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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官場是貪汙成風，韓王康都沒有整頓一下，公仲侈這個時候還貪汙受賄，給宋人說話，還被魏國使者甘寧指點出來了，這個固然可惱可氣，但是韓王康對於甘寧更是不爽。

這家醜不可外揚，所以韓王康也沒有怎麽追求公仲侈的罪過，隻是點了點頭，放了公仲侈一馬。

甘寧有感於韓國朝堂的，幾乎已經爛到骨子裡了，看來是沒救了。

求助於韓國現在看來是不成了，韓王康唯利是圖，這個時候又沒有真正威脅到他們韓國的利益，所以袖手旁觀，在新鄭這邊隔岸觀火，看熱鬧還是說得過去的。

就是不知道邯鄲那邊是什麽情況。

甘寧拜別了韓王康，回到驛館，便開始打點行李，準備啟程回國了。

……

“韓王、趙侯二人真是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他們以為作壁上觀宋人就會放過他們了嗎?妄想！癡心妄想！”

在大梁的魏王宮中，魏王又召開大朝會，對韓趙兩國的肉食者未能深謀遠慮的事情大發雷霆。

“大王息怒！息怒啊！”魏國的朝臣們已經習慣於跪下來，山呼老魏王息怒了。

沒辦法，這是一個比較任性妄為的君主。

正所謂食君之祿，分君之憂，他們吃的是老魏王的俸祿，享受的是大魏國的食邑，自己要給老魏王說好話，出諫言，事事無論巨細都要為大魏國的好壞著想，考慮周到。

現在老魏王為了魏國危難，而韓趙兩國不肯出兵援救的消息而暴跳如雷，他們也都無計可施。

魏國的朝堂上，大半的朝臣都是儒家出身，他們忠君愛國，但是治國安民的能力卻不是很強，他們這些儒生知道修身養性，如何去做一個合格的謙謙君子，伐戰、伐交、治國、安民等方面的事情他們都有所涉獵，但不是特別擅長就對了。

魏國經過李悝變法之後，大量的天下賢才爭相湧入魏國，首當其衝的就是諸子百家。哦不，應該就是諸子百家，當時天底下所有的賢才幾乎都被諸子百家一網打盡了。

不過魏國當時流行一個學派，叫做河西學派，公孫衍就是出身河西學派的。

河西學派裡面的各式各樣的人才是應有盡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兵家的，諸子百家之人無不出現在河西學派之中，為魏國的鼎盛出了一份力。

為什麽魏國的賢能層出不窮?

諸如商鞅、張儀、范睢、犀首都是從魏國跑到秦國去的，這些人都有著經天緯地之才，治世之才，王佐之才，卻沒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不能一展抱負，這才去到秦國建功立業，魏國便是由此人才凋零，後力不足的。

魏國能早就賢才，卻不留不住賢才！

有一個古語叫做“楚材晉用”，現在一樣可以套用到戰國時代，“魏材秦用”！

不管怎麽說，現在魏國的人才儲備還是足夠雄厚的，雖然大量的經世濟用的賢能出走他國，但是以如今魏國的富庶，和老魏王禮賢下士所開出的優渥的待遇，還是能留下不少的人才的。

魏國的高端賢才少之又少，能拿的出手的就是公孫衍、惠施等人，至於良將，魏國的良將倒是很多，孫何、馮鞏、翟章、公孫喜等人都是良將，但是魏國缺乏那一種有著大局觀的主將。

在魏國的國內，朝野上下，無論是朝中的新興公卿大夫，還是各地的官吏，絕大多數都是出自河西學派。

河西學派如一個龐然大物一般，影響力可見一斑。

河西學派原本是子夏、公孫豹、樂羊等人創立的，

囊括諸子百家的人才，學以致用。河西學派先是在魏國蓬勃發展，後來秦國商鞅變法，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河西學派的賢才爭相出仕秦國，隨著秦國愈發地強盛，河西學派這個龐然大物，也漸漸將自己的觸手伸到華夏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其學術，影響了整個戰國亂世！河西學派是戰國時期最大的學派，創始人是子夏。

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子夏來到魏國西河(今陝西關中東部黃河沿岸地區)講學，傳播儒家經典、文化和學術思想而形成的著名儒家學派之一。

