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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雖然說了“這次你絕對不能推辭”，但顯然高務實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辭，只不過對於實學派黨魁的他而言，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員似的，表現得好像寧死不受一樣。

大明朝的文官嘛，哪能皇帝說封賞你就屁顛屁顛接受呢?大家都是要面子的，而明朝文官要面子的方式比較特殊，甚至可以說扭曲。

比如說皇帝捧你，你必須得堅辭不受，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權愛名、道德敗壞;皇帝罵你，你必須得甘之如飴，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誠不堅、畏難懼諫。

總之，你必須要和正常的人性反著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大概是理學的負面影響之一吧——存天理，滅人欲。

然而，高務實作為實學派如今的大宗師之一，此前就提出過一個觀點:天理即是人欲。

[注:後世有人說王陽明讚成天理即人欲，這是不恰當的。心學是基於理學出現的，王陽明也很在意天理，只是他認為當時讀書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麽是天理，只是不願意去做。因此，王陽明更重視“致良知”的“致”，主要宣揚知行合一。不過這個問題大概沒有讀者樂意看，我這裡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過，高務實這句話有個前提，即在說“天理即是人欲”之前，需要重新定義什麽事“人欲”。或者說，他要為他口中的“人欲”做出一個規范——要區分什麽是“人欲”，什麽是“獸欲”。

比方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叫人欲，坑蒙拐騙、強取豪奪就叫獸欲;為光宗耀祖而努力讀書叫人欲，為升官發財而科舉舞弊叫獸欲。

雖然高務實反對當初申時行他們動輒聚眾講學，實際則不過袖手清談，因此他自己講學很少，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發表“學術觀點”。只不過，高務實發表“學術觀點”不是通過講學，而是通過在自家報刊上不定期發表文章來施行的。

毫無疑問，高務實不做無意義的事，他在發表學術觀點的時候都有明確目標:一來，朝廷如果要影響士林輿論，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論來，而這個理論不能僅僅只是說著好聽，還要有執行的可能。

按照高務實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他一貫的態度是“打擊少數既得利益者，但重視多數既得利益者”。如果這句話不好理解，那麽可以換一句更直白的: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是的，任何鬥爭都要講究這個原則，因為只有團結了大多數，才有能力打擊一小撮。否則你自己屬於“一小撮”，你拿什麽去打擊大多數?拿天靈蓋嗎?

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欲”，就是因為在他將“人欲”和“獸欲”區分開來之後，大多數人就會站在他這一邊。為什麽?因為正本清源之後會發現，儒家本來就是一門“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擺清高、談心性，屁都不懂，卻誰都敢於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這哪是儒家?這是犬儒啊！

高務實這些年發表的“學術觀點”不算多，但其中對這種“犬儒主義”批判卻不少，而這麽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實學派的“務實主義”。如果說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但並沒有明確一個人具體應該“行”什麽，那麽高務實提出的就是實事求是，並且明確指出了該做什麽。

該做什麽呢?不是泛泛而談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是“發展生產力”，並且“改革生產關系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生產力”。

換句話說——別瞎逼逼，都給老子去做事，去想辦法生產更多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問題不可怕，一邊出現新問題，一邊想辦法解決這些新出現的問題。

有人說，中國人想做點事往往需要“托古改製”。是的，托古改製在中國有獨特的社會基礎，因為中華文明在周公之後，其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去掉了“神靈崇拜”而轉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觀現實是高務實一貫的行事風格，那麽就來托古改製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狀元，也知道他的本經是《易》，因此他就從《易》開始論述。

他的學術地位已經擺在這兒了，因此別人需要說得玄玄道道的東西他敢於直抵本原——什麽是易?

按照高務實直白的觀點:“易”就是變化，而《周易》，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世界在不斷變化，而你不能改變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的變化。

由此，高務實對《周易》的論述就能濃縮為四個字:變與應變。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高務實對大明的思想理論體系——甚至中國多年來的思想理論體系的一次大顛覆。因為中國古代王朝是沒有發展生產力這個思維的，或者也可以說，農業社會本身也很難產生這種思維。

道理並不複雜，農業的進步是很難的，它很難自行產生跨越式的發展。以“耕地”這件事舉例:出現個金屬犁就是大突破，出現畜力拉犁又是一個大突破，然後呢?然後在犁地這件事上就很難再有新的突破了，因為農業社會能利用來犁地的“力量”巔峰也不過就是畜力。

在這種情況下，歷代王朝雖然還是會有一些社會發展中自行發現的新技術，比如這架犁的結構可以優化優化之類，但總體來說發展緩慢。既然如此，社會生產力進步緩慢，生產關系自然也不需要過分調整。

