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當李昖發現必須給顧養謙或者說顧養謙背後的某位大人物交待之時不挑別人，偏偏就挑中李山海?

因為兩點:一是顧養謙信中點名批評了好幾位朝鮮大臣，幾乎各個派系都有，但卻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為代表的北人黨要員;

二是李昖本人對北人黨有他自己的判斷，那就是北人黨的凝聚力不強，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來，也不用太擔心北人黨一家獨大，他們內部分裂的可能性相當高。

第一點是客觀事實，李昖雖然不確定根源是什麽，但大致能猜到一些，無非就是顧養謙或者說顧養謙身後那位大人物認為李山海傾向內附，有助於某些事情的推進。

第二點目前而言應該說是猜測成分居多，但李昖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這信心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他這麽多年來居高臨下觀察和掌控朝鮮黨爭得來的結論。

朝鮮黨爭由來已久，不過太遠的就沒必要細論了，就說李昖這一朝。他這一朝的黨爭始於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後世的說法，但朝鮮的國王在世時應該怎麽稱呼年號我真沒查到，讀者諸君姑且將就一下吧。)，當時圍繞吏曹銓郎一職，士林內部又開始分化，逐漸形成了以金孝元為首的後輩士林以及與沉義謙為首的前輩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漢陽城東的乾川坊，於是以金孝元為首的後輩士林被稱為東人黨，而沉義謙居住在西邊的貞陵洞，因而以沉義謙為首的前輩士林被稱之為西人黨。

西人黨多為李耳及曹植的門人，屬於畿湖勢力;東人黨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傳弟子為核心的嶺南勢力構成。

宣祖八年，朝鮮政局發生了變動，東西兩黨對峙的局面最終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亂發生前，“鄭汝立謀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冊封事件”又成為了東人黨分化的契機。

鄭汝立受李耳引薦進入朝堂，萬歷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李耳去世。鄭汝立由西人黨逐漸向東人黨靠攏。

鄭汝立被推舉為弘文修撰後曾“入對經延，詆斥樸淳為奸邪魁首，李耳為誤國小人，成渾黨奸陳疏，欺罔君父”。朝鮮義州牧使徐益曾書“臣伏聞鄭汝立於延中進攻李耳，遂及樸淳、鄭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為“汝立本李耳門下士也”。

換句話說，這鄭汝立幹了一件好比原歷史上大明張居正時期出現的“門生彈劾恩師”事件，也就是劉台以《懇乞聖明節輔臣權勢疏》彈劾張居正同樣的性質。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鄭汝立這件事影響更壞。

歷史上劉台彈劾張居正，主要出發點是他認為張居正作為輔臣權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視祖宗成法;鄭汝立則幾乎是人身攻擊，直接開口罵恩師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這兩者之間的性質顯然還是有區別的。

由於朝鮮的政治體制幾乎照搬大明，所官場風俗也類似，“欺師滅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質等同於“謀反”。於是鄭汝立毫無疑問就被罷官歸鄉，“而潑等相繼伸救，每擬三司之望，上終不用，雖外官亦不落點，汝立忿恚愈甚”。

這幾句話是說李潑等東人黨人士雖為汝立發聲，但鄭汝立終究未能為官。歸鄉之後的鄭汝立廣泛結交各個階層人士，創立了大同禊——咦，這個劇情是不是又有點像顧憲成罷官講學而形成東林黨?還真是世間從無新鮮事。

隨後“黃海道觀察使韓維、載寧郡郡守樸忠侃、安嶽郡守李軸、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書言:‘前修撰鄭汝立謀叛’”。

樸忠侃、李軸、韓應寅均為西人黨，西人黨抓住了“鄭汝立謀反事件”向東人黨施加壓力。生員梁千會曾上疏發表“論鄭賊與朝紳密交某某雲，乃李潑、李潔、金宇顒、白惟讓、鄭彥信、崔永慶等也”的言論，結果崔永慶被誣陷而慘死獄中。

