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可?難道朕定的這額度高了嗎?朕覺得不高啊！”

　朱由校假裝什麽都不知道的反問道:“大明幅員遼闊，人口繁茂，可每年歲入也就幾百萬兩銀子而已，朕定一萬兩的最高額度砍頭有何不對?難道這定罪不以國庫歲入為準，還能用其他東西定論嗎?”

　“況且，這可是一萬兩銀子啊！朕不用殺頭來震懾那些貪官汙吏，日後必然又會讓這些人死灰複燃的。”

　對面殿內的那些閣臣聽後，頓時啞然，他們都不知道怎麽回答朱由校的話了。

　誠然，一個人貪汙一萬兩銀子，確實對比國庫而言，有些多了。

　但對於他們這些內閣輔臣來說，他們能爬到今天這個地步，一旦真的管不住自己，參與到貪汙受賄的事情上的話，隨便一次簡單的貪汙受賄，那都得一萬兩起步了，而且這還是友情價了！

　若是他們真的同意朱由校這話，把貪汙受賄殺頭的最高額度定在了一萬兩的額度上的話，那不是要搬起石頭砸他們自己的腳嗎?

　他們能爬到內閣閣臣的位置，個個都是人精，自然不會乾這種蠢事，所以都在拒絕。

　見周圍眾人都不回話，而後看著自己，葉向高知道身為東林黨魁，內閣首輔，他必須要在這時候出頭了。

　當下，葉向高回道:“回稟陛下，貪汙受賄是禁不了的，朝廷要想根治此事，難！”

　“所以，治理貪汙受賄，與定最高貪汙額度，殺頭不殺頭，其實沒有太多關系，因為殺的再多，依舊禁不了。”

　“這一點，太祖高皇帝時，殺了那麽多貪官，可貪汙受賄至今依舊沒有禁止，足可見想要解決此事，靠殺頭震懾貪官汙吏，是沒用的。”

　“而臣以為，我朝貪汙受賄之所以屢有發生，還是因為官員品性不好，品性不端者，當官後，掌握權利，一旦有機會接觸錢財，必然會貪汙受賄。”

　“故而，臣覺得，陛下若想根治這貪汙受賄之風，當從官員的品性出發，選出有君子之風的人才為官，這必然會令貪汙受賄之風斷絕。”

　聽了葉向高一口氣說了這麽多，朱由校並未立即回話，臉作深思狀，像是在想著什麽一樣。

　其實，內心裡，朱由校是在觀察著殿內這群閣臣。

　看到他們驚慌失措的樣子，朱由校心裡冷笑，朕不過是想待會好好嚇你們說了這個話，沒想到大招還沒放，倒先把你們嚇出冷汗了。

　當然，朱由校心裡也清楚，他們為什麽會這麽怕。

　試問一下，在場的哪一個閣臣，自己沒點齷齪事情，而大明的文官，除了少部分人外，多數當官後，家裡無論窮得還是富得，基本上財產都暴富了，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猜猜也就猜到了。

　對於這些，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其實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沒人去戳破此事，皇帝是擔心戳破事情，會讓固有的朝廷格局癱瘓不穩，引發亂子，這也是朱由校今天故意裝作不知，提起朱元璋時的反腐的原因。

　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許他們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裡，他們都一心以為皇帝不清楚而已，純粹是給自己找個心裡安慰，所以但凡心裡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這些東西的，因為說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這也是很多貪汙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貪汙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謂的防微杜漸，皇帝是知道這是根本實現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後期，官員貪汙成性時，皇帝動不了官員，也只能想方設法的去民間撈錢了，畢竟官員貪的錢，多數原本就該是皇帝的。

　說來，貪汙受賄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體上的一顆毒瘤，不過到了明代，這種毒瘤卻漸漸演變成了整個社會輿論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國之初，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就已侵蝕著這個新生政權的肌體。

　不過，由於朱元璋吸取了偽元滅亡的教訓，加之他的貧苦出身，深知貪官汙吏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闊斧地開展了反貪運動，從而極大地抑製了貪汙腐化現象的孳生和進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還算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定。

　可是到了中後期，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已擴散到封建王朝肌體的全身，直接嚴重地威脅到明政權的存亡。

　隨著政治的腐敗，加之商品經濟的刺激，明中期之後貪賄現象日益嚴重，早在處於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統年間，貪賄腐化現象就已死灰複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汙為不道德，正德、嘉靖兩朝以後，則社會輿論大變，認為不貪汙為無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貪官，他把持朝政，公開賣官鬻爵，大肆收受賄賂。

　江蘇江陰縣富家子弟徐頤，胸無點墨，因向王振行賄而當上了中書舍人，京師人們稱之為“金中書”。

　地方官朝謹也必須向王振行賄，史載:“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飽而出，門晝夜不得合。”

　但這時，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數官員仍能廉潔自律，縱有個別貪賄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後，隨著政治的進一步腐敗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當時， “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惡，計大小，計貧富，計遲速”。

　為保住官位和謀求升遷，下級對上級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官場中的吃喝風、行賄受賄風也愈演愈烈，官員之間經常“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

　本朝大詩人謝肇浙便對官場的吃喝風時說過:官吏富豪“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

　而吃喝風的盛行又進一步助長送禮行賄之風的蔓延，到了“納賄受賂，公行無忌”，“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

　要說這些東西，手中握有遍布天下的情報網的錦衣衛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說，大明中後期的皇帝都清楚，只是裝作不知道而已，畢竟，於上位者而言為了政局穩定，一切都要以大局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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