這也是為什麽高務實的改革在時人眼中看起來十分激進，但他自己知道其實非常溫和的原因。時人覺得激進是因為時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幾乎是恆定不變的，而高務實知道自己十分溫和是因為他更習慣於前世的發展速度——幾十年時間足以天翻地覆，能從農業國乾到世界工業之王。

當然，具體到現在的高務實，他知道自己一個人能力有限，一邊要改革，一邊要解決改革中必然遇到的問題，所以他也從各個層面給自己“創造盟友”。

拉攏後世人覺得全是廢物的勳貴，是因為他知道勳貴有足夠的原始資本，而且因為貪欲，他們會支持自己帶領他們賺更多的錢——那麽，人再廢物都沒關系，我也不需要你們指揮作戰，你們的資本和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輸出學術觀點，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獸欲”不可取，那都是我們儒家孔聖人鄙棄的，我們要做君子，要入世，要取之有道——也就是說，我們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然後以合理合法的手段獲得回報。

為啥要這麽做?因為只有把這種思想灌輸給更多人，所謂“士人不經商”這種思想才能真正被顛覆掉——憑什麽我讀書人就不能經商辦廠?我這是在為國為民啊！

我經商能夠讓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能夠讓南方的百姓騎上北方的寶馬良駒，我難道不是為民造福?

我辦廠能夠讓因災失去土地的民眾能來我廠裡找份事做，可以養家糊口，不會餓死街頭，生產出來的東西又能讓更多人生產生活變得便利，我難道不是為民造福?

至於你說我從中賺了錢，當然，我當然賺了錢，可那難道不是我應該賺的，不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正是因為如此，高務實作為這些思想宣傳的來源和主要推動者，他既不能直截了當接受皇帝這句話，也不能假惺惺堅辭不受。這裡頭就要講究一個度。

“皇上，追我朝先賢，以開國、靖難之大功，受國公之封自無不可，但您可知道，士林民間對於石亨、朱永……卻是恥笑至今。

臣受先帝所托而輔佐陛下，至今已三十來年。雖不敢說殫精竭力，但自問全心全意，確有些許微勞。不過，這些都只是舊日之功，皇上並非漏賞。如今臣既無新功，甚至還剛剛遭受彈劾，又豈敢應下這國公之賞?還請皇上收回成命。”

朱翊鈞呵呵笑道:“新功嘛，這個不著急。朕日前得沈先生在南京所呈奏疏，言南京宮室破敗，難以迎駕，須得整修一番才堪使用。也就是說，南巡一事暫且不急，總得等西征勝利之後才方便……

日新，收復西域乃是你一力主張、一力操辦，雖人在中樞，卻閣令萬方，調配天下。此戰一勝，自然是你首功。西域乃我華夏故土，失之數百年之久，今若複之，功何其大?彼時你以此功為憑，莫說封一國公，便是異姓王又有何不可?”

高務實連忙道:“皇上慎言，太祖有祖訓，異姓不可封王……”

“朕知道！”朱翊鈞打斷道:“但你說異姓不可封王……那成祖封也先土乾為忠勇王、先帝封俺答為順義王，卻又怎說?難道我漢人異姓是異姓，蒙古異姓反倒不是異姓了?”

啊，這……

高務實一時語塞，想了想道:“這自然還是有所區別。也先土乾(不是也先太師)那個忠勇王封之有因， 大抵是成祖千金買馬骨之意。況且，他這個王水分也大，實際位在侯伯之間——皇上可記得，《實錄》中載:‘賜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可見這忠勇王成色幾何。”

朱翊鈞擺了擺手:“朕不比你編纂過實錄，這些細節朕可記不得。不過，即便不說忠勇王，那順義王呢?先帝和朕可都沒讓順義王‘坐侯之下、伯之上’啊。”

這下高務實可真是找不出禮法上的理由來了，畢竟兩代順義王都沒來過京師面聖，他究竟該坐哪個檔次的位置，這玩意兒沒有客觀證明。

但高務實肯定不敢接“異姓王”這個茬，因此馬上想到另一個道理:“順義王也是特例，俺答老王當年乃是帶著數千裡封疆、十萬鐵騎內附而受冊封的，臣生而為漢臣，豈能與之比擬?”

朱翊鈞倒沒料到這還能被高務實找出理由來，也不禁語塞片刻，但讓高務實萬料不到的是，朱翊鈞忽然面現思索之色，沉吟道:“你說這話倒也有理，不過……若說帶土內附，你其實也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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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來你們還是覺得我一個人蛋疼就行了，你們恕不奉陪……好吧好吧，臣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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