鄭汝立謀反事件之後，西人黨在鄭澈的帶領下勢力達到極盛。日後在東人黨的分化中，鄭澈打壓東人黨的行為，以及崔永慶慘死之事，更是加速了東人黨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萬歷十九年)，柳成龍與鄭澈商議世子冊立問題，當時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后樸氏並無所出，李昖偏愛與仁嬪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時，李山海的兒子李慶全收買了信誠君的舅舅金公諒。金公諒誣告鄭澈擾亂后宮，陷害王子。信誠君之母金嬪為了保護信誠君，果斷背叛了鄭澈以及西人黨。此後鄭澈果真在經延之中提議立世子，李昖頓時大怒，當面訓斥鄭澈，而彼時李山海對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為契機，東人黨開始批判鄭澈，同時為“鄭汝立謀反事件”中被下獄致死的崔永慶伸冤。就這樣，鄭澈被罷職，先後被流放到明川、晉州、江界等地。再後來，就如何處置鄭澈以及西人黨的問題，東人黨便分化了。

世子冊封事件後，鄭汝立謀反事件中崔永慶慘死獄中之事再次被提及，兩件事疊加，最終導致東人黨出現分化，形成了主張僅驅逐鄭澈、肯定他黨存在的南人黨，以及主張將西人黨全部驅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黨。

由此，朝鮮歷來的黨爭傳統使得政治生態不斷惡化，朝堂之事事無大小均會成為政黨間彼此攻擊的舞台。而隨著壬辰倭亂爆發，國家外患滋生，可黨爭在朝堂之上並未停息，只不過此時黨爭的焦點轉移到了宣祖“播遷”和渡遼“內附”的問題上。

兩種關乎王朝命運走向的主張，與此時的黨爭糾纏在一起，盤根錯節。這其中的爭端過程前文已經說明，此處不再贅述，但需要補充一下三黨態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當時局面危急，隨著播遷地點不斷變化和對內附事件的爭論，一時間激起了各個黨派的鬥志。此時對於遼東內附事件爭論的落腳點便在播遷地點的選擇上，因為播遷地點以及播遷方向的選擇，直接關系到宣祖是否有渡遼內附的可能性。

之前說過，最早提出去遼東內附建議的是李恆福，但當時李恆福屬於無黨派官員，他是直到光海君當政時期才逐漸成為西人黨領袖的。而在臨津江防禦失敗的消息傳入朝堂後，渡遼內附問題再次被提及。

彼時廷臣皆言:“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複可為。”顯然對於內附還是心存抵觸者居多，然而面對嚴峻的戰爭形勢，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議。

此時黨派攻訐的焦點在播遷地點的選定上。播遷地點的選擇與遼東內附關系密切，因為通往明朝遼東地區最近的便是義州地區，播遷義州，便代表廷臣對此舉已無爭論。李昖和各黨重要人士對於播遷地點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恆福認為，如若渡遼內附計劃確定，那最好的播遷地點便是與明朝遼東地區一水之隔的義州地帶。

當李昖一行人馬出發前往東坡館之時，曾詢問都承旨李恆福，李恆福認為“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則便可赴訴天朝”，李昖對於李恆福提出的由義州內附之事表示讚同，甚至在柳成龍等人攻擊李恆福時，他親自出面維護李恆福，公開表示“內附本寓意也”——這是我的意思。

此時南人黨分為兩種意見，一是以柳成龍為首的黨人，他們對於“播遷”以及“內附”之事堅決反對。

柳成龍提出兩點反對意見:一方面柳成龍認為“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義之士不日奮起”;另一方面認為“君雖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

他說這話是為何?是因為此時南人黨成員金誠已在組織義軍活動，同樣出身南人黨的李舜臣在海戰中取得了不小的勝利，因此一旦“內附”，民心、將心渙散，便再無復國可能。

此外，出於私心，柳成龍也想保住南人黨的戰績，以便在接下來的黨爭中掌握主動權和發言權。所以，作為南人黨成員的柳成龍才會指責李恆福“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

彼時孤立無援的李恆福顯然無法與之抗衡，隻得退後不語。

南人黨中的第二種意見，便是以李德馨為代表，讚同“播遷”而對“內附”之事持中立態度的黨人。

南人黨成員李德馨主張向鹹興方向播遷，他認為“今封疆以蹙，只有鹹鏡一道而已，鹹興府兵多糧廣，足以據守”。

但西人黨成員尹鬥壽反對播遷此地，尹鬥壽對此提出三點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則退住之處，只有三件。急往寧邊，繕修器械，召集江邊士兵以守之，事急則向義州，赴訴天朝，以明仍賊入寇之說，上也;