西河學派中有不少人成為魏國的治世良臣，該學派為弘揚和發展儒家思想，以及前期法家思想的成長起了很大作用。

在先秦思想史上，卜商子夏乃是一位承前啟後的重要思想家，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一位長期被忽視的人物。

說他被忽視，一是因為其學說主要靠口耳相傳，所遺留者經秦滅書後亦多散佚。

二是因為現在通行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書中，一般都沒有關於他的記述。

實際上，卜商子夏是春秋戰國之際孔門中由儒學禮治思想過渡到法家政術思想的一位樞紐人物，名震當時，學澤後世，是孔子經世思想的嫡傳弟子，是法術政治思想的先驅，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中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

子夏經世致用的歷史觀影響深遠。

孔子死後，子夏講學西河，向弟子傳授六經，對《春秋》的講授尤為注重。這是子夏本人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所決定的。

子夏傳《春秋》，將歷史學導入政治。他所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義”，後來傳授於公羊學派，形成對漢初政治影響極大的《春秋》公羊之學。著名的董仲舒即是這一派的傳人。

晚清時代著名改革思想家魏源、龔自珍、康有為也都屬於公羊學派即今文學派。

魏、龔經世致用、變古適今的政治改革思想，當時流傳到日本，對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政治思想發生了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子夏也極其注重春秋時代的史事故實，此在《左氏春秋》中保存最多。此外，子夏也注重於訓詁之學，這一學派即《谷梁春秋》。

以現代學術的觀點看，可以說“公羊學”注重於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哲學。

而《左氏春秋》注重於史料和政治歷史，“谷梁春秋”則偏重於語言分析哲學。如果說《春秋》之學開創於孔子，則子夏正是將其學說發揚光大而形成上述三大學派的最早傳承者。

吳起在鄭與秦軍展開決戰，魏軍大勝。

魏太子擊趁秦軍西河守軍主力圍攻吳起防守空虛之際，指揮黃河東岸的魏軍渡河。太子擊率軍攻破了秦國西河防線的軍事重鎮繁龐(今陝西韓城孔子講學東南)，秦國的西河防線被魏軍徹底突破了，大批的魏軍進入秦國。

魏文侯在西河地區一方面完成了軍事佔領，另一方面把魏國的便民政策帶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擁護，魏國在西河建立了穩固的統治。

魏國在西河實行的新政策對秦國百姓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簡公為了安撫民心，被迫實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對秦攻略中除了軍事打擊、政策攻心外，還進行了文化滲透，著名的西河學派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秦人本是華夏西陲部族，由於受到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而放棄了西向發展的打算，改向東方發展，商鞅變法後子夏畫像更激起了統一中原的雄心。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卻對中原文化很向往。

於是魏文侯重用當時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為老師，在西河講學。

子夏是孔子的學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歲，生於公元前507年。

魏文侯在延請子夏來西河的時候，子夏已是百歲老人，很少親自教授了。

而且子夏由於老年喪子之痛，哭瞎了眼睛。 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齊人公羊高、魯人谷梁赤、魏人段乾木和子貢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傾向，在孔門弟子中，子夏並不象顏回、曾參輩那樣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獨創性的思想家。他關注的問題已不是“克己複禮”(複興周禮)，而是與時俱進的當世之政。

因此，子夏發展出一套偏離儒家正統證質觀點的政治及歷史理論。

吳起、商鞅變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顯然源出於子夏之術。

子夏注重君王用權之術，認為君王必須注意研究政治歷史。他說:“有國有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善持勢者，早絕奸之萌。”(《韓非子・外儲說》)主張治國者要學習《春秋》等史書，汲取歷史教訓，消除危機於萌芽狀態，防止失權以至政變。

盡管子夏非常注意養生，身體一直很健康，但畢竟年事已高，而且雙目失明，最初對魏文侯的邀請是很猶豫的。

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國士人的靈魂宗師，決心一定要請子夏到西河坐鎮。

於是，魏文侯親自拜子夏為師，對子夏異常尊重。給國君做老師是儒的最高榮譽，即所謂的帝王師。子夏是第一個享有這個榮譽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沒有享受過如此尊高的榮譽。

子夏被魏文侯的誠意感動了，決定親自到西河坐鎮。

由於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師，而且親自坐鎮西河，華夏文化的重點就轉到了魏國，轉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學派。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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