兩席之上，當年考試成績最差的周詠也是三甲同進士出身。

　　按照科舉三年一度，一次約莫取三百人來說，同進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國挑一百號的人才，那學問能差得了?至於其他諸位就更不必說，基本都是二甲出身，甚至申時行申元輔乾脆就是狀元公。

　　習武之人有機會和勢均力敵的對手對戰，幾乎各個都是興奮不已，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較量一番，讀書人難道便不是了?無非一個動手，一個動口罷了，而身為內行，能夠觀摩高層次的對戰，原本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何況一般而言到了閣老、部堂這個層次，除非是在禦前，否則很少會親自下場“交手”了，自然更加不容錯過。

　　不過，觀戰者固然開心，參戰者卻未必，比如王錫爵此時就有點煩高務實的應對手段。

　　別以為他倆都是引經據典，就以為兩個人是在同一個頻道論戰，其實不然。雙方實際上都是在互相設套，王錫爵的引經據典是為了將高務實拉進他王閣老的主場，反之高務實的引經據典其實也是為了將王錫爵拉進他高部堂的主場。

　　什麽主場?王錫爵的主場叫做“君子德操”，高務實的主場叫做“天下為公”。

　　例如剛才高務實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來形容西北之亂以後他出任戶部尚書並收攏天下財權之舉，其實就是擺明了“我眼裡只有‘公德’而無‘私德’，任何私德到了我這裡，都是為公德服務的。”

　　為什麽是這個意思?先看看他引用孟子的那句話本意是什麽。

　　孟子說:“愛別人卻得不到別人的親近，那就應反問自己的仁愛是否夠;管理別人卻不能夠管理好，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問題;禮貌待人卻得不到別人相應的禮貌，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禮貌是否到位——凡是自己的行為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自身行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會歸服。”

　　其實高務實沒有引用完，後面還有一小句，是“《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概意思就是:“《詩經》說:‘常思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這段話的本意其實是說人際交往，孟子經常論及這些，比如在《公孫醜上》裡，孟子就說過:“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意思都是一樣的。

　　本質上來說，這些話是從個人品質來說的，其主旨提倡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評。也就是孔子在《論語·衛靈公》所說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但這句話本身也可以升華，例如從治理國家政治說，孟子這番話的意思就可以升華為正己以正人。如孔子在《論語·子路》中說的那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儒家政治歷來強調從自身做起，從身邊事做起，所以多與個人品質緊緊連在一起，而自我批評則是其手段之一，其相關論述在《論語》和《孟子》中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什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什麽“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都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強調個人操守，那是心學派這個“道德實學”所擅長的主場，而高務實的實學，乃是治國理政之實學，他必須把話題控制在治國理政上頭才算主場作戰。

　　因此高務實不等王錫爵出招，便自己反客為主，先用一段講個人操守的“聖人之言”升華到治國理政，提前把戰場給轉移了去。

　　這樣一來，王錫爵要麽就和高務實在治國理政的細節上和他直接過招，要麽就得想法子再把戰場轉移回去——但高務實這種提前轉移戰場的行為，本就表明了高務實知道談個人操守是他王閣老的預定手段，於是高部堂明確表示不打算接這個招:有本事我們就事論事，你別和我玩這套兜圈子的把戲。

　　於是王閣老就很煩了，在這種對方已經知道自己手段的情況下，還想把戰場拉回來幾乎不可能。正如萬壽節之前申元輔所言，高務實絕對不是官場雛鳥，算起來這小子當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樞經驗”，絕對是站得高看得遠的那一類。

　　因此，如果他王閣老繼續把戰場拉回個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猶豫又轉回到治國理政，那這樣一來，雙方幾乎就只能是雞同鴨講自說自話，到最後可能看似爭得激烈，其實說完了之後就會發現，兩個人實際上什麽都沒說。

　　什麽都沒說，就等於王錫爵失敗了，因為高務實其實是先出招的一方——《革新驛站疏》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閣老沒把《革新驛站疏》給噴掉，當然不可能算你贏了啊。

　　申元輔作為早年學霸，官場經驗也足夠豐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門道，知道再這樣繼續下去，肯定辯不出個所以然來，必須得換個思路了。

　　眼下的問題是高務實不談個人操守，他隻談治國理政，隻肯就事論事。

　　申時行其實早就見識過高務實治國理政的本事——見識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談治國理政，和他就事論事，這種仗實在不好打。

　　可惜這仗不打還不行，因為心學派不能讓《革新驛站疏》裡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務實的推動下順利進行下去。

　　為什麽啊?是《革新驛站疏》對心學派有很大的危害麽?

　　那倒不是。本質上來說，高務實在《革新驛站疏》裡提到的一些改製辦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頗有一點割肉飼虎的意味，心學派方面反而沒有多少損失——畢竟物流這一塊原本就是京華系的強項，心學派背後的金主們在這個行當裡涉足得很少。

　　心學派的金主主要是做什麽的?田地、蠶桑、紡織、淮鹽、海貿等等，其中與京華形成比較強烈對抗的方面其實只有海貿。

　　但理論上來講，海貿這一塊所謂的與京華對抗，不如說是競爭，而且這種競爭基本上還是公平競爭——因為京華並沒有恃強凌弱，仗著海上強大的武裝實力不準江南海商去哪裡哪裡行商。

　　京華了不起也只是收了個保護費，並且這保護費也不是強行收的，你不交也行，只是在外海沒有京華艦隊的同行，也不準掛京華的書劍旗——那意味著遇到海盜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實際上江南海商們絕大多數願意交這筆錢。

　　但為何江南海商們還是把京華看做大敵呢?因為確實競爭不過。

　　首先，京華從造船水平到貿易規模，全方位碾壓了江南海商;其次，在貨物本身方面，京華很是擁有一批壟斷性的商品不說，其在江南購貨進行“外貿出口”的能力也不比江南海商差——因為京華一來物流佔優，可以自己去運貨，二來市場規模更大，銷量方面更有保障。

　　換了你是一位大絲綢商人或者棉布商人，你也肯定樂意把貨物給京華啊，省時省力不說，利潤來得幾乎是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為何申時行還是要反對《革新驛站疏》呢?原因有二。

　　其一，京華自廢武功，往自家物流能力上砍一刀，這事在申時行看來必然有詐。或者不說有詐吧，那至少是一定有其他後手。

　　什麽後手?申時行左思右想，認為高務實不會真的一刀把自家物流砍廢，因為京華的物流不是它京華獨門獨戶做起來的，為京華“打下手”的人非常多，這些人的利益高務實不可能不管不顧。

　　那麽，丟掉“革新驛站”裡頭的那些買賣之後，這股力量要怎麽用起來?無非是繼續擴大海貿，把這股物流力量加強到在江南地區收購各種貨物之上。

　　這就要了命了，意味著江南財閥們的本地供應鏈都會受到京華系的強勢擠壓，雙方可能在江南貨物供應上打一場大決戰。

　　京華的實力如何?反正申時行絕對不會小看半分，他寧可選擇從朝廷層面狙擊《革新驛站疏》，也不願意看到京華在表面上的自廢武功之下，卻去心學派的江南老巢攪風攪雨。

　　因此申時行不得不開口了。

　　只見申元輔哈哈一笑，擺手道:“大司徒說‘前政即出，後政自當隨行，否則瞻前顧後，恐怕反而錯過時機’，誠哉斯言。不過大司徒近來諸事繁忙，恐怕還不知道錦衣衛日前剛從察哈爾傳來的一個消息——這次的時機，怕是真的隻好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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