遠向江界，集諸郡之兵，嬰城固守，則可至一二月，事急則江界下遊即鴨綠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國寬甸堡，二也;

鹹興形勢，臣所備諳。城大而地，四面無險，欲召士兵，則北路必乘虛入寇，欲向南道，則道路險絕，未易等過，賊踵其後，必成圍困，此決不可行也。”

尹鬥壽曾擔任過平安監司，而平安道與鹹鏡道相鄰，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尹鬥壽對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鹹鏡道鹹興的地形之時，有理有據，且十分具有說服力。

不止尹鬥壽，同屬西人黨的鄭澈也堅決反對播遷和內附，當李昖問及鄭澈江界的情況之時，鄭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來，此是窮邊苦寒之地，風土極惡，糧道難繼”，尹鬥壽讚同鄭澈此言，認為播遷江界後將“無以號令”。

不過，在識破李昖和李恆福的謀劃以及參考嚴重的戰爭形勢後，尹鬥壽一改前態。他提出可往江界與寧邊，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慮，暫時性地滿足李昖去遼東內附的願望，但實際上卻仍然是滿足西人黨利益之舉。

原因在於江界和寧邊均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鬥壽曾在此積累了不錯的實力，同時江界也曾是西人黨領袖鄭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為西人黨勢力優勢區。

寧邊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一來其與鹹興之間有通行的道路，越過寧邊，便可到達鹹鏡北道，於是便使持不同意見的大臣再無反對的理由。

同時鹹興可通往義州，又滿足了李昖欲渡遼內附的願望。而後播遷地點選定為寧邊，這實際上契合了西人黨的戰爭策略。

當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離開平壤，向寧邊進發。同日到達肅川，再次日到達安州，又次日到達了寧邊。到達寧邊後，君臣開始討論今後的戰爭戰略問題。

此時有三種方桉:死守平壤、往遼東內附、抵達江界進而向鹹鏡道方向繼續播遷。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只有西人黨成員與李昖進行君臣抗爭，因為此前南人黨成員柳成龍在接待大明來使，並未能參加此次討論。

於是在朝堂之上西人黨一黨獨大，獨立與李昖進行諫爭。尹鬥壽此前被派遣留駐平壤，西人黨成員十分信任尹鬥壽，因而在此次君臣諫諍中，西人黨全體成員均不再讚成渡遼內附，全部主張等待平壤消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則出奔北道繼續播遷。

西人黨鄭澈對於尹鬥壽十分有信心，曾表示“臨近則賊為主，我為客，平壤則我為主，賊為客矣”，認為平壤可守。鄭澈以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國家依舊有存身之地。為此，鄭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遷之地江界，以此來表示對於內附的反對。

西人黨成員崔興源同樣認為“賊勢若挫，則北道可往”，同時崔興源提出了如若內附的幾點顧慮:一是宗廟社稷無處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時遭受倭寇夾擊，朝鮮定會無法應對;三是“遼東人心艱險”。

此時李昖數次與大臣展開辯論， 但僅李昖與李恆福讚成渡遼內附，李昖曾直言“與其死於賊手，母寧死於父母之國”，甚至不惜提及安南國舊事。

李昖認為“赴遼，非但避難。安南國嘗亡其國，自為入朝，天朝發兵送之，安南國得以復國”。所以在他看來，一來大明“撫藩字小”，肯定不會置朝鮮於不顧，其次此行不專為內附，還與請兵相聯系。

最終結果便是李昖一行奔向義州為赴遼準備，世子光海君則往江界，進而抵達鹹鏡北道。此議一出，李昖便拋棄了反對內附的官員，令領議政崔興源等與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廟於北道。

及至此時，朝鮮朝廷仍是西人、南人兩黨的天下，北人黨因為李山海被罷暫時蟄伏，而當他在柳成龍執政陷入麻煩之時回歸，重新帶來的北人黨卻又隱隱已經有了“大北”與“小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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